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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5 15:1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上）
－－作者：杨小村

按：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中“两高”（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相当于北京的101中学。文革初，该校贴出了广州的第一张大字报。本文作者杨小村当年是该校高三学生，其父杨应彬，时为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文革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华师附中贴出了广东第一张文革大字报

1966年5月27日，也就是在我入党后3个月零24天。这天下午3时许，在学校饭堂旁的板报栏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学校的教育”，写大字报的是高三（2）班的李重明同学。大字报的内容也很简单明了，就是对学校制订的一些制度，比如规定在假期必须参加劳动，没有劳动就不能注册等有意见，说王屏山校长不深入实际等等。

李重明的父亲李立，曾是安源煤矿工人，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上了井冈山。他原是中南局组织部部长，1965年调任贵州省委任书记处书记、省长。李重明放假回贵州没能及时赶回学校参加义务劳动，在高三上学期注册时曾被刁难过，因此他给学校领导贴张大字报，以此出口怨气而已。如果单单是这个样子，这张大字报就不会成为广州地区文革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直至5天后的6月1日晚，被***誉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才公开发表。

事实是在酝酿写这张大字报前，李重明和高三（1）和高三（2）班的几位军干子弟如：蔡晓彦（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炳臣之子。蔡炳臣后调湖北省公安总队任政委，1965年取消公安军后，该部改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蔡在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打倒）、苏立功（广州军区二局政委之子）、桂林琪（南海舰队政委桂绍彬之女）、刘敏荔（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兴隆之女）等同学有过商议，他们在此前就已经在家中偷看了***关于批判当前教育制度，提出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五分加绵羊”式的修正主义苗子等内部文件，相约去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未果；于是翻越军区大院围墙直闯陶书记家，在得到陶铸亲口支持的承诺后，有步骤地放出一个试探性的信息来。

大字报贴出后，我被几位同学簇拥着前去观看。站在一旁的高二（4）班贫民出身的同学李八莫边看边骂，从激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张大字报的愤慨。于是我作为刚刚才加入党组织的一名新兵，站在维护党的威信立场，对身旁的李八莫说：“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写张大字报批驳他嘛！”于是一个小时后，在第一张大字报旁，出现了第二张大字报，内容是指责李重明“眼里没有学校领导”、“别有用心”。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两张一正一反的大字报，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校园炸得沸沸扬扬。当晚，学校掀起了大辩论，许多人彻夜未眠。有的同学还半夜到省委，请求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

第二天，全校自动停课，同学们在各自的班上，以这两张大字报为题，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主要有：这张大字报是否转移了当前对“三家村”的批判，是否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做是不是否认党的领导，华师附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在大辩论的同时，大字报也在校园内满天飞。

面对混乱的局面，学校党总支于5月29日贴出了“校党支委给同学们的一封公开信”，表示“热烈诚恳地欢迎你们向学校提意见”。对前一段提出的意见给予肯定，表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校领导的这种表态，很快就被蔡晓彦等同学指责为是抹杀了学校敌我矛盾存在的可能性，认为校党总支的这张大字报“成为我校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黑线的挡箭牌”！这样，两派辩论的内容就从应不应当向学校提意见陡然上升为学校有无资产阶级黑线的敌我矛盾上来了。于是乎，一边是指责蔡同学等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一边是贴出“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大字报，表示要与阶级敌人决战到底的决心。

1966年6月3日（或4日），省委主管文教战线的区梦觉书记向附中派出了第一支工作队（这是全国最早派出的工作队和工作组），旨在将学校方兴未艾的*****运动纳入正轨。工作队队长陈鉴泉（时任省文教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副队长周宽（时任省委接待处长），一个是领过兵打过仗的师级干部，一个当过四会县的县委书记。他们进校之初，对领导附中的运动充满了信心。用周宽的话来说，“我领导过40万人的四会县，我就不相信领导不了千把人的附中！”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拨弄文革这面大旗的旗手是***，是他“运动”了全党，“运动”了全国。工作队一进附中没几天，就开始与部分学生产生了矛盾。6月下旬开始，以蔡晓彦等十一人为首的部分学生就提出了“撤销工作队，自己闹革命”等口号。围绕着要不要工作队，学生们分成了两大派。

***于1966年7月18日突然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取了各地有关工作组（工作队）的汇报后，他于25日召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在***的指令下，北京市委于29日召开了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由于有了北京的文革精神，华师附中反工作队之风也就陡然刮到了十二级，周宽曾被批斗得昏将过去，陈、周二人及工作队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其实早在7月19日，蔡晓彦、李重明等十一人已就工作队问题写信给在中央工作的陶铸，反对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陶铸秘书张汉青于1966年8月2日在给十一人的回信中说：“陶铸同志明确指出，你们学校的工作队的作法是极为错误的，并将你们的来信批转给吴芝圃、赵紫阳、区梦觉等同志，请他们亲自处理。”反对工作队的同学看到这封回信，兴奋地在学校中高喊：“陶伯伯给我们复信啦！”“陶伯伯支持我们啦！”由此，更加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

广东最早的两个红卫兵组织

8月11日，从北京传来了由清华大学附中几位同学撰写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全校学生受到莫大鼓舞。

2006年，香港德宝出版有限公司发行了宋柏林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看了这本《老红卫兵手记》，我才搞清楚，当时宋柏林参与了骆小海主笔的这三篇闻名于世的大字报，原标题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与三论也都一样。后来中央文革把它们刊载于同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时，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此同时，“红卫兵”的称号也第一次传到华师附中。与红卫兵同时南下到达广州地区的还有著名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中间儿骑墙——基本如此”。宋柏林（原名宋汉东）原为华师附中学生，与我同级。1965年因其父调动工作，他也随之转学到清华附中。宋柏林是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并坚持了四十多年，又因他的家庭在部队，没被抄过家，这些日记有幸被保存下来。这部《红卫兵兴衰录》可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史的第一手材料，编注这本书的则是低我三届的华师附中同学余汝信。

在赞成还是反对血统论，保学校领导还是反学校领导，保工作队还是反工作队的基础上，再次把附中1600多名同学重新划分为两大派。那天晚上，同学们以球场舞台为擂台，两派针锋相对地展开舌战，欢呼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这场辩论不分高下，但两个派别因观念的差异已经形成。

轮到高一级女生李利民（李尔重之女）上台发言，她支持血统论，激动地大声呼喊：“我们天生就是革命的！因为血管里流着的是革命父辈们沸腾的热血，身上有革命先辈们的钢筋铁骨，因此我们就是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红得发紫了！天塌下来我们都擎得住！”她的发言博得“血统论”支持者的热烈掌声。她同班的一位男生在台下大声道：“什么天塌下来擎得住！一担粪桶就把你压扁了！”反对血统论的这派学生于是哄堂大笑。李利民个子矮小，身体娇弱，下乡劳动时帮“三同户”挑大粪施肥，一担粪桶都挑不起来。她后来一生相当坎坷，这是后话。

我虽然出身革命家庭，但对血统论很反感。过去一直强调出身不由自己选择，但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可以选择。就是拿我们所熟悉的领袖们来说，像***、周恩来这些革命家的出身都不好，怎么能把出身作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分水岭呢？

经过这场大辩论，以蔡晓彦、李重明等11人为首支持血统论的学生紧锣密鼓地筹划成立红卫兵组织了。并于1966年8月11日，贴出了《附中红卫兵宣言》，宣称成立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后来改称为华师附中***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这是广州地区的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同一天，同学们推举我，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命名。我说“***住在中南海，我们是***的红卫兵，就叫中南海红卫兵。同时，我们位于祖国的南海，我们红卫兵就叫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吧！”同学们一致赞成，于是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也紧跟着成立了。

主义兵比较激进，行为也比较过火，差不多的校领导和老师都在他们打倒之列。南海红卫兵主张讲政策，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强调实事求是，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大都采取保护方式，不主张使用武力体罚老师。当时像王屏山校长、麦嘉祥教导主任虽然都被批斗了，南海红卫兵却专门派出同学守护在他们家里，防止对立派乱来。但麦嘉祥老师最终受不了打击和折磨，自杀身亡，成为华师附中文革浩劫中的第一位牺牲者。

南海红卫兵进驻华侨新村惊动了周总理

8月1日至12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他还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8日，***又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提出了“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随之而起的是汹涌澎湃的红卫兵运动。

既然是*****，就要革掉那些属于封资修的文化，这样子就把红卫兵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社会上去了。于是长头发、漂亮的衣服，除了毛选之外的所有中外书籍，甚至文物，都成为红卫兵破除的对象。

那时许多女同学都主动将长发剪短，甚至干脆剪成男性短发。红卫兵在大街上可以随时随地剪女孩子的辫子。有的女生剪了头发，再加上穿了件旧军装，使人分不清是男是女。红卫兵也随意到人家家里去抄那些所谓“封资修”的东西。这时，华师附中也被同学们更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同学中一些带有封资修味道的名字，也被勒令或自觉地改掉。像苏忆美改为苏战英，黄国庆（十月十日出生）改为黄逆庭。一位叫贾圆圆的女生被人批判说像妓女陈圆圆的名字，不革命！于是她索性改名为“革命”。但和她的姓连起来，便成了“贾（假）革命”。还是被批斗了，真是荒唐至极，令人啼笑皆非。那时“忠东（忠于***）”、“东彪（***和林彪）”、“学青（学习江青）”、“红卫（***的红色卫兵）”、“卫红（保卫红色江山）”“学军（学习解放军）”等名字真是铺天盖地，有的还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扩大“破四旧”的战果和影响，我组织南海红卫兵到烈士陵园、南方大厦、黄花岗等地进行宣传。我们事先找了一些人到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请他们教我们扭秧歌、打腰鼓，及排练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我们则自编、自导了一批小节目，到街上演出。

那一天，我们南海红卫兵在黄花岗破四旧的行动还被当时广州地区的报纸作了报道，我们看到个个都沾沾自喜。

在大街上瞎折腾一阵子后，我想，广州市内封资修的东西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位于区庄附近的华侨新村了。那里住的都是归国华侨，封资修的东西肯定最多。于是我从南海红卫兵里拉了两三百人进驻华侨新村，把华侨新村围得个铁桶般牢固。

我们把这支队伍编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按部队建制，有组织有分工地集中破四旧。刘志修（陶铸外甥）、邢立安、吴华东和我分别担任营长、副营长、教导员、副教导员。

我们一进驻华侨新村，时任广州市侨办副主任的李伟阿姨（广东省军区陈德司令员的夫人）就赶过来了，她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解党的华侨政策，并要求我们在破四旧中千万要把握分寸，不要伤害华侨及其眷属。李伟阿姨的提醒，使我们在华侨新村的两个多月的行动中受到约束，未给华侨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时我们逐家逐户检查封资修的东西，同时对抄出来的贵重物品，如现金、股票、黄金、首饰、手表、摩托车等都登记造册，然后派专人送到省政府大院集中保管。而且一再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不得侵占。后来有一个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偷拿了几张珍贵邮票，我们发现后立即把他开除出红卫兵队伍。

由于当时中央有令，要趁红卫兵破四旧的机会，将“阶级敌人”（出身不好，或是擅自从外地迁入广州又赖着不走的人）设法赶回农村去。于是每天晚上，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向我们提供住在附近的一些人的名单和地址，并派上车拉着我们去抄家赶人。这种行动大部分是在深夜或下半夜进行。那时我才19岁，正是一个贪睡的年纪，但为了不耽误“革命”，我与营部几位领导商议，决定从抄没华侨的物品中借一块手表，以掌握时间，每人都写一张借条，用完后立即归还。

一天我回到家，父亲看见我手上怎么突然多了块手表，于是追问我，我把借表的原由向父亲说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参加革命才几天，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就算是工作需要，也是不允许的。你回去跟你那几位头儿说，就说是我讲的，统统退回去！真有需要回家想办法去！”同时，他拿出一块带了十多年的旧表递给我，说：“这块罗马旧表是我从香港到十万大山打游击时，华南分局的交通员吴德中送给我的，旧是旧了点，但还能走，你先拿去戴吧。”我感激地戴上父亲这块旧表，回到营地传达了父亲的话，同伴们听后都挺受教育，于是把手表都交回去了。

有一天，李伟阿姨找到我说：“周总理十分关心华侨新村的情况。他实在没空，委托秘书过问，现在电话接通了，你来汇报情况。”我接过电话，详细地汇报了在华侨新村破四旧的做法。秘书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仔细。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总理十分关心这件事，因为那里面住的华侨，有很多是和我们党长期合作过的有功之臣，他们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甚至在建国后，对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贡献。希望你们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四旧要破，但人一定不能伤害，像邓文钊、黄洁等，一定要保护好。”

当时我们几位红卫兵领导就住在邓文钊家。邓文钊是广东五华人，他从抗战开始，就同何香凝、宋庆龄等一起，为抗日战争捐钱捐物，四处奔波。解放战争中，他遵照中国共产党指示，又在香港复办《华商报》，任《华商报》社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摇旗呐喊。解放后，他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华侨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确实是一位爱国爱民的老华侨。原先我们把他赶到三楼住，并对他的行动有所限制，在总理秘书来电后，我们让他搬回二楼住，同时也取消了对他行动的限制。

但是，另一位爱国华侨副省长黄洁就没有这样好的待遇了。

当时，为了防止外校的一些红卫兵进入华侨新村捣乱，我们组织了巡逻队，特别是在晚上加强巡逻，防止发生意外。

有一天凌晨，八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趁巡逻空隙钻进黄洁家拍门。黄洁儿子是广钢工人，平时不在家住，他老伴身体不好，黄洁只好亲自开门。门一打开，几个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手执皮鞭，铁链就要打下去，黄洁本身患有心脏病，被这么一惊吓，心脏病顿时发作，当场倒地，那几个红卫兵见状立即如鸟兽散。等巡逻队闻讯赶来，联系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已回天无力了。黄洁去世后，受周恩来指示，《南方日报》还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文中盛赞他爱国爱乡之壮举。

就在这时，由北京多家红卫兵组织发起砸毁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行动，以此彻底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当知道这一消息后，我们也曾组织华南师院附中的南海红卫兵参加保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行动。这一行动虽引起双方激烈的辩论，但未发生其他过火行为。可是过后不久，七十二烈士墓中的自由女神像还是被一些过激的红卫兵组织砸毁了。

我向省委申请到上京的专列

我是在华侨新村得知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的，紧接着，他又在8月31日和9月15日再次检阅了红卫兵，还在中南海大门外接见革命群众。最高统帅对红卫兵的一系列“壮举”，使我们的优越感倍增，同时也萌发了上京的强烈愿望。在***接见完第三批红卫兵之后，我终于按捺不住了。

于是，我和区梦觉的女儿区惠风跑到省委，找到负责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我对他说：“张叔叔，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能去北京接受***的接见，我们也要去，您能否给我们批一列火车，我组织广州地区的红卫兵上京去！”张根生认得我们，也知道我在附中是位红卫兵的头儿，于是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批了一列专列，由我指挥。

回到华侨新村，我把这消息一传达，大伙儿高兴得直跳。于是，除了留下少部分红卫兵看守阵地外，大部分在华侨新村的红卫兵及在校的其他红卫兵都准备乘专列上京。我们严格地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整齐地登上火车。在火车站上，也吸收了部分外校红卫兵上车。就这样，我们于9月下旬浩浩荡荡上京去了。

上京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对北京的向往和认知，是从四年前（1962年）父亲写的一篇散文《上京》中得来的。散文一开始就深情地发问：“你去过北京吗？”“没有？那你渴望上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你上过北京啦？那你上京时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

父亲从长安街走进天安门，看见广场上，东西长安街上像怒放春花的繁灯，异常灿烂，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与天幕上的繁星连在一起，分不清天上的是灯光还是地上的是星光。他把这些灯光和星光与革命的星火联系起来。1919年5月4日，从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迈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军的步伐。经过三十年的英勇奋斗，革命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又是在天安门广场。1949年，飘起了象征全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父亲在散文结束时，铿锵有力地说：“对！条条道路通北京。上北京的道路就是走向胜利的道路。”

今天我也要上京了。我要沿着父辈们走过的这条上京之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下去，夺取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

到北京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女生们有床铺睡觉，男生们则在运动馆内打地铺，下面垫一些麦秆，上面加一张褥子，睡起来倒也挺软和。那些天我们吃的是小米粥加窝窝头，许多同学是南方人，吃不惯，我倒吃得很香。白天我们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去看大字报，并随时抄摘大字报上的内容，晚上在一块开会，交流心得体会。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到住地，有同学告诉我，说学校广播找了你几次。于是我赶到学校保卫部，询问是什么人找我。保卫部的同志很热情，让我坐下像查户口似的，详细问了我的身世和家庭情况，特别注重地问我父亲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后，他们说，明天下午你再来这里。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到达后，看见除了保卫部的人员外，还多了两位解放军干部。在进一步核实本人身份后，军人告诉我，你被选上红卫兵代表，国庆那天将参加观礼。

1966年9月30日下午，我在人大门口坐上一辆由军人驾驶的华沙轿车，在两名解放军干部的陪同下驶去。不一会儿来到了先农坛体育馆。在球场中间已经聚集了约二三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会场里熙熙攘攘，嘈杂得很。

我报到后，就分队分组。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要集合全国各个省市的红卫兵代表，确实不易。因此我们从下午一直等到傍晚都坐在体育馆球场的草地上。天色渐暗时，终于安排上车了，七八部大巴拉上我们，开出了先农坛。

由于我是第一次上京，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也不知道现在的位置，更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问车上领队的军人，他也不回答。汽车路过北海公园南门后突然向左拐进一座大门。“中南海！我们到中南海啦！”一位大概是北京的红卫兵在车厢里高喊起来。全车的红卫兵都欢呼起来，个个都把头往窗外伸，但在夜幕中什么也看不见。

车子在一栋办公大楼前停下来。红卫兵小将们蜂拥挤下车，军人们指挥着列好队向我们宣布：“这里是中南海，你们作为全国红卫兵的代表被***邀请到这里作客。你们就住在这座大楼里，这是总理办公大楼。为了安排你们住得好，中南海的家属每家每户都拿出新的被褥给你们盖。这里是伟大领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你们不要乱跑，要遵守纪律……”

军人的话还没说完，身后就簇拥着走来了一批人。我定眼一看，是江青！她头戴呢子军帽，身着呢子军装，披一件呢子大衣，风风火火地走到队列前面。站在她身旁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他也一身戎装打扮。他说：“红卫兵小将们，江青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来看望你们啦，下面请江青同志讲话。”掌声刚响起，江青就伸出双手反复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掌声随着她的指挥戛然停止。只听见江青扯开她那特有的高八调嗓门拉长了每一个字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伟大领袖***来看望你们啦！你们都知道这里是中南海，是伟大领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了不影响***的休息，我讲完话后，请你们不要鼓掌，不要高呼口号！你们很幸福，明天，你们就能见到伟大领袖***啦！（欢呼声欲起又止）。我向你们红卫兵小将们致敬，向你们红卫兵小将们学习！你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说完话，江青转身就走了。

江青走后，我们开饭了。原来我们这批红卫兵代表是准备参加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的。只是代表集中的时间太长，错过了时间，于是把国宴上的饭菜都搬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门前的草地上。我们席地而坐，在草地上吃了一顿美味的国宴大餐！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一大群红卫兵围着周荣鑫要他签名。我也挤进去，请他在我的《***语录》首页签了名。又见一群红卫兵围着一位和我年纪、个头都差不多的红卫兵在谈论什么。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江姐的儿子彭云。他比我大一岁，江姐牺牲时，他只有三岁。红卫兵听他讲述江姐的故事后都抢着要他签名，被他一一谢绝了。人群渐渐散去，我走到彭云跟前对他说：“我哥哥也是哈军工的，叫杨小斌。”他说：“我认识他。”于是很爽快地在我日记本的首页上写下了江姐临终前写给他的那句名言：“望踏着父母之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并签上他的名字。

我回到宿舍立即写日记，急切地把有生以来的最大兴奋与激动记录下来。写完日记已快10点了，北方来的同学裹起棉被就呼呼大睡，南方人临睡前都要洗洗脚，擦擦身。于是我穿上拖鞋，拿了一个小脸盆和毛巾，出了宿舍门向走廊中间的洗漱室走去。

刚一出门，我就被身后的嘈杂声惊动了。我回头一看，只见大门被推开，前面是一队8341部队的战士，他们沿着走廊两侧迅速组织了一道人墙。一些记者手持照明灯和摄像机簇拥着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是周总理！“周总理来啦！”我兴奋地欢呼起来，被欢呼声惊动的红卫兵都从床上爬起来往门外挤。但每间宿舍门口都被8341部队那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们给把守住了。在整条长长的通道上，只有我一人。

我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丢下脸盆和毛巾，三步两步跨冲到总理跟前。总理伸出他那只永远伸不直的右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一股热流顿时通遍全身。我边握住总理的手边喊：“总理好，总理好！”他亲切地问：“你从哪里来呀？”“我是广东来的！”“路上辛苦吗？”我说：“不辛苦。省里派了一部专列送我们来的。”“那样好！那样好！”

看着周恩来疲惫的身形，只有一双眼睛依然那样炯炯有神，他比我在四年前观看《五朵红云》歌剧见他时苍老多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安排完国宴后有那么多事务，这么晚了还到红卫兵驻地，逐个房间来看望我们，多么好的总理啊！28年前，他和博古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接见了特支成员，那时父亲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两岁。周恩来看见又矮又小的父亲，风趣地叫他“小同志”，摸着我父亲的光头说“后生可畏”。会议结束后，总理握住我父亲的手时还说了句：“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后浪的后浪”也来了。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紧跟***，紧跟周总理，为捍卫***的革命路线，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周总理就匆匆地走了。

摘自《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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