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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一中学校友会论坛 论坛 茶余饭后 谁知大同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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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大同大不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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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6 14:4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2-1-16 14:48 编辑

摘自越秀区——《越秀商业老字号》

                                                           

大同酒家位于沿江西路63号,创办于1938年,原名广州园酒家,早在三四十代,该店即以装修豪华、烹饪技艺高超而声名显赫。


    广州人大多知道广州西濠口处有家出名的大同酒家,但又有多少人会知道它与一般酒家大不同的传奇经历?20世纪末广州出版的两本《著名老字号》,都没有说清楚其民国时期的经历,故本文突出地详谈。

  敌产谜团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香港“太平绅士”冯俭生当老板的大同酒家,被国民政府的敌伪产管理局广东局宣布为“敌产”,予以没收。一时社会哗然。随着冯俭生一走了之,返回香港,不作任何申诉,大同酒家究竟是不是敌产成了一个谜团。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1938年10月广州被日本侵略军侵占。随后日本人中泽亲礼在西濠口开设广州园酒家。由于亏损,到了1942年,中泽亲礼便放盘“卖枱”,香港大同酒家老板、饮食界名商冯俭生用了十多万元军票“买枱”过来,把广州园易名为“大同”,自己亲任总经理,由钟林任司理。
  冯俭生素有经营饮食业经验,又有几位名厨相助,接手一年后便大有起色,同是酒家、同一地方,广州园门庭冷落一潭死水,大同却车水马龙风生水起。
  “田瘦冇人耕,耕好有人争”,来争大同的却是旧东主中泽亲礼。当时是日本人的天下,中泽嚣张得很。他找上门来,扬言“卖枱”不等于铺位长期出租,威胁要收回。中泽名为“亲礼”,却甚为无礼,其所为正如俗语所说“翘起条尾就知是屙屎或屙尿”啦!无非是要分一杯羹。冯俭生与他的智囊团开会研究。会上两派意见,一是“狗死狗蚤死”,立即歇业,决不让日本人佔便宜;一是忍辱负重,“除了笨有精”,虽然给了日本人一些干股让它占去便宜,但自己毕竟赚大头,而且可借日本势力立足。冯俭生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平白让中泽亲礼占了若干股份,令广州大同成了名义上的“官商合办”。
  所以,抗战胜利后说大同酒家是敌产也并非空穴来风。
  但很明显,冯俭生当年是被迫让日本人占去股份,日本人是既没出钱也没出力,是货真价实的勒索者。所以有人向冯俭生建议,向广东省敌伪产管理局如实申明情况,收回广州大同。冯俭生苦笑着说了句“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就返回香港经营香港大同酒家去了。广州大同是否敌产?不言自明。古语有云“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冯俭生看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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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6 14:53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2-1-16 14:53 编辑

                                                                           竞投内幕
  当年处理“敌产”有两种方法,一是公开竞投,二是内部交易。
  大同酒家这一“敌产”属于“抢手货”,当时广州的党政军各种势力都企图抢吞这块肥肉。军方先派人对广东敌伪产管理局局长林继庸声明,军队缺粮饷,应将大同酒家拨归军方。政府与警察局也不退让,各以不同理由要抢夺大同。但最终获得大同酒家的,却是商界有广州第二代“茶楼大王”之称的谭杰南。
  说起个中奥秘,真是惊险曲折,黑幕重重。
  话说广东敌伪产管理局面对多方纠缠势力不知如何是好,正所谓“顺得哥情失嫂意”,谁都不好得罪。有个局长秘书叫刘嘉伟的,是黄埔军校第七期学生,颇有见识,出了个“人人得罪”主意,主张对大同酒家实行公开开投价高者得。林继庸局长一听,拍手叫好,因为这样一来各方互相牵制。经向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后不久就获得批准。
  谭杰南是广州茶楼行业的锐意改革者。他年青时从金华茶楼艺满出师,后来到襟江茶楼做师傅。到他投标大同酒家时,已拥有陶陶居、莲香、云来阁、涎香、六国、七妙斋以及四家金陵、香港清华阁、澳门六国等茶楼的股权。对大同酒家的竞投,谭杰南志在必得。为此他动用可以动用的社会关系网,从市警察局到广东敌伪产管理局都买通人事内线。
  有钱是否就一定能令鬼推磨?
  大同酒家开投前夕,主持者广东敌伪产管理局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并附来一颗子弹。来信警告说如一意孤行公开开投,或许开投会场会被投炸弹,总之一切后果自负。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已应承支持谭杰南的主持者不好交待,只得硬着头皮找到坐镇广州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大同酒家开投与被恐吓的事一一禀告。幸好张发奎老婆对大同酒家不感兴趣(她在城内已拥有10多家产业),张发奎也恼怒恐吓者不给自己这广州行营主任面子,一口答应公开支持敌伪产管理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开投之时,谭杰南带来几个“围内”的财东前来参加开投(实际都是他的人),以为既然搭通了“天地线”,就不会有“围外”人来参加竞投的,那么只要大家装模作样唱投一番,便可以低价投得。
  谁知开投之时,却来了位不速之客——饮食界同行麦苏。谭杰南不由一愣。起投价由港币5万元开始。竞投中,谭杰南志在必得,麦苏也寸步不让,这样一直增到10万元,比开投价翻了一番。谭杰南一咬牙,喊了个10.05万元,并提出谁再高也必须再比对方高500元。那时500元不是小数目,麦苏这才停止喊价。谭杰南虽然最终投得,但价格实在太高,远远超出预算。
  那么,有没办法降低价位呢?
  竞投后两天,有个叫杨腾的到麦苏府上拜访,告知说谭杰南嫌贵想不要大同了,那么麦先生作为10万元叫价的第二票要不要呢?只要麦苏也嫌10万元太贵,那么自然是第三票叫价者所得。这第三票不但叫价低得多,而且是谭杰南的人,换句话说谭可抵价投得了。谁知麦苏表示,如果谭杰南不要,他坚决要。
  谭杰南只得按第一票叫价10.05万港元成交。
  谭杰南不愧为“饮食业名家”,牙齿当金使,对帮他的都送上厚礼,彼此皆大欢喜。事后还大宴高官巨贾,搞好方方面面关系,借此为大同打开经营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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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6 20:16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2-1-16 20:27 编辑

  高超经营

  谭杰南以高价投得大同酒家后,有些同行却在旁冷笑等着看热闹。因为谭杰南虽号称“茶楼大王”,但茶楼不同酒家,所以谭杰南是“外行”。冯俭生当年一接手就令大同风生水起,是因为冯资本雄厚,又得香港大同酒家名声号召,本人又是酒家经营行尊,岂谭杰南可比?
  谭杰南却令看热闹的冷笑者“满地找眼镜”(“跌眼镜”是粤俗语,意为估计错误)。从1946年初到1949年秋,大同纯赚港币近百万元,获利之巨令广州任何一家酒家在同期内望尘莫及。
  谭杰南的经营确有与别人大不同的高超之处。
  谭最看重的是经营自主权,所以那些曾帮谭参加竞投的官员想参股入大同,都被谭婉言谢绝。实在得罪不起的就给予红股(不需拿出现款投资,但分配利润之时按股付给)了事,不让他们左右酒家经营。
  谭除了本身资本雄厚之外,还有一些经营绝招。一是名菜起家,所谓名菜,不是一般用料家常菜,而是特别用料,比如鲍参翅肚、山珍海味等,因此价钱不菲。但这能满足高官巨贾达官贵人穷奢极侈的欲望。当年宋子文、蒋经国、蒋纬国、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孙科、何应钦、张发奎、罗卓英、吴铁城等军政要人,都是大同的座上客!二是联络得宜,谭杰南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但从不持势凌人,也舍得花钱,连丐帮也打点到,因此酒家营业顺风顺水,从没出什么乱子。而对社会名流、有影响人物,遇上他们有婚丧嫁娶者,酒家都派人上门道贺或吊丧;遇上节日,则送上应节礼品。最后极为重要一点,便是员工的同心协力。大同老板定下许多奖勤罚懒条例,用经济手段刺激职工,使之安心兼拼命工作。酒家700多个座位,但只有100多职工。从上午7时开茶市到深夜11点收市,一天要干15小时,但人人争着干,唯恐少了奖金,因此大同的工作效率非常高。
  大同大同,遭际与众大不同!
  1955年初,大同酒家作为饮食业第一家公私合营的试点企业率先合营,那是后话了。对于其20世纪40年代的详细情况,如今不说以后恐再无人知啦。
  有诗为证:
  门前冷落广州园,招顶冯生赚大钱。
  敌产谜团诚可叹,传奇更有杰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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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6 22:07 |只看该作者
62桃李 发表于 2012-1-16 14:53
                                                                           竞投内幕
  当年处理“ ...

      文中提及的广东敌伪产管理局局长林继庸系我祖先鄉賢林謙公第三代子孫,我的前三代叔公。可能因為林繼庸的關系,家族多人都在廣東敵偽產理局工作,包括堂伯爺、堂姑媽(仍健在美國)和我先父等人。辦公地方就在沙面。
生命在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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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草 发表于 2012-1-16 22:07
文中提及的广东敌伪产管理局局长林继庸,系我祖先鄉賢林謙公第三代子孫,我的前三代叔公。可能因為 ...


哇,三少系正宗嘅名门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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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7 17:18 |只看该作者
如梦令 发表于 2012-1-17 10:26
哇,三少系正宗嘅名门遗少。

      沾小小光吧!由族譜可見,鄉賢林謙(德光)公育有七個兒子,林繼庸(荷達)是第四仔中的第三代,我是第六仔的第六代,輩份比我高三代。

百度資料:
林继庸(1897~1985年),号仲庸、荷达,广东省中山市南蓢大车村人。1913年和1919年分别在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及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肄业。1920年到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系。1926年回国,任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爆发淞沪战役,被十九路军聘为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持抗日。1933年为避免日军搜捕,曾前往欧洲游历。1936年回国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1943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粤桂闽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处理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曾任“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秘书长、“经济部工业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等职。1985年病逝于台北。著有《民营厂矿内迁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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