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小历史---1966年广州第一张大字报

平凡人

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上）
－－作者：杨小村

按：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中“两高”（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相当于北京的101中学。文革初，该校贴出了广州的第一张大字报。本文作者杨小村当年是该校高三学生，其父杨应彬，时为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文革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华师附中贴出了广东第一张文革大字报

1966年5月27日，也就是在我入党后3个月零24天。这天下午3时许，在学校饭堂旁的板报栏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学校的教育”，写大字报的是高三（2）班的李重明同学。大字报的内容也很简单明了，就是对学校制订的一些制度，比如规定在假期必须参加劳动，没有劳动就不能注册等有意见，说王屏山校长不深入实际等等。

李重明的父亲李立，曾是安源煤矿工人，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上了井冈山。他原是中南局组织部部长，1965年调任贵州省委任书记处书记、省长。李重明放假回贵州没能及时赶回学校参加义务劳动，在高三上学期注册时曾被刁难过，因此他给学校领导贴张大字报，以此出口怨气而已。如果单单是这个样子，这张大字报就不会成为广州地区文革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直至5天后的6月1日晚，被***誉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才公开发表。

事实是在酝酿写这张大字报前，李重明和高三（1）和高三（2）班的几位军干子弟如：蔡晓彦（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炳臣之子。蔡炳臣后调湖北省公安总队任政委，1965年取消公安军后，该部改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蔡在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打倒）、苏立功（广州军区二局政委之子）、桂林琪（南海舰队政委桂绍彬之女）、刘敏荔（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兴隆之女）等同学有过商议，他们在此前就已经在家中偷看了***关于批判当前教育制度，提出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五分加绵羊”式的修正主义苗子等内部文件，相约去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未果；于是翻越军区大院围墙直闯陶书记家，在得到陶铸亲口支持的承诺后，有步骤地放出一个试探性的信息来。

大字报贴出后，我被几位同学簇拥着前去观看。站在一旁的高二（4）班贫民出身的同学李八莫边看边骂，从激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张大字报的愤慨。于是我作为刚刚才加入党组织的一名新兵，站在维护党的威信立场，对身旁的李八莫说：“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写张大字报批驳他嘛！”于是一个小时后，在第一张大字报旁，出现了第二张大字报，内容是指责李重明“眼里没有学校领导”、“别有用心”。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两张一正一反的大字报，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校园炸得沸沸扬扬。当晚，学校掀起了大辩论，许多人彻夜未眠。有的同学还半夜到省委，请求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

第二天，全校自动停课，同学们在各自的班上，以这两张大字报为题，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主要有：这张大字报是否转移了当前对“三家村”的批判，是否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做是不是否认党的领导，华师附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在大辩论的同时，大字报也在校园内满天飞。

面对混乱的局面，学校党总支于5月29日贴出了“校党支委给同学们的一封公开信”，表示“热烈诚恳地欢迎你们向学校提意见”。对前一段提出的意见给予肯定，表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校领导的这种表态，很快就被蔡晓彦等同学指责为是抹杀了学校敌我矛盾存在的可能性，认为校党总支的这张大字报“成为我校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黑线的挡箭牌”！这样，两派辩论的内容就从应不应当向学校提意见陡然上升为学校有无资产阶级黑线的敌我矛盾上来了。于是乎，一边是指责蔡同学等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一边是贴出“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大字报，表示要与阶级敌人决战到底的决心。

1966年6月3日（或4日），省委主管文教战线的区梦觉书记向附中派出了第一支工作队（这是全国最早派出的工作队和工作组），旨在将学校方兴未艾的*****运动纳入正轨。工作队队长陈鉴泉（时任省文教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副队长周宽（时任省委接待处长），一个是领过兵打过仗的师级干部，一个当过四会县的县委书记。他们进校之初，对领导附中的运动充满了信心。用周宽的话来说，“我领导过40万人的四会县，我就不相信领导不了千把人的附中！”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拨弄文革这面大旗的旗手是***，是他“运动”了全党，“运动”了全国。工作队一进附中没几天，就开始与部分学生产生了矛盾。6月下旬开始，以蔡晓彦等十一人为首的部分学生就提出了“撤销工作队，自己闹革命”等口号。围绕着要不要工作队，学生们分成了两大派。

***于1966年7月18日突然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取了各地有关工作组（工作队）的汇报后，他于25日召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在***的指令下，北京市委于29日召开了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由于有了北京的文革精神，华师附中反工作队之风也就陡然刮到了十二级，周宽曾被批斗得昏将过去，陈、周二人及工作队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其实早在7月19日，蔡晓彦、李重明等十一人已就工作队问题写信给在中央工作的陶铸，反对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陶铸秘书张汉青于1966年8月2日在给十一人的回信中说：“陶铸同志明确指出，你们学校的工作队的作法是极为错误的，并将你们的来信批转给吴芝圃、赵紫阳、区梦觉等同志，请他们亲自处理。”反对工作队的同学看到这封回信，兴奋地在学校中高喊：“陶伯伯给我们复信啦！”“陶伯伯支持我们啦！”由此，更加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

广东最早的两个红卫兵组织

8月11日，从北京传来了由清华大学附中几位同学撰写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全校学生受到莫大鼓舞。

2006年，香港德宝出版有限公司发行了宋柏林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看了这本《老红卫兵手记》，我才搞清楚，当时宋柏林参与了骆小海主笔的这三篇闻名于世的大字报，原标题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与三论也都一样。后来中央文革把它们刊载于同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时，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此同时，“红卫兵”的称号也第一次传到华师附中。与红卫兵同时南下到达广州地区的还有著名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中间儿骑墙——基本如此”。宋柏林（原名宋汉东）原为华师附中学生，与我同级。1965年因其父调动工作，他也随之转学到清华附中。宋柏林是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并坚持了四十多年，又因他的家庭在部队，没被抄过家，这些日记有幸被保存下来。这部《红卫兵兴衰录》可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史的第一手材料，编注这本书的则是低我三届的华师附中同学余汝信。

在赞成还是反对血统论，保学校领导还是反学校领导，保工作队还是反工作队的基础上，再次把附中1600多名同学重新划分为两大派。那天晚上，同学们以球场舞台为擂台，两派针锋相对地展开舌战，欢呼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这场辩论不分高下，但两个派别因观念的差异已经形成。

轮到高一级女生李利民（李尔重之女）上台发言，她支持血统论，激动地大声呼喊：“我们天生就是革命的！因为血管里流着的是革命父辈们沸腾的热血，身上有革命先辈们的钢筋铁骨，因此我们就是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红得发紫了！天塌下来我们都擎得住！”她的发言博得“血统论”支持者的热烈掌声。她同班的一位男生在台下大声道：“什么天塌下来擎得住！一担粪桶就把你压扁了！”反对血统论的这派学生于是哄堂大笑。李利民个子矮小，身体娇弱，下乡劳动时帮“三同户”挑大粪施肥，一担粪桶都挑不起来。她后来一生相当坎坷，这是后话。

我虽然出身革命家庭，但对血统论很反感。过去一直强调出身不由自己选择，但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可以选择。就是拿我们所熟悉的领袖们来说，像***、周恩来这些革命家的出身都不好，怎么能把出身作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分水岭呢？

经过这场大辩论，以蔡晓彦、李重明等11人为首支持血统论的学生紧锣密鼓地筹划成立红卫兵组织了。并于1966年8月11日，贴出了《附中红卫兵宣言》，宣称成立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后来改称为华师附中***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这是广州地区的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同一天，同学们推举我，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命名。我说“***住在中南海，我们是***的红卫兵，就叫中南海红卫兵。同时，我们位于祖国的南海，我们红卫兵就叫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吧！”同学们一致赞成，于是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也紧跟着成立了。

主义兵比较激进，行为也比较过火，差不多的校领导和老师都在他们打倒之列。南海红卫兵主张讲政策，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强调实事求是，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大都采取保护方式，不主张使用武力体罚老师。当时像王屏山校长、麦嘉祥教导主任虽然都被批斗了，南海红卫兵却专门派出同学守护在他们家里，防止对立派乱来。但麦嘉祥老师最终受不了打击和折磨，自杀身亡，成为华师附中文革浩劫中的第一位牺牲者。

南海红卫兵进驻华侨新村惊动了周总理

8月1日至12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他还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8日，***又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提出了“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随之而起的是汹涌澎湃的红卫兵运动。

既然是*****，就要革掉那些属于封资修的文化，这样子就把红卫兵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社会上去了。于是长头发、漂亮的衣服，除了毛选之外的所有中外书籍，甚至文物，都成为红卫兵破除的对象。

那时许多女同学都主动将长发剪短，甚至干脆剪成男性短发。红卫兵在大街上可以随时随地剪女孩子的辫子。有的女生剪了头发，再加上穿了件旧军装，使人分不清是男是女。红卫兵也随意到人家家里去抄那些所谓“封资修”的东西。这时，华师附中也被同学们更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同学中一些带有封资修味道的名字，也被勒令或自觉地改掉。像苏忆美改为苏战英，黄国庆（十月十日出生）改为黄逆庭。一位叫贾圆圆的女生被人批判说像妓女陈圆圆的名字，不革命！于是她索性改名为“革命”。但和她的姓连起来，便成了“贾（假）革命”。还是被批斗了，真是荒唐至极，令人啼笑皆非。那时“忠东（忠于***）”、“东彪（***和林彪）”、“学青（学习江青）”、“红卫（***的红色卫兵）”、“卫红（保卫红色江山）”“学军（学习解放军）”等名字真是铺天盖地，有的还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扩大“破四旧”的战果和影响，我组织南海红卫兵到烈士陵园、南方大厦、黄花岗等地进行宣传。我们事先找了一些人到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请他们教我们扭秧歌、打腰鼓，及排练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我们则自编、自导了一批小节目，到街上演出。

那一天，我们南海红卫兵在黄花岗破四旧的行动还被当时广州地区的报纸作了报道，我们看到个个都沾沾自喜。

在大街上瞎折腾一阵子后，我想，广州市内封资修的东西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位于区庄附近的华侨新村了。那里住的都是归国华侨，封资修的东西肯定最多。于是我从南海红卫兵里拉了两三百人进驻华侨新村，把华侨新村围得个铁桶般牢固。

我们把这支队伍编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按部队建制，有组织有分工地集中破四旧。刘志修（陶铸外甥）、邢立安、吴华东和我分别担任营长、副营长、教导员、副教导员。

我们一进驻华侨新村，时任广州市侨办副主任的李伟阿姨（广东省军区陈德司令员的夫人）就赶过来了，她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解党的华侨政策，并要求我们在破四旧中千万要把握分寸，不要伤害华侨及其眷属。李伟阿姨的提醒，使我们在华侨新村的两个多月的行动中受到约束，未给华侨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时我们逐家逐户检查封资修的东西，同时对抄出来的贵重物品，如现金、股票、黄金、首饰、手表、摩托车等都登记造册，然后派专人送到省政府大院集中保管。而且一再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不得侵占。后来有一个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偷拿了几张珍贵邮票，我们发现后立即把他开除出红卫兵队伍。

由于当时中央有令，要趁红卫兵破四旧的机会，将“阶级敌人”（出身不好，或是擅自从外地迁入广州又赖着不走的人）设法赶回农村去。于是每天晚上，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向我们提供住在附近的一些人的名单和地址，并派上车拉着我们去抄家赶人。这种行动大部分是在深夜或下半夜进行。那时我才19岁，正是一个贪睡的年纪，但为了不耽误“革命”，我与营部几位领导商议，决定从抄没华侨的物品中借一块手表，以掌握时间，每人都写一张借条，用完后立即归还。

一天我回到家，父亲看见我手上怎么突然多了块手表，于是追问我，我把借表的原由向父亲说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参加革命才几天，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就算是工作需要，也是不允许的。你回去跟你那几位头儿说，就说是我讲的，统统退回去！真有需要回家想办法去！”同时，他拿出一块带了十多年的旧表递给我，说：“这块罗马旧表是我从香港到十万大山打游击时，华南分局的交通员吴德中送给我的，旧是旧了点，但还能走，你先拿去戴吧。”我感激地戴上父亲这块旧表，回到营地传达了父亲的话，同伴们听后都挺受教育，于是把手表都交回去了。

有一天，李伟阿姨找到我说：“周总理十分关心华侨新村的情况。他实在没空，委托秘书过问，现在电话接通了，你来汇报情况。”我接过电话，详细地汇报了在华侨新村破四旧的做法。秘书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仔细。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总理十分关心这件事，因为那里面住的华侨，有很多是和我们党长期合作过的有功之臣，他们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甚至在建国后，对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贡献。希望你们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四旧要破，但人一定不能伤害，像邓文钊、黄洁等，一定要保护好。”

当时我们几位红卫兵领导就住在邓文钊家。邓文钊是广东五华人，他从抗战开始，就同何香凝、宋庆龄等一起，为抗日战争捐钱捐物，四处奔波。解放战争中，他遵照中国共产党指示，又在香港复办《华商报》，任《华商报》社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摇旗呐喊。解放后，他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华侨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确实是一位爱国爱民的老华侨。原先我们把他赶到三楼住，并对他的行动有所限制，在总理秘书来电后，我们让他搬回二楼住，同时也取消了对他行动的限制。

但是，另一位爱国华侨副省长黄洁就没有这样好的待遇了。

当时，为了防止外校的一些红卫兵进入华侨新村捣乱，我们组织了巡逻队，特别是在晚上加强巡逻，防止发生意外。

有一天凌晨，八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趁巡逻空隙钻进黄洁家拍门。黄洁儿子是广钢工人，平时不在家住，他老伴身体不好，黄洁只好亲自开门。门一打开，几个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手执皮鞭，铁链就要打下去，黄洁本身患有心脏病，被这么一惊吓，心脏病顿时发作，当场倒地，那几个红卫兵见状立即如鸟兽散。等巡逻队闻讯赶来，联系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已回天无力了。黄洁去世后，受周恩来指示，《南方日报》还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文中盛赞他爱国爱乡之壮举。

就在这时，由北京多家红卫兵组织发起砸毁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行动，以此彻底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当知道这一消息后，我们也曾组织华南师院附中的南海红卫兵参加保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行动。这一行动虽引起双方激烈的辩论，但未发生其他过火行为。可是过后不久，七十二烈士墓中的自由女神像还是被一些过激的红卫兵组织砸毁了。

我向省委申请到上京的专列

我是在华侨新村得知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的，紧接着，他又在8月31日和9月15日再次检阅了红卫兵，还在中南海大门外接见革命群众。最高统帅对红卫兵的一系列“壮举”，使我们的优越感倍增，同时也萌发了上京的强烈愿望。在***接见完第三批红卫兵之后，我终于按捺不住了。

于是，我和区梦觉的女儿区惠风跑到省委，找到负责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我对他说：“张叔叔，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能去北京接受***的接见，我们也要去，您能否给我们批一列火车，我组织广州地区的红卫兵上京去！”张根生认得我们，也知道我在附中是位红卫兵的头儿，于是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批了一列专列，由我指挥。

回到华侨新村，我把这消息一传达，大伙儿高兴得直跳。于是，除了留下少部分红卫兵看守阵地外，大部分在华侨新村的红卫兵及在校的其他红卫兵都准备乘专列上京。我们严格地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整齐地登上火车。在火车站上，也吸收了部分外校红卫兵上车。就这样，我们于9月下旬浩浩荡荡上京去了。

上京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对北京的向往和认知，是从四年前（1962年）父亲写的一篇散文《上京》中得来的。散文一开始就深情地发问：“你去过北京吗？”“没有？那你渴望上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你上过北京啦？那你上京时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

父亲从长安街走进天安门，看见广场上，东西长安街上像怒放春花的繁灯，异常灿烂，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与天幕上的繁星连在一起，分不清天上的是灯光还是地上的是星光。他把这些灯光和星光与革命的星火联系起来。1919年5月4日，从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迈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军的步伐。经过三十年的英勇奋斗，革命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又是在天安门广场。1949年，飘起了象征全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父亲在散文结束时，铿锵有力地说：“对！条条道路通北京。上北京的道路就是走向胜利的道路。”

今天我也要上京了。我要沿着父辈们走过的这条上京之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下去，夺取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

到北京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女生们有床铺睡觉，男生们则在运动馆内打地铺，下面垫一些麦秆，上面加一张褥子，睡起来倒也挺软和。那些天我们吃的是小米粥加窝窝头，许多同学是南方人，吃不惯，我倒吃得很香。白天我们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去看大字报，并随时抄摘大字报上的内容，晚上在一块开会，交流心得体会。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到住地，有同学告诉我，说学校广播找了你几次。于是我赶到学校保卫部，询问是什么人找我。保卫部的同志很热情，让我坐下像查户口似的，详细问了我的身世和家庭情况，特别注重地问我父亲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后，他们说，明天下午你再来这里。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到达后，看见除了保卫部的人员外，还多了两位解放军干部。在进一步核实本人身份后，军人告诉我，你被选上红卫兵代表，国庆那天将参加观礼。

1966年9月30日下午，我在人大门口坐上一辆由军人驾驶的华沙轿车，在两名解放军干部的陪同下驶去。不一会儿来到了先农坛体育馆。在球场中间已经聚集了约二三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会场里熙熙攘攘，嘈杂得很。

我报到后，就分队分组。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要集合全国各个省市的红卫兵代表，确实不易。因此我们从下午一直等到傍晚都坐在体育馆球场的草地上。天色渐暗时，终于安排上车了，七八部大巴拉上我们，开出了先农坛。

由于我是第一次上京，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也不知道现在的位置，更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问车上领队的军人，他也不回答。汽车路过北海公园南门后突然向左拐进一座大门。“中南海！我们到中南海啦！”一位大概是北京的红卫兵在车厢里高喊起来。全车的红卫兵都欢呼起来，个个都把头往窗外伸，但在夜幕中什么也看不见。

车子在一栋办公大楼前停下来。红卫兵小将们蜂拥挤下车，军人们指挥着列好队向我们宣布：“这里是中南海，你们作为全国红卫兵的代表被***邀请到这里作客。你们就住在这座大楼里，这是总理办公大楼。为了安排你们住得好，中南海的家属每家每户都拿出新的被褥给你们盖。这里是伟大领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你们不要乱跑，要遵守纪律……”

军人的话还没说完，身后就簇拥着走来了一批人。我定眼一看，是江青！她头戴呢子军帽，身着呢子军装，披一件呢子大衣，风风火火地走到队列前面。站在她身旁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他也一身戎装打扮。他说：“红卫兵小将们，江青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来看望你们啦，下面请江青同志讲话。”掌声刚响起，江青就伸出双手反复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掌声随着她的指挥戛然停止。只听见江青扯开她那特有的高八调嗓门拉长了每一个字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伟大领袖***来看望你们啦！你们都知道这里是中南海，是伟大领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了不影响***的休息，我讲完话后，请你们不要鼓掌，不要高呼口号！你们很幸福，明天，你们就能见到伟大领袖***啦！（欢呼声欲起又止）。我向你们红卫兵小将们致敬，向你们红卫兵小将们学习！你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说完话，江青转身就走了。

江青走后，我们开饭了。原来我们这批红卫兵代表是准备参加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的。只是代表集中的时间太长，错过了时间，于是把国宴上的饭菜都搬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门前的草地上。我们席地而坐，在草地上吃了一顿美味的国宴大餐！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一大群红卫兵围着周荣鑫要他签名。我也挤进去，请他在我的《***语录》首页签了名。又见一群红卫兵围着一位和我年纪、个头都差不多的红卫兵在谈论什么。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江姐的儿子彭云。他比我大一岁，江姐牺牲时，他只有三岁。红卫兵听他讲述江姐的故事后都抢着要他签名，被他一一谢绝了。人群渐渐散去，我走到彭云跟前对他说：“我哥哥也是哈军工的，叫杨小斌。”他说：“我认识他。”于是很爽快地在我日记本的首页上写下了江姐临终前写给他的那句名言：“望踏着父母之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并签上他的名字。

我回到宿舍立即写日记，急切地把有生以来的最大兴奋与激动记录下来。写完日记已快10点了，北方来的同学裹起棉被就呼呼大睡，南方人临睡前都要洗洗脚，擦擦身。于是我穿上拖鞋，拿了一个小脸盆和毛巾，出了宿舍门向走廊中间的洗漱室走去。

刚一出门，我就被身后的嘈杂声惊动了。我回头一看，只见大门被推开，前面是一队8341部队的战士，他们沿着走廊两侧迅速组织了一道人墙。一些记者手持照明灯和摄像机簇拥着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是周总理！“周总理来啦！”我兴奋地欢呼起来，被欢呼声惊动的红卫兵都从床上爬起来往门外挤。但每间宿舍门口都被8341部队那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们给把守住了。在整条长长的通道上，只有我一人。

我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丢下脸盆和毛巾，三步两步跨冲到总理跟前。总理伸出他那只永远伸不直的右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一股热流顿时通遍全身。我边握住总理的手边喊：“总理好，总理好！”他亲切地问：“你从哪里来呀？”“我是广东来的！”“路上辛苦吗？”我说：“不辛苦。省里派了一部专列送我们来的。”“那样好！那样好！”

看着周恩来疲惫的身形，只有一双眼睛依然那样炯炯有神，他比我在四年前观看《五朵红云》歌剧见他时苍老多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安排完国宴后有那么多事务，这么晚了还到红卫兵驻地，逐个房间来看望我们，多么好的总理啊！28年前，他和博古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接见了特支成员，那时父亲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两岁。周恩来看见又矮又小的父亲，风趣地叫他“小同志”，摸着我父亲的光头说“后生可畏”。会议结束后，总理握住我父亲的手时还说了句：“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后浪的后浪”也来了。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紧跟***，紧跟周总理，为捍卫***的革命路线，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周总理就匆匆地走了。

摘自《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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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慈

文革破四旧,光孝寺首当其冲.在1个晚上,惊叫声打砸声和革命口号从街上传来,2米多高的四大天王被砸成碎片,昏暗的灯光下万头攒动,街童们似倒泻箩蟹,又似湿水榄核,老人家远远围观,口中喃喃禀神神已碎,五类分子在居委会门口低头似待宰,大妈大嬸三姑六婆呼儿觅孙,离光孝寺1里处是光孝堂,准备迎接这革命"龙卷风"浩刼,牧师神父修女忙鸟兽散,在玉石俱焚中百姓都怕那沙尘滾滾杀错良民的架势,慌乱的神情迅速传染,不－会儿街上只剩革命小将了.

依慈

平凡人 发表于 2015-10-16 12:37
回复 依慈 的帖子

我们有些失误就是太健忘了,所以我要拾回童时记忆.

这些事后猪脚亮的分析反省,喚起我对当年血统论的深深不屑与恐惧的回忆.当时15  6岁的少年,迅速传播埋堆和动手.据先几年听讲,一中当年据血统狗屁论而被打,围攻的同学都又当灾又破财.下下触及皮肉,打砸抢随意任性.不是当年走得快,我很可能会不死1身潺.
  我们许多人对日本不道歉不承认都怒火万丈,但我们那些当年打砸抢的小混账们至今也是不道歉不承认自己当年的暴行,这是不是劣且丑陋的人性无分国界人种?

依慈

依慈 发表于 2015-10-16 02:06
文革时坊间流传许多笑话,大部分忘掉了,但有些还记得.
例如,以前有小贩游走街巷卖桐油灰,那年头基层用木盆木 ...

昨晚快入睡时又想起1则:南下红卫兵喝凉茶.广东凉茶非放凉了的茶,他们3分钱买了1杯,把嘴烫得够呛,咆哮道:什么草泥马凉茶?然后聚同党砸了凉茶铺.后来听说本地兵解释清楚了,才让别的凉茶铺逃过被砸浩刼.

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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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些失误就是太健忘了,所以我要拾回童时记忆.

平凡人

李慧儿：讲到两大派，导火线，形成，和它的社会基础。但当时就是毛 泽 东提倡聂 元 梓“马列主义大字报”才直接发动*****的。

黎服兵：这次运动其实很多还是群众（推动），他（毛)说的一年两年，是不对的。这批人完全是自我、自主、自发的救赎运动。当这批人想

发挥自己的能量时，同时也进入文革后期了。打来打去，争夺哪个印，实际上是受了权力的诱惑，已经没有开始时那种，为革命也好，为真

理为理想也好，一到了这里，不知道你们和武传斌等有没有深入讨论？他们一接触到权力时，是怎么想的？

李展超：所谓夺权，就是胡闹。

黎服兵：不完全是。

李慧儿：*****是被中央一步一步推着走的。不能说全部是自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红卫兵”---“造反派”---两派（

对立）---大字报不解决问题，就武斗---后来由解放军进驻。所以我觉得你们讲的是一个现象，但不是主流。主流是上面中央一直在引导着

，有个导向的。不全部是民众自发。

苏立功：任何社会运动，一开始，不是说某个领导，某个人能左右的。历史有它某种必然性。*****刚发起来时，毛  泽  东的想法，

马上演变成两派的斗争，这不是他想的，后来就马上派军队去进驻了嘛。派工宣队摁住了嘛。发生两派，这是社会它自己存在的矛盾引发的

，不是说毛 泽 东他这样想搞起来的。他原来想大家起来斗走资派，建成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会。结果一搞起来就成了这样子：一部分既

得利益者想维持现状，还有一部分人是受压。

江晴：想改变

李慧儿：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苏立功：对，马上就分野了，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一分析参加这些人的成分，马上就知道了——工人，干部，干部子弟多数集中

在保守这一边。而知识分子的，“出身不好的”和受压制的，多数成了造反派。这不是毛 泽 东想这样的，是一搞起来，社会自己成这样的

。社会本身的矛盾。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都是受压迫的。他们实际上是有能量的。公私合营后一直被压。这个时候它就要起来了。某种程

度上就是“第三等级”，要追求不是你专制制度下的——五七年之后，专制很明显了……

黎服兵： 文革初期一旦解除……

苏立功： 你想，五七年反右是反什么的？右派是干什么的嘛？实际上就是想搞“三权分立”嘛。

黎服兵： 就想“轮流坐庄”。

苏立功： 对对对，就是“轮流坐庄”。今天看，我不赞成给什么平反，他本身就是这样想的嘛。你给他平反，反而……

黎服兵：没有了政治诉求。

苏立功：对。你想章怡和他们……

黎服兵： 章伯钧本身就有很强烈的政治诉求。

苏立功： 就是这样的。而且，打天下的时候，许诺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讲太远了，还是回到文革。文 革 起来之后，就不受你的

意志来转移了。后来主 席没有别的办法了……

黎服兵： 只有靠军队。

苏立功：军队是他手上的王牌嘛。派军队下去就把局面控制了。军宣队。组织工人下去。就是两年之后，马上就控制住了，不让你再搞了。

后来才是他们内部自己搞下去……

黎服兵： 我想在你那两年分段时间上再横切一刀。

你说的中 央有中 央的文 革 诉求，而中央把这魔鬼放出来以后，各位“魔鬼”有各自的诉求，这种诉求可能严重地干扰了社会的稳定了，

后来才意识到……

李慧儿： 对，应该是两方面的结合。

黎服兵： 刚才老苏讲的，从两派的成分，还是过去的等级制或者阶级斗争，造成文 革 的两派。表现是一个对联，实际上，不讲成阶级吧，

还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分裂。一派干部、工人是保守的，而另一派认为自己的利益没达到公平，他有另外的诉求，这就

分成了两派。

苏立功：是互相交叉的。但大体……

黎服兵： 应该有这个分野。

江晴： 为什么这样？你们要保持红色政权应有的东西，所以你们自然跟各省各级的干部他们的观念是一致的。我们造反派观念上就不是一样

的。心智上追求是人格的平等。出身不好的认为不平等，就算我们出身中等的也是认为不平等。我们为什么要“中等”？这不是靠他的表现

、能力去做的。文革前中学入团，要“向党交心”，我讲了我父亲解放前因为社会较乱，以为学几个“洪门”（帮派）的手势就不会受人欺

负。我交代了，结果被放进我的档案……

没错，社会必然要分成两派，一派代表它想改变社会现状，一个是要维护这一种现状。我觉得都没错。但骨子里不能讲那派对那派错。参加

的两派都是热血青年。

李展超： 真是“黑”的，个个逍遥派，不敢参加。

江晴： 对了。

苏立功：我们学校的一些干部子弟，（家长）被“反地 方主义”整得……感到抬不起头来。

黎服兵： 我们学校的地方干部子弟，是造 反的，军队子弟是保守的，但比较奇怪军队开头写大字报的又是不满于当时……


文革造成思想震撼

苏立功：毛 泽 东推行的*****是一种想法，实际上放出来又是另外一种状况。

江晴： 干部子弟因为知道许多内部消息，政治敏锐，所以先走出来。两派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总之，文 化 大革 命的最大成功，就是打

破了以前单一的思想。

苏立功：我很赞成你的话，如果不是文 化 大 革 命，哪有现在的认识啊。过若干年以后，回头看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愚昧啊。

江晴： 其实哪个不愚昧？参加五四运动的，口号都不清楚。六四的口号现在都不清楚。有什么具体的？都没有。所谓群众，实际上都是两重

性的。所有信仰都有优缺点。共产主义提倡人人平等，按需分配，消灭压迫剥削，不是我们追求的吗？现在就不是了……它的信仰是好的，

不好的话我们不会支持。 最不好的是搞阶级斗争……

李展超： 共 产 党无论做多少错事，有两点你是要承认的：第一，六十年没有内乱，内战。军阀割据是很惨的。第二，在世界舞台上地位…

…

江晴： XX是国 民 党时期浙江省的财政部长……在香港带全家回来，做了几年，包括制订广州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久坐监坐了十几年……

毛 泽 东死的时候，他女儿，执信女中，文革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好惨，被逼舔地下的洗地水，出入不给走女中门口，要从洞钻进去……她

说，这个人早该死了！他父亲说：这句话你不应该讲！毛 泽 东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有很大的功劳！被人整了这么多

年，都能客观看国家……

黎服兵： 我还是想搞清楚，文 革到后面几年，不讲上层什么阴谋论，林 彪集团，江 青集团，我就想了解这两派群众中，他们想干什么？

想将文 化 革 命 进行到底？是按什么规划自己的方向？

李慧儿： 没了目标。

黎服兵： 还是有目标的。

李慧儿： 其实成立了组织以后，全部都是听中央指示。记得吗，好多“中 央  来电”的。

谭加洛： 他问的是最后几年，上山下乡以后，到邓  小  平那时。江青和邓 小 平最后斗那时。

李慧儿： 那时完全没有方向了。

谭加洛： 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黎服兵： 这时才正式表现出民主诉求。

谭加洛： 七六年“天  安  门  事 件”。

黎服兵： 最振聋发聩的。打破 “四 五 事件”（天 安 门 事 件）之后，才出了这么多自由思想，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

谭加洛： 我补充一下服兵的问题。作为造反派，在运动开始时，都要打倒刘邓，因为他们要“抓右派”，压制民主。很怕“秋后算账”算到

自己头上。所以都是反 走资派的。江 青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在造反派背后撑腰的。但所谓“十 年文 革”，发展到我们下乡以后，到江 青倒

台，邓 小 平上台，恢复以前旧的一套制度，我们是接受的。很自然立场就转过来到这边了。这个过程，为什么会转过来？这对我始终是一

个疑惑。我一直想理清这一点。现在服兵提出来……

江晴： 我很反对说中 央 文 革 是支持我们的。

谭加洛： 支 持造反派。

江晴： 是利用。

李慧儿： 利用。

黎服兵： 我的看法又有所不同。我认为 中 央 文 革里的那批人，是共 产 党里真正想 造 反的一批人。他们的造 反方向，未必和我们平

民百姓相同。其实江 青和张 春 桥是最忠实贯彻毛 泽 东 思想的。

江晴： 她是代表了毛 泽 东的意愿。毛是一切为了她。但有一点就是，文 化 大 革命将所有人的思想都震动了，即使下了乡，都是不断地

追求和思索这些问题。这是不断积累的。（文  革）为了什么？这是没办法解决的，没办法想得清楚的。

黎服兵： 我也不是很同意刚才你们讲的林彪就是要搞军国主义，江田岛精神。我们在农场比较震撼的就是林  彪垮台和“五 七 一 工程纪

要”的公开。发现原来林彪他们都讲出许多中国的真正问题。在那里才有了一个震撼。

李慧儿： 是的是的

黎服兵： 归结大家讲的，五十年代的等级制，发展到文 革就是血统论，血统论又造成分歧，形成两派。所谓血统纯正的和庞杂的，保自己

的既有利益和争取自己的既得利益。

谭加洛： 怎么评价？比如东风派主义兵和旗派造反派，今天怎么看？怎么给历史定位？

黎服兵： 就算不给历史定位，就出新思想，打破旧思想的，还是造反派的人多。能出新思想，比如“省无联”的文章，我很佩服。包括李正

天等的《民 主 与 法制》。我都是从那时才开始启蒙。而我接触得比较多的，东风派他们，只是一种强力的维持，但没有新的东西出来。我

是在东风派里面，但我很同情旗派，很喜欢看旗派的思想。东风派应该将真是现有政权的稳定因素。

谭加洛： 很有意思。继续就两派问题谈。

李展超： 对派别问题我没有认真想过，而且也觉得没有什么好讲。

李慧儿： 我同意江晴对两派的观点。我还提一个问题大家讨论：好比现在有一间别墅，里面的人原来生活得好好的，突然冲进一帮人，把里

面的人杀光，自己做了别墅的主人，于是就有了今天……

黎服兵： 我还是觉得，有一批精英也好，脊梁也好，骨干也好，他们还是想把国家往西方那种民主自由的模式引导的，而且我个人是认同这

种引导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徐友渔、朱学勤等“自由主义”者的言论。我自己也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无论如何都要打破过去那种等级制，那

种人上人下的东西。是什么造成平等？他认为就是第三等级或者自由贸易，市场经济逼着中国一定要走向平等。国与国，人与人的平等，是

要通过市场经济运作才能达到的。不是靠你斗我我斗你。但永远不可能是一种理想境界。还是希望中国能走这条路。


文 革 分 派的起因和潜在意义

谭加洛： 我最近关于分派问题有些想法。

同意大家刚才讲的分派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 分派是自上而下开始的。

没有毛 泽 东就没有文 革。文 革的发生和毛 泽 东的个人意愿有很大关系。现在比较接受的看法是，因为“七千人大会”有一个“饿死人

”和“算总账”的问题（李： 刘 少 奇提出来的）。 不光是刘 少 奇，毛发现干部普遍对大跃进有意见，不接受“三面红旗”。不是个别

人，是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国基层干部的主流思想。这就导致文革打倒“走资派”——要把这批干部全部换掉。不然这批人将来要和他算账

。所以文 革是毛 泽 东“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运动。这个看法是由辛子陵提出来的，有一定道理。所以文革首先是自上

而下发动的。既然自上而下，必然毛和刘形成两个司令部——中央分了两派，下面也迟早一定也会分成两派。这是分派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分派有历史的原因。

根本动力是群众的个人利益诉求。文革又不仅仅是因为毛 泽 东个人的意愿。上个世纪开头，中国社会全面和西方社会接触，已经开始进入

现代化了。但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要抵抗。社会进步的要求和抗拒的力量必然发生碰撞。***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反现代化——反资本主义

现代化的势力，所以文 革 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反对资 本 主义复辟”。毛不允许中国走 资本主义 道路。文革正是中国全面进入资 本   

主义 社会前夜，分娩前的阵痛。

（李展超： 主要是自上而下。上面有了“文攻武卫”号召，下面就打得一塌糊涂）这两面看：上面一直宣传“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被毒

化，这就是局限。文革过程中两派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先进的思想资源。这过程中，如果说造反派还有一些朦胧的民主诉求，仍然很大程度上

用执政党灌输的已经毒化的意识去造反的。结果，还有第三，就是有很大的悲剧性。

第三，分派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

这悲剧性，可能我们认识还不全面。固然造反派受压，其实保守派最后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尤其是一些头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是我

后来才知道的。前年回来接触东风派地总头头莫超海，请他们吃饭，原来运动后期，他们也都成了“三种人”，把他们原来的职务都撸掉了

，打回原形，做工人。当然，他们的待遇比造反派好得多，不会被批斗，但仍然也是内控对象。邓 小 平认为凡是文革“搞搞震”的都不是

好人（李慧儿： 不管你什么派），对，不管什么派！整体而言，参加文革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大部分主义兵，虽然没被整肃，也一样要下乡

）都是先后不同时期被利用再被抛弃，并没有得到自己的个人利益。投身文革的朦胧个人诉求和那个虚妄的“理想”，实际是迷信，纠结在

一起，讲不清。（江:就算过好多年，也没法讨论清楚。中国现在是信仰危机，一个大国，发展得这么快，这是很可悲的现象。）我们都只能

成为过河卒子。两派都被挑唆，两只狗打个你死我活，其实是同一个主人。血统纯正那只狗当然占上风一点，也仅此而已。

第四，分派有天然的合理性。

前面提到，分派有自发和被挑唆两面，这自发性，原动力，就值得客观加以研究。现在热心文 革 研 究的多半是原来的造反派，基本上多是

站在造反派的立场，觉得自己被压，争取生存权和政 治民 主权利，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是代表进步一面的。反过来，保守派和走资派，代

表压制民主的一方（特别是中学的血统论），多少是负面的。这太狭隘了。

两派有共同点——捍卫同一个领袖，同一个神。就像日本电影《军 阀》里造反被处决的少壮派军人，临死还喊“天 皇 万 岁”。（李展超

：虚无）是虚无，但这立场是一致的。（李展超：两派喊同一口号）不同的是，背后分别捍卫各自的利益。造反派，前面说过了。就说东风

派吧，工人，选择保守、保皇，而不是造反，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维护现有的秩序。我是党 员、劳模、积极分子……也有相应的荣誉、待遇、

地位……如果重新洗牌，这些利益很可能就保不住。即使一般普通工人，也多半会怕乱求稳，附和强势的一边，在混乱的时局中力求自保。

同理，书记，厂长以前可能压制过你，他们认为自己也只是执行党的政策，何罪之有？即使错了，现在你把我“喷气式”，斗得家破人忙，

这公平吗？像我们中学的诸校长，勤勤恳恳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文 革 来了，我们把她当“走资派”批斗，她也不服气啊。

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各自的要求本来都是相对合理的，因为彼此抵触，才分成对立派。我们说文革是一种“合力”，就应该承认不同的利益

诉求。所谓“人民文革论”，把人民的概念局限在造反派一隅，那太片面了。两派问题非常复杂，不是用好和坏，对和错，进步和反动……

简单的两分法可以概括的（造反派掌权又如何？上海不就是例子？）。

给两派一定的历史定位也许必要。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文 革 后中国社会进步了，那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单方面的功劳。而是派别

出现所带来的政治民主空间。

第五，政治民主空间——分派潜在的正面意义。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过程，必然产生多党、两党政治。

辛亥革命后“走向共和”，一开始就是多党制。孙中山搞“国共合作”是两党政治第一次试验，因为“4-12政变”而破裂，从此势不两立，

先是国民党要吃掉共产党，共产党壮大以后又要灭掉国民党……

（我昨天和我父亲——88岁的老共 产 党 员讨论，他说：有什么办法，当时国 民 党就是要杀共  产党。他亲眼看见广州暴动失败后，沙面

街上许多三轮车夫被杀，因为据说参加暴动的赤卫队员都系红领巾，失败后凡是脖子上被发现大雨淋湿后留有红色印痕的都一律杀头。）

毛 泽 东48年进城前在西柏坡宣布的“中 国 共 产 党 领导下的各阶级联合专政”的这种多党合作共治的“人 民 民主 专政”，本来以为

可能成为共产党阵营的一个异数，结果所谓“新 民主 主义”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偷换概念。一党治下的多党，反右以后，表面文章都不

用做了，终于过渡到彻底的一言堂。

谁也没有想到，越来越左，万马齐闇的中国政治，走到极致，却峰回路转，因为上下派别斗争的需要，文 革  期间，主要是66年夏天到68年

夏天，大约两年，突然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空间——自由结社，自由辩论，自由串联，自由出版 。那时讲“四大”不

是指这四个，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归到一点，就是言论自由，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自由结社。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人——皇帝，可

以把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两项任何共 产阵营民众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享受的民主权利赐予老百姓。不管毛的动机如何，也不管有多大局限

，中国社会由此引起的震荡，终于孕育出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试想一下，文革前那里允许有任何“杂音”？56年“鸣放”过一次，原来是“引蛇出洞”。文革一开始，上上下下都以为是又一次“反右”

，结果都出乎意料。于是，两派都打红旗，争利益。但不能把这完全看成是负面的。何为党派？本来就是不同利益的代表嘛。西方的党派之

争，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的非暴力的正常运作，是对执政党最大的监督和约束。中国一党专政下出现了党内分裂成两派的公开对立，某种

意义上形同两党，延伸下来在群众中就分成两派——要求改变的文革派和维护现状的反文革派（毛表面上成了居中仲裁地位超然的神）。这

是否可以看作为中国特殊国情，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不成熟的，或者可以说是畸形的两党政治？17年以后，国人第一次有表达个人诉求，

争取个人利益的某种自由，因此而结社。这是不是两党、多党政治的雏形？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这样看，但至少它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值得

我们研究。当然，和西方完全不同，两派各自的依附性，决定了它只是专制下的一种短暂的恩赐，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生存空间。当操弄

者觉得有需要，或者上层权力分配告一段落，必须做某种妥协时，两派中的一派就必然被牺牲。

67年一月革命，毛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样板，坐镇上海看造反派攻打保守派“上柴联司”，让上海成了造反派一派独大，一统天下。

68年夏天，毛要结束群众运动的前文革形态，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通过召开九大，进入分庭坐庄的后文革，于是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

袖，宣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作为交易，全国的造反派集体出局，被清算，尤其广西。

这里不能不提到周恩来和广州 文 革的关系。昨晚，曾经参加中央调查组的（中大红旗）陈家吉和（七中红旗）樊振戈告诉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跟着周恩来。属“紧跟派”。广州运动是跟着周恩来的思维，他一变我们就倒霉。我们不惟毛和四人帮，就跟周。广东文革，没有什么

毛原汁原味的话。总理接见，决定（广东）和上海走的路有区别。一月（夺权）上海定了调，但广州一直不明确。

广州原来几乎没有保守派势力，是广州 军区利用“二月逆流”扶起来的。广 州 旗派称“三月黑风”，保守派称“三月东风浩荡”。于是就

有了东风派。67年的3月是保守派全面清算造反派。造反派风声鹤泪，记得小报社论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如果不是周恩来4月到广州，广

州造反派一定会死得很难看。4月18日总理接见时说“三面红旗”是“革命造反派”，“地总”“红总”是“偏保”，形势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从此广州两大派形成相持的局面，没有可能发展成上海和武汉那样造反派独大，由此也不会像四川那样造反派独大后再争权夺利打内战，

也避免了广西那样造反派被剿灭的悲剧。广州在两派相对平衡的状态下度过了文革最混乱的时期，武斗的规模有限，死的人在全国大城市算

来恐怕是最少的吧？周 恩  来处理广东问题的手法和处理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存不存在一个多少和上海别苗头的“广东 模式”？现在能

看到的材料太少，也没有人研究。

扯远了。总而言之，我觉得应该发掘文 革 的两 派对立积极的一面。这里我延伸一下刚才服兵的观点：没有造反派为了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

冲击，原来铁板一块的僵化苏联模式不可能改变，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这有点像历代农民起义以后执政者实行的“让步政策”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源于赵紫阳首先在四川对农民“让步”）。但当时造反派不可能真正掌权，首先是执政党绝对不允许，其次是就算掌权

了，也一定会变质，因为造反派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资源，他们“思想武库”装的几乎全是原来当权派灌输的一套东西。造反派的历史

作用就是“冲击”，一旦他们不自量力，走得太远，就会带来破坏性，让社会付出太大的成本，同时也“自取灭亡”。于是保守派客观上就

成了制约的力量，让社会不至于进入无序的混乱状态。毕竟大多数老百姓虽然希望改变，却害怕革命。六十年代下半叶的中国，不具备革命

的条件。文 化 大 革 命不是革 命，但它造成了一个中国社会要向前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空间，最终带来了一场发起者始料不及的革命性

的变革。

最后，我借用雨果形容法国大革命的一句话：

中国*****最终是会被人们所理解的，她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 雨果原话是“谅解”）

谢谢大家！

说明：
1、 全部发言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2、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 此帖被阿陀在2010-08-17 21:15重新编辑 ]

平凡人

转载：文 革为什么分派----广州两 派红卫兵历史性对谈（2） (2012-04-11 09:32:59)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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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为什么分派----广州两派红卫兵历史性对谈（2）




“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造成分裂

黎服兵：我建议我们还是谈回具体的问题，还是从对联开始。那对联是很表面的东西，但它是引发后面分派的，是发端。——血统论争论的

分歧，造成后来两派的形成和对立。

李慧儿：是不是和“二月逆流”联系在一起？

黎服兵：不是。67年“二月逆流”太迟了。对联是在66年6、7月份，聂元梓大字报以后，肯定在“红八月”之前，七月底。

李慧儿：这对联的讨论，是不是毛 泽 东的部署？

谭加洛：不是不是。

黎服兵：应该是很自发的。

苏立功：自发的！

江晴： 实际上从那不平等来的。

黎服兵：几十年不平等的延伸。等级制度在这里具象化了。

李慧儿：谁提出来？

黎服兵：谭政的儿子谭力夫。

江晴： 我看了一篇报道，他在中央党校讲，是冤枉他，不是他提出来的。

黎服兵：我和他谈过，我的业务和他有交叉。他后来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我出书要去买他的片，和他有幸谈过。他是认的，

但是他说完全是一时的，一时的什么而已。他不想承担这么大的历史责任。但事实是他。

江晴： 但他在党校发表的文章说不关他事。是硬塞给他的。

谭加洛：这要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讲这个问题。

苏立功：反正就是他提出来就是了。

江晴：不是他就没人提出来了。

黎服兵：谭力夫父亲其实也是四野的，好像是四野政治部主任嘛。后来是总政主任了。我和他（谭力夫）有短暂的交集，他是认的。他当时

是北京一个不怎么大的大学……

江晴：工业大学。

黎服兵：刚才讲的，对联把几十年的等级制度具象化了，由此引起文化革命的争论。倒不是“反工作组”“反校党委”啊，那些不涉及群众

（自己）的两种意见。那些要是也是对上面是与不是的，一涉及到对联，就是你不好我好，你是混蛋我是英雄。到了这种状态，你说“走资

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也好，事实上到这个对联出来……

江晴：我寄宿在学校，看着初一的同学，13岁被人斗，真很难过。他们同班同学，拍桌拍凳……

李慧儿：要认罪。

江晴：是，（扣）留在那里，逼认罪，流眼泪，好可怜，自己都不知错在哪里。

李展超：这么紧要（严重）？那学校？

江晴：我们八中。这还不算厉害……。

李慧儿：我们学校都有。

江晴：高中，例如我们高三都不会这样的，初中，初一初二就离谱了。骑在凳子上，成群围住，要改户口本，骂你混蛋……其实这个只是表

面化的。

黎服兵：自从这个对联出来以后，我观察所有人群就从这个分开了。反血统论的，基本上就是造反派，对政府这一套官僚的东西，反对得比

较彻底。而且从里面引发出一些比较新的，例如“省无联”等比较新的思潮，理论，包括北京反血统论的遇罗克等。

李慧儿：遇罗克？

黎服兵：写反血统论的（《论出身》），后来被枪毙了。

李慧儿：遇罗锦呢？

黎服兵：没死，后来出了国。后来我们系统出了她的《春天的童话》。

这一批人，实际上就是造反派的基础。血统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保守派的基础。这和整个社会就合流了。

江晴： 对了，各地省市领导，都是要保自己的，没人喜欢自己被打倒。所以造反派的垮台是必然的。

黎服兵：讲来讲去，应该从对联的发端，看两派的分歧、原因。


文革是合力，是利益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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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此帖,往事又浮现在眼前.这是历史的沉痛教训,也给我们上了一课!盲从,狂热,浮躁,偏激.......

依慈

文革时坊间流传许多笑话,大部分忘掉了,但有些还记得.
例如,以前有小贩游走街巷卖桐油灰,那年头基层用木盆木桶,冬天冷縮就漏水,要买1角几分来抹上缝防漏.小贩边走边吆"好痴.....好痴嘅桐油灰",南下红卫兵以为乜好吃东西,买来1吃,吐得标s差点玩完.坊间又传出他们吃甘蔗吞渣,吃菠萝香蕉连皮.

我下乡时晚上开批判会呼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帝修反......乡下大娘总是喊"打倒苏州......"还问我们会不会打倒杭州柳州和广州?她们听惯食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所以惊打倒苏州后乜州都走唔甩,萌爆的乡下大娘.

依慈

那年头从－中逃回家里,在4楼天台围观了多次斗争会,也不知斗谁,感觉就是－群喊口号的有组织的地痞流氓在作恶折磨人,毎隔10分钟有人轮流按低被斗者的头,或扯他胸口的牌子,人身侮辱随时上演.高潮中口痰鞋,石头扫把向被斗者密袭,或打趴在地去踩踏,开完斗争会,被斗者被架住拖行或根本不会动,鲜有能全身而退的.毎天看的听的都是惨剧暴残,除了恐惧迷惘,思路短路无出路,无助.

黄公石

好帖,謝謝!

依慈

平凡人 发表于 2015-10-15 17:45
我五月帖子里所描述:同长堤工会前的工人雕塑差不多，低调寡言那苏公就是酝酿写这张大字报中的一员. ...

幼儿园高才生那年头最幸福,只要不用伟人像报纸包早餐或上大号,无派无类1身轻,奉旨做吃货,不涉走资路,食饱数星星,瞓醒红太阳,真幸福到脚趾公.

平凡人

我五月帖子里所描述:同长堤工会前的工人雕塑差不多，低调寡言那苏公就是酝酿写这张大字报中的一员.认识他三十年了,差不多七十岁了,我家那大小姐也华附,那年在大学,后全数入部队,社会才和谐了一点.
    那段日子我记起镇安路吊在路边的死人,人民路<<广州日报>>社门囗晓兵绝食,解放牌货车车头顶的机枪,手枪,硫酸瓶,霸占沙面西桥囗医药公司的主义卒叫(6123),我那时是沙面幼儿园的"高才生".

依慈

我依稀记得广州大武斗前，红五类的革命让基层恨天高。很多平民子弟想加入，当时财厅前的政府重地，忽然变成招生各校学生加入红卫兵的大机构，几十种名称的红卫兵招人，免费，填好个人资料，不是黑七类出身，立即获批加入，有军帽戴袖章语录袋，当年的潮打扮。有个别招兵买马的甚至有军装武装带立即发。当时互信程度很高，报上学校名称家长姓名成份住址即可，有人报完1档又1档，唯一拒报是代人报名，自己报自已，重复报都行。有些似“义和团”和“太平天国”式招募。3个几月后全市派别大武斗开打，解放牌大卡车架机枪，车上有冚旗的担架，在各大马路上伴着高音革命宣传呼啸着行驶，我们这等逍遥派看见赶快回家煮返几両瘦米食当惊风散。

依慈

平凡人 发表于 2015-10-15 15:10
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上）
－－作者：杨小村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物春。
文革若即又若离，隔年冷屁讲不完，
伤风都由喉阻起，心脏猝坏有兆机，
如今讲者花甲外，回首往事枉沧桑。

平凡大人资料丰，重温旧事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