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下的羊城 - 茶余饭后 - 广州市第一中学校友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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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13:4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日寇说，市民接近皇军时，要高举双手。这是当年的街头一景。

许多人都不知道，日本鬼正在大肆掠夺广东的财富。这是码头转运的大米。

排队的老百姓苦等大米运到开卖。

墙上也要写上标语，企图让无知的学生默念在心。

老百姓不得不上街游行，被迫表示拥护。游行队伍人数寥寥无几，也要声嘶力竭喊出“更生广州”。

日本兵占领广州市政府

日寇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大会，强制选举伪政权，以华制华。

被选作广东治安维持会的几位头目：会长彭东原(前排左二），副会长吕春荣（前排右一）。

陈耀祖在省政府门前替皇军摇旗呐喊，最终难逃卖国贼的命运。1944年他被抗日志士在文德路暗杀，耀不了祖。

□赵惠东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古老的五羊城。据战后日军的投降书交代，进驻广东的日军共13万人，进驻广州的有两万多。战前，广州人口170万左右，开战后大批逃难，只剩90万。但也有人说，如按1943年伪公安处公布的120361户，按每户5人算，只是60万人。
　　1）　伪省市政府成立，奴化宣传“和平运动”
　　进驻广州的日本21军，司令部驻在百子路(今中山二路)中山医学院，几天后移到执信中学。开头几年，日军培植的广东省维持会，是最高的行政机构，彭东原为会长，吕春荣为副会长兼治安处长。接着，彭东原又拼凑一个伪广州公署，他担任伪广州市长，吕春荣也任“和平救国军总司令”，其实有官无兵，不久自行解散。到1940年5月，伪广东省政府成立，陈耀祖任“省长”，伪广州公署改称“广州市政府”，彭东原任“市长”。1942年4月12日，汪精卫飞抵广州，拜会日军“华南派遣军”最高头目，商谈伪广东省政府的成立和人选，次日还到中山纪念堂发表讲话，对民众进行奴化宣传，声称把广东建成“和平运动的模范”。
　　太阳旗下的广州日子并不好过。日本军司令部为管理户籍，让伪公安处建立户籍制度。伪警署分发下去，让每家填好挂在家里的显眼处。1940年1月19日起，日军与伪警抽查户口。如发觉户籍牌与户内人口不对，或认为可疑，立即带回司令部审查。同时还专门检查空屋，防止市民迁避。“良民证”随身携带，日军岗哨布满全城，一德路、太平路、长堤、惠爱路、汉民路、第十甫等日军持枪站岗，路人经过须行90度的鞠躬，否则会被吆喝“北加西奴”，随之几个结实的巴掌。最基本的水电也供应不上。1938年至1941年11月前，全市都没有供水站，水时有时无，直到1941年11月1日，才算开通，供水站前，市民每天排长龙。1944年7月19日，竟然宣布全市开始停电，广州从这天起进入黑暗的世界。
　　2）　遍地饿殍人肉熟食，囚禁姑娘爱群“劳军”
　　战前在先施和大新公司的货物，已被日军劫掠一空。日军又下令市内大小商店一律恢复营业，并奖励日本商民设店，开设“商业贷款”，将市内最繁华的惠爱中路、汉民路、西濠口、长堤等处，划为“日人商业区”，日人营业，每家可派一名士兵驻守，以防华军的别动队袭击。但日本的商品少人问津，别动队又不时出现，再推行“治安运动”。1939年6月19日，安藤召集全市日商开会，宣布限期肃清“不良分子”，保护日人经商的自由。然而，从20日起紧急戒严，除了增加森严之气外，没有任何作用。
　　1941年，日本攻下香港，接着宣布停止供应居民口粮。结果，从香港涌回广州的难民达46万。以前日军从日本本土、台湾、泰国运粮到广州，如今一下来几十万人，只能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三两糙米。从1942年6月22日起，盐都要定量，街头经常有饿殍，市面上甚至出现过贩卖人肉熟食的摊贩。最后每担米价至1．5万元，百姓叫苦连天，有人甚至从马粪中挖未消化的豆子充饥。1942年，广州大米涨至大洋800元一斤，猪肉30元一斤，鸡50元一斤，每天饿死100人，最多一天饿死600人，吃人肉已经不算奇事。到1944年10月，广州生油每升640元，为战前七八十倍，大米已经8000元；到12月，生油涨至2．1万元，大米1．5万元。有一业可称“繁荣”——鸡鸦狗赌。由简坤负责赌博，陈思齐以福民堂名义负责鸦片销售。全市的烟赌馆，畸形发达，五步一岗，十步一阁，比抗战前不知“丰富”多少。日军怕广州人毒化不足，运来大批海洛因和厦门烟条，市内吸红丸之风盛极一时。各俱乐部、娼寮、私烟窟均有红丸出售，每一角售三粒。有些场合外面还有大牌，写着：“附设打波场女员招待”的字样，以广招徕。日军发现吸红丸的人，视之作鹭鸶笑。在黄德光医院，日本人抓了2000妇女拘留，然后全部编做“姑娘慰问团”去劳军，拒绝的一律格杀勿论。落成不久的爱群大厦设立“皇军慰问所”，囚禁妇女，供兽兵泄欲；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的佐藤俊领导的广州8604部队，从1942年起在广州研究和生产致人死命的细菌。
　　3）　强推军票流通掠财，“省长”人选日方主导
　　日军为推动军票流通，在广州出布告严禁低折外，还规定军票一元等于毫券二元，市面一律按此价，而且，全市计价都改以军票为计算本位。省银行发行的5元继续流通。凡持5元到银行兑换的，可给军票二元，毫券一元，换句话，几乎表示十足通用。但军票市价回涨，仅值毫券1元1毫5分。所以，人家强以军票一元当毫券二元使用，则折亏极巨。
　　汪精卫决定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政府”，电报传到广州——在青天白日旗上多加一支黄色的小旗，由左向右用墨笔写“和平救国反共”六个字。3月29日是黄花岗纪念日，喽罗们扛着怪旗去“祭奠烈士”，旗子一升，突然倾盆大雨，连续数个小时，有人事后写诗：“黄花岗上怪旗升，鬼舞魔呼没暗明。地渗天乌看此日，九泉烈士尽涕零。”
　　1940年4月12日，汪精卫领着二三十人来广州，主要来协商“广东省政府主席”人选，日方提出的彭东原，汪不愿接纳，提出让自己的妻舅陈耀祖担任。日方在中山纪念堂组织隆重的欢迎大会，结果让陈公博(时在南京任伪行政院院长)任省长，陈耀祖为建设厅厅长。在“省长”未到任之前，陈耀祖代理“省长”。
　　1945年8月，日寇将亡，社会更加剧烈震动。金价粮价狂涨，米价又升了一万多，金价每升又涨十多万，柴价由每担六七千升至一万四五千。到8月，金价仍攀升，伪政府下令金业停业六天。
　　为“中日亲善”，日本文艺家久米正雄等1940年到广州活动，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专门到广州策划，在中山纪念堂对记者宣讲“共存共荣”，要记者为“东亚新秩序”摇旗呐喊。六榕寺的住持铁禅和尚和居士谢为何，担任日本佛教协会华南支部的负责人，成立“东方文化学院”，为侵略者培养人才，成了日本御用工具。日军进入广州三年后，仍然在屠杀无辜。1941年9月8日―9日，竟然在广州拘捕民众1000余人，当中86人在东较场被枪杀。由于四处荒凉，猛兽出没频繁。当年老虎下山，曾在小北、黄花岗、沙河咬毙老人和孩子。老人说，这种景象百年未见。同时，日军也不时遭华军便衣游击队和别动队袭击，1941年9月17日晚，国民革命军便衣队在广州四处活动，分别炸大德、新华两间影院，大同酒家也挨了炸。

赵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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