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广州的流氓团伙

69届新生

□廖剑豪　　

      “文革”后期（本文所述的是指1968年后至70年代中），初始的红卫兵大部分远离城市上山下乡，小部分留城进了工厂。“文革”初期那急风骤雨式的社会运动逐渐相对平静。1968年末新进中学的学生都是1952～1958年的年龄段。学校里红卫兵组织已由当初的自发、多派别组织，转变为学校“官办”的单一组织。可能是这种官办的形式不能满足那个年代和那个年龄段学生反叛性格的需要，一些因家庭成分或个人表现的原因，不能进入正统的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因此秘密地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当时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公、检、法瘫痪，暴戾成风。这些组织在学校内外激烈地相互竞争相互倾轧相互争斗，最终逐渐坐大的组织很难逃脱成为“流氓团伙”的命运。
　　1969年春天起，中学已有这类非正统的组织出现。这些组织有自己各自的服装。比较大规模的组织连背心也是统一的。衣服的颜色基本上是藏青色、浅灰色、浅蓝色等很另类的颜色，而且是一套装，衣服款式五花八门，以有三个明口袋当时称为“反领文装”为主（这款服装曾普及当时广州的年轻人，但很快就被淘汰了）。那时棉布是限量供应，许多人都是买免布票很柔软的人造棉布，或拿自己的旧衣服去小染色店去统一染色，男女一样。可能是随时要准备进攻或逃脱时的跑步，鞋子是灯芯绒轻便布鞋。这统一衣服的团伙在校园内外横行霸道，随便滋事打人。广州人对这类人既怕又恨，在街上遇到这些人都会绕道而走避之则吉。
　　由于这些组织的服装是清一色，广州人对这些群体干脆地称为“清一色”，“清一色”内的男成员被称为“军阀仔”，女群体被称为“烂番茄”，女个体被称为“马达”。
　　“清一色”内部等级森严，一个组织只能有一个统领，被称为“军阀”。大的“清一色”一般都有一个大统领，下一级才是“军阀”，最下层的是“卒仔”，“卒仔”要么是前呼后拥的应声虫，要么就是“荷包仔”——是组织内重要的经济来源，另一经济来源是打群架的“劳务费”。一次打架斗殴的收入可达30～5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清一色”也有因“管理不善”而倒台的，组织内人心背向、经费短缺自然就人心涣散。这个组织要么完全解体要么被其他组织招降纳叛。
　　到了1969年中，广州已逐渐形成几大群体，比如“西关山鹰”、“河南小八路”、“东山海鹰”，之后又陆续有“东山九兄弟”、“中山七大脚板”等。1971年中，广州公安局在市少年宫举办扫除学校黑社会势力的展览会，就明确要打击广州学校的两只“鹰”。这两只“鹰”是当时最大的准黑社会组织。展览会同时展出了这两组织的服装：东山海鹰的背心是白色，印制有大海（蓝）和一只大海鹰（黑）；西关山鹰的是红背心，印制白色“山鹰”两字。所以西关山鹰又被称作“红衫仔”。别小看这背心的功效，它是唯一的派别识别标志。展览会还介绍了“广州三虫”：“屎虫”、“尿虫”、“鼻涕虫”。他们是偷窃、“爆格”（入屋抢劫）为主的在校学生，分别属于上述的组织，也是这些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
　　在此，笔者想用比较典型的“西关山鹰”作为剖析的对象。
　　山鹰的名称来源于1969年广州15中学（德政北路，未搬迁）一支篮球队。这篮球队很快就与附近省实中学的“火炬”组织合并，从事着许多和篮球无关的事。接着又兼并芳村一个小团伙和西关宝华路一带的团伙。1969年中，西关山鹰因小事要和东山海鹰“摆场”（打群架）。东山海鹰是以外省籍中学生（军队、铁路子弟）为主，成员身材高大，全部军装。西关山鹰是广州本地中学生（个别是回城知青），衣服破烂参差。当天傍晚双方到达越秀公园五层楼附近，开局前大家亮出武器，东山海鹰的全部是军用刺刀、人称“洪常青”的大刀。西关山鹰亮出的是短水管、菜刀、斧头。在士气上西关山鹰完全占上风，战斗欲望强烈。东山海鹰张姓头目见势不妙，建议“只抽”（头目之间单打独斗）。端着军用刺刀站在阵前。西关山鹰的一个名叫细B（1953年出生，当时未满16岁）的瘦小个子端上斧头面无惧色也站在阵前。在个人气势上也压倒对方。东山海鹰李姓头目再次有点心怯。提议不带武器“只抽”，细B同样答应。双方交手不到一分钟，细B大获全胜把对方打倒在地。东山海鹰完全败下阵来，扔下部分刺刀和50元悻悻而退。从此，依靠胆色起家的细B威名大振，完全统领了西关山鹰。而创始人“四眼杜”则逐渐脱离组织的暴力行动，只成为象征性的头目。西关山鹰的“工作”也由打架逐步转变为偷盗、“爆格”、扫赌场等的犯罪勾当。
　　1971年2月28日，西关山鹰走到了尽头。当天西关山鹰收到情报，有一伙赌徒在朝天路一住宅楼内赌博。细B立即带领手下8名重要骨干前往。冲进赌巢后大肆搜掠钱财，之后把受害者捆绑离去。谁知可能是捆绑技术出了问题，细B他们刚离开，赌徒们就向马路大声呼救，刚好当时有“工纠”和警司巡逻车路过，细B他们在中山六路行驶的电车上全部就擒，从而结束了西关山鹰短短的历史。
　　同年8月，这个团伙的成员被广州公安局军管委员会判处徒刑（当时法院未恢复工作）。细B因1970年策划并实施对位于大北路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广州员工宿舍偷窃行动（该事件曾引起极恶劣的国际影响），被判15年刑期，其他人也分别被判3至5年。另一重要卢姓头目是知青，受到政策的保护免受徒刑。
　　广州当时其他的类似团伙结局大体也如此。
　　值得一说的是，细B的结局是悲剧的。他在某监狱服刑，在一次灭火中细B仍发扬当年的胆色勇气，立了功但负了伤，刑期改为马上释放。面对烧伤面积达60%并已毁容的状况，他选择了留场就业，从服刑人员转变为监狱职工。
　　“四眼杜”、卢姓头目等先后到了香港定居，经商中成为富翁，现过着安乐的晚年。其他人由于文化低，很难逃脱上山下乡、回城、下岗、贫穷的程式。现今，一起聚会的机会几乎没有。
　　东山海鹰的命运似乎好一些。团伙覆灭后他们许多人通过关系参了军或进了铁路部门。改革开放后也有许多人发了财。
　　需要澄清一点的是，尽管这些团伙作恶多端，但鲜见团伙内外的性关系混乱现象。甚至极少有出现男女性关系——与今天真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吧？

廖剑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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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慈

69届新生 发表于 2014-4-26 20:26
□廖剑豪　　

      “文革”后期（本文所述的是指1968年后至70年代中），初始的红卫兵大部分远离城市上 ...

唔怪得不准知青回城过年,原来城里的年青人搞到咁乱,回城过年里应外合仲得了?

如梦令

原来还有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