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嘉嘉

（二十三）

花生是生产队重要的经济作物，它的产量直接关系到社员的食油供给，因此花生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可以说是见缝插针，沙质的水田、旱地、山坡地等都开垦成为花生种植的地方了。

在种植花生的季节，生产队安排社员晚上开夜工剥花生，就是手工把带壳的花生剥去壳，剔除瘪小变质的颗粒，挑选颗粒饱满的作为种子。我们在仓库暗黄的灯光下认真地筛选着合格的花生种子。

花生的种植是很精细的工作。需要把土壤耙得很细碎，分成一畦畦的，然后一行行地进行播种，每一粒种子间隔一把沤了肥料的草木灰，花费许多的时间的。我们一般是做撒草木灰的工序。

等花生幼苗生长出来以后，需要经常的松土、除草、施肥。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它们开出黄花的时候撒上生石灰，这样花生的果实才能饱满，产量才高的。

生石灰需要到很远的白石墟灰窑去挑。灰窑的石灰是用黄沙蚬的壳烧成的，很轻很滑，比石头烧的石灰细腻许多了，腐蚀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才把石灰挑回来。虽然路途很远，但是我们都乐意去的，因为很难得的去一趟墟镇啊。那里有我们很稀罕的食物如包子、云吞、糖水，还可以去逛逛商店，即使没有许多的钱去买东西，也可以过过眼福呢。我们装好石灰以后，就利用时间空隙去买一碗一毛钱加一两粮票的小云吞尝尝，也是很满足的享受啦。

嘉嘉

（二十四）

春种结束以后就是忙碌的田间管理工作了。我们需要给农作物除草施肥。

稻子的除草工作很独特。首先是手工拔去大棵的野草，如稗子、三角草、过堂蛇草等。然后就用特制的木柄很长的耘田耙一行一行地撑耙，期间还泼洒大粪、化肥、草木灰等肥料。我们在烈日下踏在水田里，来回不停地撑，耙出深深浅浅的小泥沟，以期把小野草除去。粗涩的稻草叶子把我们脚肚子嫩嫩的皮肤刮得又薄又红，被那肥料的细菌感染了，就会溃疡灌脓。损伤了的皮肤每踏一步都火辣辣地疼。我就在晚上涂一点蓝药水，当时也不知道如何护理的。

最讨厌的是那水中的蚂蝗，那丑陋的样子真的很恶心，不声不响的就沾上来，吸饱了我们的血，吸得紧紧的扯也扯不掉。当然我也没有大呼小叫的，只是默默地赶紧把它搓掉。

天气渐渐地炎热了，农业的特点是室外作业，我们每天顶着烈日劳碌在田间，皮肤晒黑了，手脚也粗糙了。每天我们需要喝许多的水补充水分，为了解渴我们学习农民把葫芦茶泡在水中煮。我和妹妹每天要煮两锅的茶水，用军水壶装到野外，喝水就象牛饮一样大碗地“咕噜咕噜”地喝，真的一点斯文也没有啦。

嘉嘉

（二十五）

为了发展副业提高收入，生产队与广州花木公司签订了合同，供应草蜢给他们出口。生产队组织了年轻的男女社员成立了打蜢队，我和妹妹也被安排进去了。

我们在每天早晨吃饭，然后一齐到大山上去捉草蜢。我们的“装备”是一个竹子编织的小笼子，一根安装着纱网的罩子，还有就是自己扎的树叶扫子。从此我们跟着年轻的社员们踏遍了新塘永和地区的山山岭岭。

我们用树叶扫子拍打草丛，把草蜢赶出来，然后就追着它，等它歇息在树枝、草头上的时候，就猛然地把纱罩按住它，捉起来关在笼子里。有时追出许多的路程才捉住一只大家伙。运气好的时候一天也可以捉二百多只吧，有时运气差，才收获几十只的，回去就被队长骂了（因为他怀疑我们偷懒了，其实很冤的）。

当地年轻的社员土生土长，在山岭上奔跑如履平地。当我垂头捉着草蜢的光景，他们已经翻过了几个山坳了。每每当我抬头张望，莽莽四野总是不见人影，只有头顶呜呜的松涛声和阵阵山风吹刮荒草的“嗖嗖”声，我有点害怕了，马上不顾一切地奔跑去寻觅他们，看见了他们的踪影心里才平静下来。所以我每天捉的草蜢数量总是很落后的，无奈啊。

我们没有自行车，每天要走大约三、四十公里的山路，在野外我们经受着阳光的暴晒、骤雨的冲洗，渴了喝几口山泉水，饿了有时就偷摘农民的桃子、番石榴、白榄吃。

令我最恐惧的是在山上经常遇到的毒虫野兽，还有肮脏的东西。我们的树叶扫经常扫到黄蜂窝、山蚂蚁窝，一不小心就被它们蛰了。有一次我扫到了一个大草窝，“蓬”的冲出一只大鸟，腾空而去，吓得我目瞪口呆的；又有一次我一扫，一条大蛇从树下窜起来足足有一米多高，象手臂那么粗的，它慌张地钻进石缝里去了，我吓得回头就跑，以后好几天看见竹子树枝都打哆嗦。最害怕的是误入了坟地，那一排排的金塔还有散落在地上的骷髅骨，总是使我半夜发噩梦。

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我和妹妹商量决定，我们不去打蜢了。第二天我们就挑着畚箕和社员一起去收花生了。队长看见我们姐妹，眼睛一瞪，大声地说“怎么不去打蜢了？马上回去出发！”我说：“很害怕的，不去啦。”队长苛斥道：“不去干什么活都不给你记工分！”但是我们是横下一条心了，不管队长怎样骂，我们就再也没有参加打蜢队了。

嘉嘉

（二十六）
我们的队长是老党员，性格很倔强，很霸道的样子。其实他也是不容易的，压在他身上的担子不轻。生产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管，从生产安排到社员收入，还有政治教育，可以说是除了妇女生小孩之外的事情都要经过他批准的，社员们也很服从他的指挥，请假看病、趁墟买卖、预支、分红都是他说了算的。自从他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回来以后，我们的劳动量增加了，劳动时间也延长了，知青男生都被他锤练成了一级劳动力，成为驶牛莳田的好手。
春耕后我们生产队要把冬种收获的番薯挑到墟镇去卖，墟镇离我们生产队四、五公里，要翻越几个山坳，单程走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也是必须去的。队长要求每个人挑八十斤。我跟他求情：“我和妹妹每人挑七十斤可以吗？”他坚决地说：“不行！”我们只好照样装满重量出发了。
来回花两个小时的路程，卖完番薯我们才回去煮早饭的，生产队付给我们是一昼的工分，即是三分之一天的工分一共是三分了，按照每个劳动力分值六毛钱计算，我们挑一担番薯的报酬是一毛八分钱。
我明白在队长和不少农民的潜意识中，都认为我们这些知青是到这里落户的，和他们同样的分配粮食和分红，所以也应该和他们从事同样的劳动，付出同样的汗水，因此是不能有任何的特殊照顾了。

嘉嘉

（二十七）

生产队一千多亩的土地种植着各种的农作物，需要许多的肥料，但是在那个年代化肥是很金贵的东西，最普遍的化肥就是氨水了。我们生产队分配到了氨水指标以后，就租用大队的大型拖拉机去广州氮肥厂运回来。氨水运回来之后社员们就把它们挑到氨水池里储存，等需要施肥的时候加水稀释施放。我开始挑氨水时不懂得看风向，往往被氨水熏得流鼻涕流眼泪的，一不小心还溅在手脚上，皮肤马上就火辣辣地疼。后来老农提醒我，要站在上风的地方才可以避免熏到的，还需要穿长袖的衣服才可以保护自己。

为了筹集更多的肥料，生产队大量收集农家肥，组织社员去捡牛屎、割绿肥。我很讨厌去割绿肥的。割绿肥是去那村前屋后、山边溪畔割那野草，如白花草、苦楝叶啊什么的，还有是那山涧湿地的嫩杂草，粘乎乎湿答答的，有许多的小飞虫扑面而来，咬得人痒痒的。而且每次都要求割满一大担才可以回来。

我曾经在山涧上割着绿肥的时候突然刮起了狂风，暴雨倾盆电闪雷鸣的，等我拼命地跑到山下有人居住的地方，全身已经湿透了，冷得发抖，而那雷电就在面前噼里啪啦地炸着。

有一次我过了河的对岸割绿肥，又遇到台风暴雨引起了山洪暴发，滚滚的浑浊的洪水卷着枯枝败叶使河流突然拓宽了许多，我不能淌过去回家了。我只好丢下担子，一个人顺着河流往上游走，一直到了水库的闸口，遇到了镜林叔在疏通排洪道。他一看见我，马上不顾危险跨越排洪道，牵着我的手把我拉过了对岸。那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忘记了害怕，如果我脚一滑，说不定我们就会被山洪卷走啦。

那时浮夸风比较厉害，公社要组织积肥大检查，大队和生产队就把社员们动员起来下死命令，集中人力割绿肥。但是那么多的人去哪里找那许多的绿肥完成任务呢？我们姐妹为了不落后于人，悄悄地去到邻近公社的村落的后山，拿着一根长竹子绑着镰刀，不管它是什么树木，都把叶子钩下来。那茂密的苦楝树让我们钩得只剩下最顶端的一蔟叶子，好象一把小小的伞在撑着。我们把叶子装好马不停蹄地就逃跑啦。回头望望那光秃秃的树枝，真是被摧残得惨不忍睹啊。

我们回家之后，在门口的树下用柴刀把树叶剁成碎碎的堆起来，再去鱼塘里打些烂泥糊在上边，封闭起来沤着。当大队干部来验收的时候，还夸奖我们做得好呢。其实我们能够完成任务不挨批评就算走运了。

听说为了应付检查，公路沿线的生产队都把绿肥堆积在公路两旁，那大大的堆垛里，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还是我们比较实在吧，起码是真正的绿肥嘛。

嘉嘉

（二十八）

我们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为了腾出仓库准备储存夏收的粮食，队长张罗着给我们知青盖房子了。我们听见了好高兴的。

房址选在晒场前面向南的山坡地上，有几棵老乌榄树遮盖着，很阴凉的地方。

经过了两个月的建筑，房子造好了，一排七间的泥砖房子，大约每间十来个平方吧。我和妹妹的两间连在一起，中间开了一个小门，也算是有厅有房了。我们在外面那间布置了厨房和洗澡间，这样我们终于可以有一个自己真正的家啦。

我们的卧室应该说是最简单的设置了。两张木板床是四块的床板，我们把三块床板并在一起做床合铺睡，另外的一块床板用砖头架起来放东西，上边放着一个纸箱，装着我们的碗筷和水壶，闹钟就放在床边。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劳动工具放在靠墙角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其余的地方就空荡荡的。

从此我们可以有自己自由自在的空间，可以用野花点缀家居，邀请知青同学来做客，为朋友煮出各种花样的饭菜啦。

后来我们还养了鸡、鸭和白鸽，收获不少的鸡蛋改善了生活。

美中不足的是房子的地上是没有铺地砖的（那时人们很贫穷，全村都是这样的啊），直接就是压实了的黄泥。走得多了泥土就松了，地面坑坑洼洼的，我们就拿一些湿黄泥来填补。由于桁角没有杉树而是松木做的，潮湿的地方偶尔会有白蚁光临，它们会蛀蚀我们的家当。妈妈在广州给我们买了白蚁药来防治它们。

     

嘉嘉

（二十九）

夏收很快就到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要把稻谷割回来，还要收获花生、荔枝、黄麻等作物，跟着是紧张的夏种，季节性的工作刻不容缓，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了。

荔枝是增城的特产，新塘永和地区是闻名的荔枝之乡。在六月末七月初的季节里，红彤彤的荔枝挂满了枝头，把树枝也压弯了。驰名中外的优良品种桂味、糯米糍，引人垂涎。摘荔枝和割水稻是同时进行的工作。生产队安排年龄大的妇女和会爬树的男人去摘荔枝，我们年轻人就只能去割水稻的，所以我们只能是“望树兴叹”白流口水了。当然我们也会有得吃的，在晚上生产队会把挑出来的爆壳的、细小的荔枝分给社员吃，而质量最好的荔枝是送到供销社卖给国家出口了。
如果社员需要买新鲜荔枝，就要经过队长批准。那三毛二分钱一斤的糯米糍荔枝，在当时是很贵的价钱了，许多人是不舍得多买的，我每年都买一些送给父母尝尝。

夏天割水稻不同冬天，田里的水依然是灌满的，我们只把水稻长有谷子的上半截割回去，在晒谷场上用电动打禾机来脱粒。我们是白天割禾，晚上开夜工脱粒。我们的任务是每昼割三担禾棵，每担是十二把，一共是劳动三昼的。在那大暑节气毒辣的太阳下，田里的水是滚烫的，我们弯腰躬背忙碌地割着，滚滚的汗珠不停地冒出来，也没有时间去擦。那讨厌的蚂蝗还经常偷袭我们。

傍晚时分，晒谷场上就堆满了很大堆垛等待脱粒的稻子，我们放下镰刀马上就开始脱粒了。大家分排成面对面的两行，拿着禾锹或者长竹，把从电动打禾机中喷出来的稻草扬起来，使谷子落下来。一直到把当天所有割回来的稻子都打完了才可以回家做饭的，一般是超过晚上九点钟了。我有时太累了，就一边扬着稻草一边打瞌睡，朦朦松松的向对面的人倒过去，被扬了一头一脸的稻草了。

我们没有家人煮晚饭，又累又饿的如果等收工以后才做饭，真的宁愿睡觉也不吃了。我和妹妹合计好，轮流“偷鸡”回去煮饭。一到差不多的时候，我给妹妹掉个眼色，她就装着去厕所，回家把米落了锅，烧起柴火，然后回来干活。等一段时间估计差不多要添柴了，又轮到我去“上厕所”了，哈哈，那样我们就可以很快有饭吃啦。男生们却没有那么便利了，他们有时真的收了夜工不吃饭就睡觉啦（或者是中午煮多点饭，晚上就将冷饭和着开水吃下去算了）。

无论晚上什么时间收工，第二天是照样晨早开工的。夏季是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遇到有台风预告的日子，就不分昼夜地抢收抢割了。我们也累得差不多趴下了。

     

嘉嘉

（三十）

收获黄麻的工作就轻松一些。我们在田里把黄麻拔下来，搬到附近的树底下，一根一根地把青青的麻皮剥下来。只要用点劲麻皮是很好剥的，剥出来的麻皮分捆成一小扎，大部分直接摊在地堂上晾晒，晒干了的生麻卖给供销社，小部分就放在水塘里泡着，那白净的麻骨就给我们做燃料了。

黄麻在水塘里泡三、四天后，队长就安排社员去刮黄麻了。刮黄麻是人站在过膝的水里，手拿两块小竹片，把黄麻分开一小缕地夹着，把泡腐烂了的杂质刮走，只留下那纯净的麻纤维，晒干以后就是雪白的熟麻了。熟麻拧成的绳子特别的坚韧耐磨，农民都喜欢使用它。

只是在刮黄麻的时候人也泡在那充满腐臭杂质味道的水里，很不卫生的。有一次扬扬妹妹来例假了，仍然被安排泡在水里干活，结果受凉了，身体很不舒服。回去广州的大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因为劳累和受寒引起了月经倒流，吃了许多的药才治好了。

嘉嘉

（三十一）

那时农村的医疗条件是非常落后的，大队的医疗卫生站里只有两个赤脚医生，他们包揽了所有的医疗、预防工作，还经常下乡为社员看病，很受欢迎。赤脚医生是从农民中间挑选出来经过培训而成的，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院教育，卫生站的设备也很简陋，所以只能医治小病小痛的。我们知青如果有什么大的病痛一般是回广州医治了。

扬扬妹妹年纪小，才十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营养，却要从事繁重的劳动，她身体出现的毛病就多。她在农村曾经患过黄疸性肝炎、呼吸道病毒感染等严重疾病，幸亏都发现得早，及时送回广州的大医院治疗，所以也恢复得快，没有留下什么的后患。

我也曾经患过不少的小毛病。有一次我左手的指丫长了一个小泡，有点痒，慢慢的手指和手掌就肿起来，一直延伸到手臂，肿得亮晶晶的，伴随着刺骨的疼痛，使我夜不能寝
。我只好去蔡村找调到大队榄厂担任保管员的瑞伯。我捧着手一看见他，眼泪就“叭叭”地掉下来，我说：“瑞伯我的手好疼啊！”他马上很仔细地看了看，跟我说：“别怕，别哭啊，是患了‘老蟹叉’了，我回去给你找药。”瑞伯是祖传的牛医，懂得许多的土配方。傍晚收工以后他就到山上采来草药，和着红糖在砧木上锤，锤烂了就把它敷在我的手上。那药凉阴阴的，减轻了痛苦。过了两天，那脓血就穿破了手掌的两面皮肤涌出来，随后肿胀慢慢地消了。等收到爸爸的来信叫我回广州医治的时候，我的患肢已经开始蜕皮，差不多好了。

男生文华被分工去驶牛，在烈日下他光着膀子劳动，背部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我提醒他：“你披一块布遮遮吧。”他“呵呵”地笑着说：“不怕不怕！”但是后来他可能因为暴晒过度患了肺积水在广州留医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的，因为农村的卫生条件差，劳动时经常接触粪尿，受细菌感染的机会多，还有许多不明原因的奇难杂症，不少的人在山上、野外作业还会患上石黯疮、松毛虫毒疮等等的。

我读书的时候做过卫生员，看见这里缺医少药的，就在家里设置了一个药箱，从广州带回一些常用药，如保济丸、万花油、消炎散、棉花胶布等，村里的人们有什么小伤痛都来这里包扎，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

嘉嘉

（三十二）
夏收完成之后紧跟着就是夏种了。
夏天插秧与春插不同，秧苗不用铲，却要拔。谷种撒在旱地里，晒干了泥土后，就把它们拔起来，束成一扎扎的。生产队安排社员晚上去打秧，白天插秧，所以我们又开夜工了。
打秧很讲究技术，不能硬拔的，需要用力恰当地扯，否则会把秧苗扯断了。我在老农的指导下小心地学着。生产队是有任务要求的，我技术不熟练动作慢，为了完成任务就把秧苗扎得小束一点，凑够数量啦。
夏天的夜晚在劳动中我们汗水淋淋的，加上打秧射起来的泥土，身上就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一般是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回去煮饭吃。
我不习惯晚上走田埂路，收工时打着手电筒视野也模模糊糊的，挑着一大担秧苗踢到草头、石块就经常绊倒，秧苗撒了一地又重新收拾，所以我总是落在人群的最后面。
白天我和妹妹仍然是负责分送秧苗的工作。我们把秧苗的叶尾裁去，蘸上沤制过的肥料泥，挑到田里给插秧的社员用。这项工作没有春耕时那么繁重的。但是由于夏天太阳很迟才下山，晚上还去拔秧苗，劳动时间太长了，我们经常睡眠不足的。

嘉嘉

（三十三）

农忙过后，立秋节气的气候开始凉快起来了。生产队也进入了农闲的季节。我们在秋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主要的劳动是收获白榄和乌榄，还有是铲草皮泥。

在增城山区，白榄和乌榄的收成也是农业的一大项。那漫山遍野高大茂密的榄树一行行的，绿叶婆娑，秋天果实累累。农民们男的拿着一根长竹子，爬到树上使劲地打，女的就在树下捡着。那榄子密密麻麻的，一下子就在地面铺上厚厚的一层，我们欢快地用手捧着，充满丰收的喜悦。

白榄和乌榄收获以后是送到供销社去卖的，收购价是五分钱一斤。社员们也买许多的回家做榄角。他们把乌榄放在热水里泡软，把肉脱出来掖上盐晒干，就成为榄角了。他们还创造了淡榄角、干榄角、湿榄角等不同的花样，各有风味。我们也学着做一些带回广州给家人尝尝。

做榄角很费时间的，而且是在工余时间做，一般是在晚上了，所以村民是呼朋唤友去帮忙。铭伯住在仓库旁边，他就叫我们去帮忙。他做许多的，每天一大锅连做几天，如果晒干应该有好几缸吧。他总是叫我们多放盐，我不解问他：“那么咸怎么吃啊？”他说：“政府不是说备战备荒吗？多放点盐以后打仗的时候可以储存着吃啊。”我情不自禁笑起来：“如果打仗了你连饭也说不定没得吃呢，还吃咸榄角啊？”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铲草皮泥是把山坡上的山草铲下来晒干，然后堆在一起点着火沤烧成松松的草木灰，再掺入磷肥等肥料留待冬种做基肥。

在晴朗的秋天我们在山上铲草皮泥，阳光晒北风吹，烟尘很大的，皮肤很干燥绷得紧紧的，特别的粗糙了。
     

嘉嘉

（三十四）

大队对知青是有专人管理的。我们大队管理知青工作的是姓吴的民兵营长，他曾经是罗瑞兴大练兵运动的尖子，一个比我们年龄大不了多少的退伍军人。他对我们说话总是很严肃的样子，我们开会学习都是他召集的。后来知青们觉得休息时间太少了，就一致要求建立定期学习制度，以期拥有既能够休息叙旧，又可以计算劳动工分的一天。大队同意了我们的提议，定于每月的二十号让我们知青学习一天。到了那天我们都自觉地聚集在大队部，享受难得一天的放松，中午还可以吃一顿有肉的饭。

大队顺应我们知青的要求，批准我们每个人可以去大山砍一棵松树做家具。同学们就借了斧头、锯子，带着绳索和扁担上山了。男生们力气大，在山上专挑那又粗又直的大树来砍，那树木很重的，在那陡峭的山路上扛着，很吃力。下到山脚他们就用绳索捆着木头用扁担来抬，群策群力地把木材搬回去。

我和妹妹也允许砍两棵的，如南生产队的男生体谅我们姐妹身体单薄力气小，就帮我们把木头砍回来了，放在我们宿舍的门前。那两根三米多长的粗粗的大木材，他们花费了多少的力气和汗水啊，我真感动。

后来知青们就有了桌子椅子等简单的家具了。

嘉嘉

（三十五）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教育下我从小勤奋学习，成绩也算优秀吧。我从小的理想是努力读书考上大学。身不由己地来到农村后，开始的新鲜感减退了，每天辛苦的劳动没有尽头，我终于从迷茫中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再也不能回到学校读书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还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走入学校的大门，继续我的学业。无数次在睡梦里我梦见自己坐在课堂里，和熟悉的同学一起聆听老师讲课，那宽大墨绿的玻璃黑板、热情洋溢的老师、整洁的书本和作业本……，我置身其中其乐无穷。当我从梦中回到现实，巨大的失落感笼罩着我的心。

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连报纸也没有得看的。除了给家里写信，我就没有机会拿笔了。外婆曾经问我：“你现在还会写字吗？”她不知道我在梦里也还在写字啊！

如南生产队的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书柜，里边装满许多的旧书籍，多数是文革前的作品，是大家收集起来的，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那时却成为我们知青的宝贝了。我经常去那里借书看，好象饥不择食了。

扬扬妹妹才读了一年中学，她年纪小天真活泼，参加了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整天蹦蹦跳跳的，好象不知道忧愁。我心里怜惜她，我想：如果有机会让我们两个中间的一个离开，我一定要让她回到城市里去读书！

嘉嘉

（三十六）

扬扬妹妹是全大队年龄最小的知青，可是她很努力很优秀。

她跟随公社宣传队不辞劳苦走遍四乡表演，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那一年增城县宣传队专门来招考她，她的身材样貌和舞姿都通过了，可惜唱歌的考核因为她患过呼吸道感染造成了声音有点沙哑，所以落选了。但是她还是那么的开心，每天乐呵呵的开工。

她曾经抽调到公社参加麻风病预防检查，到水利工地里参加劳动。

在生产队里，她担任了记分员，即使是在半夜开工的山头、田地里，也打着手电筒认真地登记出勤人数。

后来队长安排她做收肥员，就是每天去社员家的猪栏里收集猪屎。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农民家里的肥料也必须归公的。妹妹每天钻进各家各户那低矮破烂的猪圈里，用畚箕把猪粪装起来挑到大粪坑去。她的身上总是很脏很臭。但是她还是没有怨言，很辛勤地劳作着。

直到1974年11月，扬扬妹妹幸运地被挑选到广州读中专了。经历了六年的农村生活，她终于回到了广州。

嘉嘉

（三十七）

每隔几个月，爸爸就来探望我们，给我们带许多好吃的东西。

那时爸爸工作忙，单位管理很严格，出外也需要批准的。爸爸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所以他必须在晚上赶回去的。他清早从家里出发，踩着单车经过广州—黄埔—南岗—新塘—九如，全程来回有一百多公里，光在路上就得花费七、八个小时。

爸爸的到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悦。我们带领他穿过田野登上大山。在山上远眺，爸爸很兴奋的，他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故乡。他给我们讲他小时候在家乡的趣事和前辈创业的艰苦辛酸。爸爸语味深长地教育我们姐妹要安心劳动，服从领导，不要有什么胡思乱想和出格的行为。他话语的涵义隐晦地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会变化的。虽然我们阅历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们很坚定地答应他，我们不会令他失望的。每次爸爸临走的时候总是拉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听话啊！”

我明白父亲的苦心。经过了几年的农村生活，我们的同学从年轻单纯的学生慢慢地转变得成熟复杂了。那茫然的前途使知青们产生了许多的不同想法，也出现了消极颓废的行为。有的人倒流回城了，还有个别的人偷渡去香港了。爸爸不希望我们受消极思想的侵蚀，做出危害前途的事情，他只希望我们平平安安地等待命运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