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上一票决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人

62桃李

                                                  2011-12-1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王稼祥
无论是在中共党史上, 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上,遵义会议都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在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也由此使得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历史的选择却也离不开人为的因素。那么，是谁在遵义会议一票定乾坤，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呢?这个人就是王稼祥，他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他早年留学苏联，对马列主义理论有很深的造诣。上个世纪30年代初回到国内，很快在中共党内担任了重要职务。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此时的王稼祥虽然只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再加上他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三个“国际派”(另外两个为博古、张闻天)之一，因而，王稼祥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部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1933年4月，王稼祥在敌人的一次空袭中不幸被炸伤腹部，肠子被炸穿。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他忍受巨痛接受了8个多小时的手术，但最终没有取出弹片，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所以，长征开始时，他腹部插着管子，躺在担架上出发。

　　这次受伤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为以后留下了很多后患和痛苦，但也正是这次受伤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和毛泽东相处的宝贵机会，使他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使他在中国革命的最危急关头，毅然地支持毛泽东“出山”，由此最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因大病初愈，加上当时因受排挤心情苦闷，因此身体非常虚弱，行路困难，所以出发时也躺在了担架上。王稼祥、毛泽东这两个伤病员因此被安排在一起同行。也许他们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次同行将会对中国革命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了解并不深。

　　王稼祥、毛泽东这次同行，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甚至晚上还要一起宿营，这使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毛泽东，他也渐渐地被毛泽东的学识谈吐、理论修养、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革命发展的预测所深深吸引，他隐隐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这样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而此时，王稼祥的好朋友、在莫斯科的同班同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洛甫(张闻天)也常来参加他们的谈话和讨论，对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和主张也颇为钦佩。在长征途中，三个人的心逐渐靠拢。

　　而红军在洋顾问李德和洋布尔什维克博古的指挥下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却伤亡惨重。特别是湘江血战之后，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伤亡损失，锐减到3 万人，元气大伤。渡过湘江之后，红军疲于应付、士气低落，部队到处充满了对李德、博古的不满情绪。而担架上的王稼祥更是忧心忡忡、焦急万分。特别是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情况下，仍被李德、博古蛮横地拒绝，这使王稼祥意识到党和红军必须改弦更张，更换领导，该是毛泽东 “出山”的时候了。

　　1934年底，红军长征已开始近3个月了。“希望党和红军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希望”。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尽管伤口已化脓流血，但他顾不上疼痛，在心里苦苦地琢磨着。他扭头看看旁边同样眉头紧皱的毛泽东，声音不大但却十分坚定地说：“要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

　　王稼祥看到毛泽东眼光闪了一下，又沉默了。他知道毛泽东在担心什么，尽管现在许多人对李德、博古不满，但他们毕竟掌握着实权，后面毕竟还有“共产国际”，就凭他们俩想把他们轰下台简直不可想象的。毛泽东思考了片刻，不无忧虑地说：“能行吗?我们人少啊。”

　　“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王稼祥似乎是在回答毛泽东的话，又似乎是在重复刚才的话，只是语气更加坚定。

　　“好，我很赞成，但要活动活动。”毛泽东似乎也很受感染，但他考虑问题更为全面。

　　王稼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的话不无道理，在这场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斗争中，一定要准备充分，提前“活动活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啊!

　　王稼祥闭上双眼，开始思谋着先找哪些人“活动活动”。他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但他和李德、博古又不一样，他为人正直，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重，他也曾经多次说过，毛泽东同志有很高的军事才能。而且通过前面的通道回会议、黎平会议，王稼祥知道，周恩来实际已经和李德、博古 “闹翻”，他已经开始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了，所以周恩来应该会支持他的建议。

　　第二个，他想到了朱德。朱德肯定会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因为他和毛泽东搭档多年，朱毛不分。他们曾带领红军打过无数的胜仗，留下了许多朱毛红军的传奇美谈。接下来，王稼祥又想到了洛甫。对洛甫王稼祥是很有信心的，他和洛甫是苏联的时候的同学，二人过从甚密，他知道洛甫颇有正义感，有话敢说，也多次对自己表达过对李德、博古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不少主张都表示过支持。

　　这几个是关键性的人物，只要自己“活动活动”，争取他们应该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带兵的将领们了，他在脑子里一一过滤：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他们许多人在军事指挥上对李德那一套非常不满，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很是钦佩。尤其是彭德怀、刘伯承还多次和李德发生“冲突”。

　　考虑周全后，王稼祥不顾伤痛，开始“活动”。他首先和洛甫单刀直入地说：“应该撤掉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你看行不行?”果不出他所料，洛甫一口答应，坚决支持：“好哇，红军离不开毛泽东，让他来领导红军理所应当的。” 王稼祥说：“好，那就到遵义城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洛甫表示赞成。

　　之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很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周恩来智慧过人，他已经明白了王稼祥的意图，他也明白，现在的“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策略水平、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上都难以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因此听完王稼祥的话，他毫不犹豫的说：“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就这样定了。”

　　至此，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是周恩来和洛甫答应开这个会，遵义会议就一定能开成。

　　之后，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到了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钟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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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毛泽东关键一票的情况由《朱仲丽:遵义会议 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介绍。

62桃李

朱仲丽：遵义会议 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
2011-12-20               《读·党史》系列第5辑节选                           来源： 新华网
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

     遵义会议 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这时，王稼祥因被敌机炸伤，还在休养期间。红军队伍即将开拔时，他才得到日夜盼望着的通知，军委给他派来了几个担架员和专门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还送来了马匹，准备用马和担架交替带着他行军。后来知道，博古他们研究转移人员的安排时，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把毛泽东也作为身体不好者而留下。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他一起行动。博古这才同意他们一道随军转移。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深深感激。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进行长征。
    王稼祥感动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能离开党组织、离开部队的。”
    毛泽东坚定地回道：“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努力争取胜利呀!”
    这一天，天黑了，红军队伍在一个山村里停下来。前面传下口令：原地休息，待命继续前进。
    一间没有门的柴草屋空着，黑洞洞的，警卫员在里头铺了些干草，让王稼祥和另外几个同志进去躺着休息。
    过了一会，又有几个人朝草屋方向走来，为首的是毛泽东，他身后的人抬了一副空担架。一个警卫员模样的小战士，跑到柴草屋门口朝里问道：
    “同志，里头还有空地方吗?”
    毛泽东忙走上前拽住他，轻声说道：“莫喊叫，影响人家休息，我们就在外头吧!”
    王稼祥一听声音，忙抬头朝外问道：“是毛泽东同志吗?快请进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哦，是稼祥同志呀!”
    王稼祥说：“请进来休息吧，还有地方，外头太冷了!”
    “好，多谢你!就和你在这‘广厦’一间，作个户外‘寒士’吧!”毛泽东诙谐地边说边跨进门来，王稼祥已为他腾开地方。
    毛泽东在王稼祥旁边坐下来，关心地问道：“你的身体如何?伤口有否发炎?”
    王稼祥也问他道：“你呢?你的病怎样了?可要保重啊!”毛泽东患恶性疟疾刚治愈不久，体质还很虚弱。
    毛泽东说：“尚好，倒是你的伤要多加小心!”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两支烟，递给王稼祥一支。
    王稼祥一面抬手挡住，一面说：“谢谢，现在不能抽。我们身在柴草屋，一旦失火就要成为嫌疑犯了!”
    原来就在几天以前，敌人为了挑拨我军与沿途群众的关系，派人冒充我军人员放火烧民房，后来被我们抓住几个纵火犯公审处决了。
    毛泽东一听忙说：“对对，‘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草房之内，也不能吸烟，你我只能克服一下了!”
    他捏着烟卷，凑到鼻前嗅着烟味。过了一会，毛泽东似乎随意地对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
    王稼祥听言正点着自己久积心头的大事，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却反问他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我吗?”王稼祥慢慢地说：“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紧接着说：“那么依你之见，该如何摆脱面临的困境呢?”
    王稼祥说：“我正在考虑，这样败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请教你。”
    毛泽东稍一考虑后，凑近他身边笑道：“那么我就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然后再听听你的高见。”说着就从目前我军的行动方向、转移路线，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前几次反“围剿”的获胜，指出了两种军事思想和指挥方针的分歧，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两人正极有兴味地谈着，外头却响起了继续前进的军号声。王稼祥忙和毛泽东起身出门，毛泽东一面拍打着身上的草屑，一面对王稼祥说：“你我边走边谈吧!”
    于是，两人就一路谈了下去，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他们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谈，一个认真倾听，一个开怀畅谈，听者虚心求教，说者旁征博引。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只有空名一个；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却不得过问军事大事，在中央毫无发言权，空有正确主张却无法实行。
    在进入湖南西部边境的通道县以前，毛泽东和王稼祥两人更深入地谈起如何摆脱当前困境的问题。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他傻不傻?”
    毛泽东停了停，接着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这情报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赞同地说：“苏联国内战争和我国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拿破仑战争，与我们这里更不一样，机械搬用是错误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这位洋顾问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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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    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你看哪些人会赞同我?”
    “我看政治局内一定有同志赞同你的意见。”
    “你最近同他们交谈过吗?”
    王稼祥点点头。
    “好，我们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他还来到王稼祥和毛泽东身边，利用行军和休息时继续交谈，并嘱咐保卫人员和供给，卫生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安全和休息。这样，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也进行了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时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与王稼祥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
    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红军一进通道县，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贵州前进。1931年12月12日，举行了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由于这一建议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因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方案。几天后，中央又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结果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李主避开正面敌人，转兵改道向西，争取到川黔边境去另建革命根据地。李德等人极力反对。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赞成，加之主持这次会议并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周恩来
    也明确表示赞成，会议便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新的行动方针。李德由于争论失败，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红军坚决地挥戈西指，一举突破天险乌江，进而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敌人在湘西围歼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如期召开。到会的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按照会前的决定，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仅仅一般地承认没有打好。在谈到具体问题特别是探讨造成失败的原因时，他却把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并无认识。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紧接着作重要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与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这样，在会场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会场鸦雀无声，情绪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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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马上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抬头看他，并且对他投来了很不满意的眼光。    王稼祥对此不予理会，进一步揭发说，李德进入苏区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由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不作丝毫的自我批评，又听不进别人一再提出的正确意见。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畅快。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几项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指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从此，党领导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渡天险，克服种种困难，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的这一历史性功劳，我知道得很晚，它是在我与稼祥结婚20年后由别人告诉我的。
    对这件事，我第一次问王稼祥时，他只点点头，未作详细解答。
    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说：“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
    我知道之后，又追问王稼祥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把详细经过告诉我，他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
    这是王稼祥在我的询问之下告诉我的，在他的笔记中，也留下了这些文字。
                                                                                                                                                 (作者朱仲丽是王稼祥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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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转帖）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抗争，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靠边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以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按理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参加。可奇怪的是，王稼祥并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会后，他收到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撤销职务，并受到批判。王稼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将要席卷中国大地，灾难难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此时，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的职务还没有被解除，但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通知他参加，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中联部的部长一职被刘宁一代理后，他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果然，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中联部代理部长刘宁一取代。
　　1966年7月初，李富春、汪东兴来通知王稼祥说：中央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搬出中南海，马上就得搬。中央办公厅已经为王稼祥准备了三处房子，供他挑选。汪东兴说，我看北海后门那一处房子比较好，离公园近，平时可以去散步。这样，王稼祥告别了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在北海后门的一处住宅里闲居。但是，他的心情不能平静，他担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康生盯上了他 　
　　不久，王稼祥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联部机关里的造反派开始造反。起先，他们集中揪斗的是中联部副部长许立。不久，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王稼祥。
　　一天，康生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人王力（他有中联部副部长的职务--笔者注）也跟着去了。康生看了一通大字报后，发现大多数是给许立贴的，没有给王稼祥贴的，于是，他和王力临时决定召开部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康生一开始就批评中联部，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不对头，"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他煞有介事地指着中联部的大字报说：你们看一看，你们都贴了一些什么大字报，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三和一少"（王稼祥于1962年初曾建议应改变外援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后被批为所谓"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编者注）？这才是大方向。王稼祥是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过去他领导下的中联部，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应该把他批倒斗臭。
　　在康生的煽动下，一时间，在中联部机关，给王稼祥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会议厅里，楼道里，都贴满了。造反派们没有忘记住在北海后门的王稼祥，他们闯进王稼祥的家，强行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名曰让他看大字报，实际上是抓去批斗。造反派每次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都对他进行围攻，开批斗会。批斗会上，给王稼祥挂上黑牌子，让他坐"喷气式"，使王稼祥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折磨。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王稼祥支持不下去了，他不得已提起笔来，给汪东兴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写道：我本来应该主动到中联部去看大字报，接受群众的批评，认识自己的错误，改进工作，但我身体不好，最近总是发高烧，心跳每分钟100次以上，所以，我请求迟一些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汪东兴接到王稼祥的信后，了解了王稼祥的处境，便在信上批示同意王稼祥的要求。有了汪东兴的批示，王稼祥的生活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汪东兴还把王稼祥受到冲击的事情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关心王稼祥。一次，中央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有伍修权参加。会议休息时，周恩来特意把伍修权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王稼祥讲讲话。"会后，伍修权马上到中联部，召开17级以上干部大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的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提到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的功劳。伍修权还说：王稼祥同志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毛主席多次表扬过他。伍修权针对造反派对王稼祥的批判说：不能搞过火斗争，你们批评他的错误是可以的，但是要文明一点，要讲政策，要照顾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你们如果把他斗死了，并不能说明你们斗争水平高。他还针对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们是干过几十年革命的人，什么艰难斗争都经过，起码可以给你们提一点意见。
　　中联部的造反派把伍修权的讲话报告给了康生，康生非常恼怒，他对造反派头头们说：伍修权保王稼祥，那就斗伍修权，伍修权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干将了。康生此言一出，中联部的造反派们立即开始斗争伍修权。在中联部，攻击伍修权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伍修权也成了斗争对象，再也不好说话了。 　
　　从"保护对象"到"斗争对象" 　　
　　虽然，康生继续鼓动中联部的造反派进攻王稼祥，但由于有汪东兴的批示，造反派们还是没敢轻举妄动。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王稼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我。毛泽东讲话后不久，周恩来提出一个意见，大意是：王稼祥过去有功劳，是保护对象，不能对他搞批斗；如果要斗，也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批斗王稼祥，只能在中联部机关内，别的单位要批斗王稼祥，必须经过周恩来同意才行。中央警卫局还指示负责警卫王稼祥住宅的战士：不准任何人进入王稼祥住宅揪斗他，不得把王稼祥揪到社会上去批斗。
　　周恩来等对王稼祥采取的保护措施，一开始还是很有效的，无论是中联部的造反派，还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在一段时间里，都不敢闯进王稼祥住宅去胡闹。但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有他们的"智慧"：不是不让揪斗王稼祥吗？那么，给王稼祥贴大字报总可以吧！王稼祥不是因病不能去中联部看大字报吗？那么，把大字报给他贴到家里去让他看总可以吧！于是，他们就以给王稼祥贴大字报为名，到王稼祥的住宅里去，把一捆一捆的大字报送到王稼祥的家里，"勒令"王稼祥把大字报贴出来，还逼迫王稼祥的身边工作人员把会客厅腾出来专门贴大字报；在会客厅里，拴上一条条绳子，把大字报拉在绳子上，四面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给王稼祥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大帽子"。此外，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要把王稼祥"斗倒斗臭斗垮"。王稼祥看了这些大字报，非常生气，他对妻子朱仲丽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我是修正主义，他们连什么是修正主义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名词最早来源于德国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后来，列宁在《怎么办？》等书中，针对俄国的伯恩斯坦派经济主义的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如果不是反对、攻击或篡改马克思主义，怎么能算做修正主义？王稼祥还说：至于说我们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真是无法理解。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常委集体领导的，怎么会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呢？1967年1月，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后，王稼祥看了，非常气愤地把文章一摔说：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17年来，中央自己掌握的宣传机构，成了反中央的集团，真是历史上少有的奇谈怪论！
　　由于有周恩来等人对王稼祥的保护，一心要打倒王稼祥的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67年2月，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一大批老干部被牵连进去，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反复辟"的浪潮。康生趁机专门跑到中联部，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说：叫"三和一少"不够了，应该叫"三降一灭"（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笔者注）。中联部就是"三降一灭"的"制造工厂"，要砸烂这个"制造工厂"。在这个"制造工厂"里，伍修权是头头，后台是王稼祥。听了康生的这番谈话，中联部的造反派立即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伍修权。伍修权为了正确引导运动，于1967年4月6日写了一张大字报，阐述了自己对中联部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看法。伍修权的大字报一贴出，许多群众感到，不能否定过去中联部的工作，更不能搞无限上纲。他们认为，中联部过去在王稼祥等人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买康生的账了。康生急了，于4月8日亲自跑到中联部，找中联部造反派头子，做出部署，要打倒"反革命分子"伍修权。他说：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倒。第二天，按康生的部署，中联部的造反派开始批斗伍修权，给伍修权挂上了"黑帮分子"的牌子，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连续批斗。由于中联部许多群众不信康生那一套，因此，批斗伍修权并不积极，有的群众组织还反对这种做法，这样，在中联部就分成了两派。在此情况下，康生又鼓动部分高校学生跑到中联部去造反。在康生的策划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人大三红"造反组织成立了"专揪伍修权兵团"。他们进驻中联部后，又是开批斗伍修权的会，又是贴大字报，把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搞得乱七八糟。
　　接着，在康生的授意下，"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开始闯王稼祥的住宅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一开始是打着调查伍修权的"问题"的旗号，让王稼祥写关于伍修权的材料。王稼祥在材料中，很客观地评价了伍修权的工作，基本调子是肯定的。"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当然不满意，就让王稼祥反复地"重新写"。但王稼祥不管怎么写，都是原来的调子。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转了方向，又让王稼祥写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王稼祥在写这方面材料时，还是很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刘、邓两人的工作，没有写否定性的文字。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又让王稼祥写关于"三和一少"的材料，逼近王稼祥"自身的问题"。还让王稼祥写完这方面材料后，抄一份给汪东兴。王稼祥在写材料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写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这一方针的根据，没有给自己"上纲上线"。之后，王稼祥并没有将材料交给"人大三红"红卫兵组织，而是通过中办交给了汪东兴。很快，他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让他不要将这方面的材料交给"人大三红"。可能是由于汪东兴打了招呼，"人大三红"也没有派人来要这个材料。不久，中联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批人，也来到王稼祥的家里，要王稼祥交代他对东南亚武装斗争所出的"坏点子"、他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让他写成交代材料，他们一个星期后来拿。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把王稼祥搞得身心疲惫。1968年，他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这个期间，又是谈话，又是写材料，我又紧张起来了，心跳又加快了。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安，于是我处于疲倦、不安、紧张、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中联部造反派逼迫写交代材料后，"我就更紧张了。我赶写材料，这样就更疲倦了，再加之，这时候街上出现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标语，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
　　在康生的操纵下，王稼祥很快由"保护对象"变成了"斗争对象"。1967年6月2日，中联部的造反派冲到王稼祥家里，一进院子就高喊口号："打倒王稼祥！""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揪出来！"他们把王稼祥和朱仲丽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分别进行"斗争"。他们要王稼祥交代与刘、邓的"黑关系"，与彭真、杨尚昆"勾结的内幕"。王稼祥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正常工作关系，与彭真、杨尚昆的正当工作联系。造反派说他不老实，又是喊口号，又是动手压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造反派还让他交出上星期让他写的交代材料，王稼祥说，已经送到汪东兴处去了，造反派们大怒，要王稼祥交出底稿。在造反派们的一再逼迫下，王稼祥打开保险柜取底稿，造反派们一拥而上，把王稼祥保险柜里的许多重要材料一并拿走。临走时，他们还勒令王稼祥继续写交代材料，过几天要到中联部去，一件事一件事地交代，要你交代多少次就要交代多少次。
　　造反派们频繁的逼迫和批斗，使王稼祥极度紧张，精神紊乱。造反派刚刚离开，他就高喊："我没有罪！"当晚，他服下安眠药，但还是不能入睡，仍然大声喊叫。无奈，只好增加安眠药的剂量。不料，当夜，王稼祥脸色苍白，朱仲丽忙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室抢救。周恩来派中办的杨德忠来看望他，指示医生全力抢救。经医生全力抢救，直到第三天，王稼祥才醒过来。他在医院里住了10天，又回到家里，接受批斗。 　
　　让他心碎的后代问题 　　
　　王稼祥有一个儿子名叫王命先，出生在安徽泾县老家，原来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空军报社工作。1952年至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学校计划统计系担任资料员。他工作认真，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来往。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三红"的造反派认定他是"牛鬼蛇神"，铺天盖地地给他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他的"罪行"，还在全系开批判大会，给他挂上了黑牌子，坐"喷气式"，勒令他当场交代自己的"罪行"。王命先回到家里，怎么也想不通，便离家出走，跳河自杀了。第二天，他的尸体被发现，公安部门认定为自杀。得知自己儿子死亡，王稼祥心痛欲裂，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王稼祥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养女。"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里"停课闹革命"，他们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每天出去到社会上参加揪斗"走资派"，揪斗"牛鬼蛇神"；回到家里也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他们要和王稼祥"划清界限"，对王稼祥和朱仲丽不理不睬，这使王稼祥非常痛心。 　
　　被迫检讨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检讨，最集中的体现在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召开的群众会上。王稼祥写检讨，有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更不给别人扣帽子；二是多讲自己的过，少讲自己的功，但是也绝不把不属于自己的过，说成是过。这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王稼祥在那次检讨中说：
　　我过去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我这个毫无工作经验没有参加过下层实际工作、而只读了一些书本的人，被指派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中全会不久以后，我与任弼时同志一同进入中央苏区，犯了许多错误。在政治工作方面实行错误的"一长制"，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任务错误地缩小为打仗；在土改方面，执行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肃反方面......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逼、供、信"的错误。
　　我们进入苏区，正当第二次"围剿"反攻胜利以后、第三次"围剿"的前夜，当时项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项英同志认为这是守株待兔，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我当时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并不因为我当时就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是简单地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项英同志同我一样，没有听过枪炮声，能正确处理战略战术问题吗？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结果三次"围剿"，敌人的"并进长追"失败了，我们大大胜利了。胜利后，上海中央来电，要打大城市，把江西几个苏区连成一片，我积极地赞成了这一错误决定。当时包围赣州一个长时期，结果我们失败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原来就反对打赣州的主张的正确。
　　中央在宁都开会，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是留在前线指挥工作还是去后方的问题，我是主张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工作的，但是处于少数。不久以后，敌人开始四次"围剿"，我还是在前线。在四次"围剿"中，我受了重伤，离开前线回到瑞金。不久后，五次"围剿"开始了，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发生了外线作战内线作战的争论，我又错误地支持了内线抵抗策略。五次反"围剿"不久，我伤口大化脓，入医院重新开刀，完全离开一切工作。直到长征开始，才把我从医院里抬出来，一路上伤口还流脓。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可是红军到陕北后，过黄河东征时，我又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总之，在内战时期虽有曲折，但总起来我应该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西安事变后，利用了当时的条件，出国开刀治伤口，1938年回延安。在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国际指示，没有歪曲这些指示。在全会上拥护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反对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被任命做军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这段时间，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指示。
　　延安整风前，就得了带伤性的肠胃病，入医院治疗，可惜未参加整风。在中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写了一个短的检讨信给中央，1946年又出国治病（肠胃病和X光烧伤）。1947年回东北参加工作。1949年初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对过去的错误作了口头检讨，当时中央批准了这个检讨。
　　对于60年代初他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问题，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的检讨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这个有名的论断。我当时在内心里是不同意这样的论断的......虽然我不否认赫鲁晓夫可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因为要承认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便立即发生同赫鲁晓夫决裂的问题，因为同叛徒不能有任何合作的余地的......我便挺身而出为维护中苏关系，来避免中苏破裂或者至少来推迟中苏的破裂。我说什么赫鲁晓夫可以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这实际上是与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在另外的材料中已经说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来进行的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毁灭性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够打的，只能避免......而林副主席就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即使有了原子弹后，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地面上的近战，所以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唱了对台戏！ 　　我当时又鼓吹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缓和一些......当时我完全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而是相反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而和林副主席在当时的几个著名论点简直唱了对台戏！
　　我于是想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于是乎就形成了我的"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线，于是乎我就出来纠正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论点，这是何等的狂妄呵！这的确是狂妄之极了！这简直是发疯了！而这是事实啊！
　　从上述王稼祥的检讨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客观的，从不隐瞒什么，也不歪曲什么，虽然当时他写检讨不能不带有当时的政治烙印，但他没有把"问题"推给别人，对自己也没有说过头话。 　
　　"解放"变"下放"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王稼祥的好话，加上王稼祥也写了"检讨"，于是不久，他被"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王稼祥，同时就被"下放"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来到王稼祥的住处宣布说：从今天起，王稼祥同志解放了，解除隔离。接着，他又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去河南的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路上有人护送，那边的食宿已经安排好了。
　　到了信阳，王稼祥等被安排住在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的一幢平房里。这座平房四周砌了两米高的围墙，信阳军分区调一个警卫班负责警卫。
　　王稼祥住在这里，还是很放松的，他每天除了读书，就出门散步。这里由信阳军分区管，军分区的领导在生活上对王稼祥很照顾，但令人奇怪的是，上边还派了一个姓马的管理员陪着王稼祥，王稼祥的一切行动，都要由马管理员同意。而马管理员对王稼祥的行动是有限制的，王稼祥散步，只能在住处附近，不能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王稼祥也不能随便去商店。 　　王稼祥在信阳接触到的不多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对王稼祥更关心一些。
　　一个是炊事员史遂良。他对王稼祥照顾得十分精心。他知道王稼祥胃口不好，做饭时，就把饭煮得不硬不烂，很合王稼祥的胃口。王稼祥与史师傅相处得非常好。
　　另一个人是女医生王斌。按规定，王医生每个星期要来给王稼祥检查一次身体。每次检查身体，王医生都非常认真，对王稼祥也十分敬重。每当她在外边听到一些中央的消息，就背着马管理员，悄悄地告诉王稼祥。1970年庐山会议后，王斌听到北京一些消息，就告诉王稼祥说：毛主席已经识破了那几个人的野心。四届人大要开了，你是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召开，你就解放了。在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得厉害，还发起烧来，王斌诊断为急性中毒性肺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一时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她很着急。这时，朱仲丽建议她给上级写信反映这一情况。王斌接受了这一建议，给信阳军分区写了一份关于王稼祥病危的报告。报告中说，王稼祥需要回北京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要求信阳军分区发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希望能够同意将病人送到北京医院去治疗。信阳军分区见到这份报告，没有怠慢，很快就给中央发去了电报。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信阳军分区派人护送王稼祥到北京医院治疗。王稼祥于1970年10月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说了公道话 　　
　　王稼祥住进北京医院后，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病情很快好转。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在揭批林彪的会议上，聂荣臻、周恩来先后提到了王稼祥，肯定王稼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这对王稼祥来说，是十分有力的帮助。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妇与王震夫妇一起看望朱老总。朱德见到王稼祥后，十分高兴。他对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朱老总实际上是婉转地向王稼祥传达毛泽东重新起用王稼祥的意思。王稼祥心中有数，回去后就动笔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自我批评外，还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信写好后，王稼祥通过王震把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向周恩来等人讲了一大段对王稼祥高度评价的话，他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他的话。这对于王稼祥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起了关键作用。
　　1973年8月，中央召开十大，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还为他配了三个秘书。十大之后，中央分配王稼祥做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这项工作做完后，中央又安排他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恩来搞外事工作。 　　
　　在忧郁中去世 　
　　但是，十大之后，"四人帮"活动猖狂起来，他们借"批林批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22日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中，重提"‘三和一少'妖风"。虽然指的是刘少奇，但牵涉到王稼祥。王稼祥还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四人帮"到处伸手，到处"点火"，把斗争矛头又指向了老同志。对此，王稼祥十分忧虑。
　　1月24日，王稼祥得到通知，要他于1月25日去体育馆参加万人"批林批孔"大会。王稼祥心情很沉重，对朱仲丽说：他们搞这样大声势的"批林批孔"大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当天晚上，他带着忧郁的心情睡下。第二天凌晨，他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急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8岁。
　　王稼祥逝世后，中共中央于1月30日召开了追悼大会，党中央、毛泽东送了花圈。
　　王稼祥没有看到"四人帮"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特殊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