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一中校友与两次粤北会战

62桃李

市一中校友与两次粤北会战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怀念当年奋战在两次粤北会战的广州一中前辈校友！

    前几年，在网上搜索到两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战斗在德兴的第四战区第134战时工作队》和《抗日战争初期广州市一中学生在西江地区所进行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我们后辈校友叙述了70多年前市一中50多名抗先队员在广州沦陷时组成广东抗先西江区队第一中队，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随“广东抗先”总队部400多人撤离广州。编为战工队125、127、134、161四个队分赴广宁、高要、德庆、云浮，宣传抗日救亡、发展党组织、组织教育民众、武装群众，打击日寇进犯。短短三个月时间取得初战胜利，开始打开局面。国民党撤销动委会战工队，停发经费。抗先总队通知各战工队、抗先队员北上韶关集中待命。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工队，抗先队员除留部分中共党员就地扎根外，其余都北上转进十二集团军政工队训练班，改造旧军队。

    他们身居虎穴，把青春献给抗战：对外打日寇，对内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在当年战火纷飞时代，他们抛开家庭，不怕牺牲，不为个人名利，流血流汗，建立了不少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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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兵分三路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沿惠州、增城攻打广州。广东守将、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抵抗不力，至21日，广州城陷入敌手。    广州失守，余汉谋作为广东最高军事长官备受各方责难，第四路军的番号也被盛怒中的蒋介石下令取消，被缩编为第十二集团军，他的原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衔也免去，全集团军上下士气消沉。因此，他想发奋图强，振兴部队，激励士气，提高战斗力，以洗刷作战不力的耻辱，挽回“十二集”的影响。
    就在这样的压力下，余汉谋在翁源的南浦设立“军官训练团”，轮流调训十二集团军所属中下级的军官；同时招收从广州撤退到西、北江的有“抗先队”为基干的青年学生，在香泉水设立政工人员训练班，集训八个月后，分派到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团担任抗日宣传工作，以振士气，称为“政工队”。
    中共广东省委当时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写道：余汉谋这时“欲埋头苦干，用比较进步办法复兴十二集团军。”余会见了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请云广英给他输送一些“有能力”的人才，以“帮助他整顿部队、训练干部”。
    因此，广州失守后大批中共党员和抗日青年之加入“十二集”，是出于余汉谋和“十二集”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的主动引进和吸纳。
    广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最普遍地推动友党友军进步”的方针和长江局的的指示，专门讨论了党在抗日武装部队中工作的方针问题，在党内提出了“到军队、自卫团中去”的口号。到国民党军队中参加抗日，是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的一项重要决策。一面向余、李建议整军，一面动员大批党员、青年到“十二集”工作。

    各团政工队名义上归各师政治部领导，实际上是在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成立政工总队部，直接领导。政工总队隶属于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又叫政工人员补训班，实际上是一个训练机构。

    全总队的学员人数共八百多人，来自广东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包括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其他抗日团队）、香港、澳门回国服务团、潮汕、西、北江各地的抗日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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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广东“政工兵”

    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曾举办青年干部训练团，训练了大批人员，分发到全国各部队；其中许多人被委派为中、下级政工干部。但广东不愿接收这些人，而余汉谋、李煦寰却要另起炉灶，自己培训政工。这些情况，都是公开秘密。蒋介石当然不承认这个政工总队，故军委会政治部就不肯发给这一笔经费。余汉谋只有自己在第十二集团军内划出一笔经费来维持这个政工总队。又因为全国各部队的政工机构和人员编制、薪饷、被服等统属于军委会政治部负责，委派出去的政工人员，都有军衔、职别，有一定的编制名额；而政工总队的政工队员，是广东地方军队内部自己招收、训练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没有承认，不能取到军衔、军阶，也没有编制名额。因此他们很特殊，既不是官，又不是兵；每月只领二十元生活费，既没军衔又没军阶，保持训练时的艰苦朴素作风；穿的是军官服，生活待遇却是个兵；但又比兵高一些，所以当时有人称他们为“政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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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总队（政工人员补训班）

   

    总队长龚楚，下设两个大队，有七个中队，一个独立区队。由第一中队至第六中队全是男同志，第八中队全是女同志，没有第七中队。每中队设中队长一人，下有三个区队，每区队有区队长和区队政治指导员各一人。在总队部下还设有训育室；总干事先是张育康，后是邓尧佐；还有秦元邦、廖辅叔、林楚君、张育康、刘俊等一批政治教官。他们都是民主爱国人士；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各中队还有群众性机构“工作委员会”，是由学员民主选举产生的。被选出的委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委员分工为总务（对外联络，对内召集会议）、学习（出墙报，介绍学习文章）、生活（举行民主生活会，开展文娱活动等）。

    在政工总队内有中共党秘密组织——“工委会”领导全总队的党员。“工委会”由省委青年部吴华同志直接领导。

    政工总队的训练课程有：军事、政治两类。军事课和军事管理均由大、中、区队长担任；政治课由训育室的一批政治教官担任。军事课内容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政治课内容有：国际政治、军队政治工作、民众运动、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日本侵华史、日语口号等。这些课程除个别如“总裁”言行外大多数还是好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罗瑞卿的《军队政治工作》也被采用为教材，可见大多数课程是为当时抗战形势所需要的。

    全总队的学员绝大部份是学生，有一些是教员、店员、司机和其他工人。他们中有一部份人是多年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更多的是刚参加抗日工作的。他们大多数是十多二十岁、热情积极、全心全意为着抗日战争而来的。他们生活艰苦朴素，谈不上物质享受；每天除三顿饭外，每周只发一元零用费，当中有不少人还能把这一元钱节约下来购买进步书籍。无论男女同志都穿士兵服装，每人只有两套粗布军衣，穿草鞋、穿短裤、打绑腿，女同志剪短头发，（戴上军帽后，看不到头发），没有人因生活艰苦而动摇。大家心情舒畅。随处是歌声和欢笑声。同志之间是团结友爱的，学员们都能自觉遵守政工总队的纪律和制度。

    开课前党的“工委会”曾向全体党员提出：“努力学习、掌握军事知识、改造旧军队”的口号，要求党员团结和带动非党群众响应“工委会”的各个号召，模范地完成政工总队对学员的各项要求。各支部的党员通过“工作委员会”和群众一起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办墙报比较活跃；墙报有分析和评论抗日形势的文章，有宣传我党方针政策的文章，有批评政工总队的缺点和问题的文章，有转载有份量的进步文章，也有开展各种竞赛、表扬好人好事的文章；并经常举行各中队墙报评比以改善墙报工作。

　　学习风气是浓厚的，普遍人手一卷，三三两两在讨论和辩论问题，墙报也经常刊登讨论文章。在训育室的政治教官默许下，学员们能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论持久战”、“军队政治工作”、“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概论”、“反对自由主义”等。这种学习风气是迅速提高学员们的政治质素的重要原因。

    大唱抗日歌曲是较为突出的活动内容：集体唱、小组唱、个人唱；或集体教唱，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讲究方式，随时都唱起来，行军出操唱，上课前后、会前会后、甚至走路、洗澡、洗衣服也唱，还经常举行全总队的歌咏比赛。他们不只把唱歌当作战斗武器，而且也当作生活必需。唱的全是抗战歌曲，如“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延水谣”、“延安颂”、“救国军歌”等。全总队还举行过歌咏比赛。歌唱活动不单成为往后派出工作进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士兵的有力武器，也为培养文艺专业人员创造了条件。此外还经常举行全总队的文娱晚会。晚会节目由各中队负责提供，是小型多样，多姿多采，庄谐并举。有时也演出话剧，曾演出过《夜未央》、《凤凰城》等剧目。

    各中队的区队指导员都是由第四战区政治大队的队员担任；他们在中队中负责某些课程的小组讨论、指导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进行个别的思想工作。他们中有些人是到过延安的，如李见心等同志当时以指导员的名义把延安办学的经验和方法用个人意见方式向总队提建议，这些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因此政工总队的学员的各项活动都比较自由，还能经常举行民主生活会，严肃而坦率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大家共同进步。在各中队的营房墙壁上刷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标语。政治气氛很浓郁，因而有人称之为“小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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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耕耘

    政工队员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分发下到部队协助连指导员工作。他们向士兵演讲、上政治课、上识字课、作各种形式宣传、写标语、出墙报、同时也向驻地民众作宣传、办夜校、教唱歌、设军民合作站。行军时他们打前站、找向导、向军民合作站要民夫，设茶水站、找宿营地、动员民众交稻草、借床板、还要作调查访问等，还要向士兵鼓动打气，编顺口溜、照料伤病官兵;打仗时更忙了。他们组织担架队，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帮设军医站;组织运输队，送茶水、饭菜到火线，或者运送弹药，必要时还担任临时通讯员，侦察敌情等。他们跟连、排长在火线上指挥作战，鼓励士气。打仗完毕后，要调查伤亡、慰问伤兵和民众、调查敌情、写战报。临战前，又要探寻道路、疏散居民、坚壁清野。政工人员确实非常忙，且身处险境;他们没有枪，每人只有三几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备刺刀、铁棍以作自卫。

    如大部队集中时，他们要在驻地出墙报、演话剧、编士兵课本、学习理论、讨论国内外形势。他们个个都能讲、能写、能唱、能演戏。不少人还有着音乐天才，且善于就地取材，制造乐器:削一根小竹管，就可以做哨呐;取几个碗盛不同份量的水，就可以打出琴样的声音，作为敲打的乐器;在路上摘一片树叶就可以变成笛子吹。写标语时他们找到各种色素的泥石，当作石灰来用;没有颜料作画，他们可以用各种山花、树叶、泥土、灶内烟灰，加工制造。抗战时期物资非常缺乏，演戏用的道具、服装、灯光照明、音响效果、都很难得到;他们千方百计，自想办法，从不花钱。他们还排演话剧，不但在部队内演出而且还到社会上公演，获得好评。如《放下你的鞭子》、《李二嫂送鸡蛋》、《捉汉奸》等等，都经常在宣传时演出。他们还自编粤曲、山歌、花鼓戏，唱春牛等多姿多彩，搞得非常活跃。

    组织群众目的是为着作战时服务的。如组织群众当向导、组织救护队、组织劳军、送茶水，还组织专人破坏道路桥梁等。1939年十一月间日寇有进攻粤北的趋势。全集团军大部份政工队员集中在新丰，经短期训练后，分发各县发动群众，把全省公路（主要是靠近前线的公路）、桥梁作彻底的破坏，使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寇削弱了机动性。虽破坏的范围广，但完成得比较迅速、彻底，在第一、二次粤北战役时起到一定作用。

    组织军民合作站也是较烦杂的工作。第一次粤北战役后约在1940年二月间，考虑发动群众要有一个机构来领导才不致于涣散，便调动大批政工队员分散到各地进行组织军民合作站工作。军民合作站是由政工队员结合当地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学校等派出主要负责人组成。正主任由区、乡、镇长担任，付主任由政工队员负责。军民合作站的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为军队服务。如军队需要民伕，由军民合作站组织民伕队交由部队使用；需要抬伤兵就组织担架队；找向导，送茶水，劳军，派救护队等都由军民合作站负担起来。军民合作站组成后解决了部队不少困难，为前线服务起到良好作用。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是政工队的重点工作。对士兵工作基本上按罗瑞卿同志的《军队政治工作》的精神去做：出黑板报，上政治课，上士兵识字课、教唱抗战歌曲，作时事报告加强对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逐步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纠正各种各样的糊涂观念，增强抗日战士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有一部份同志为了深入工作下到连队实行和士兵“三同”（同吃、同住、同操练），和士兵交朋友，谈思想。通过代写家信等办法进一步了解士兵的思想状况和疾苦，进一步将士兵的存在问题与连队军官研究逐一予以解决。他们紧紧抓住政治课、识字课这个中心，提高士兵对政治工作的认识，纠正视政工人员为“膏药佬”的看法。课程内容选择抗战知识和国际政治为主，其中以《论持久战》为篮本，讲课时结合实际情况指出部队的弊病和士兵中存在的缺点，如对待群众纪律差、与群众关系不好、逃兵现象等问题，引导他们改正，要求他们坚持做一个好的抗日战士。

    政工队员对军官工作重点放在连队的军官上，工作方式是开展交朋友活动，通过个别交谈的办法，逐步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他们一般是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在这基础上引导他们认识国共合作对抗战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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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硕收获


    自1939年11月在香泉水集训的政工人员分配到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团工作以后，士气为之大振。首先表现在士兵逃跑少了，有的团整月都没有逃兵了。因为分配到各团的政工队员，教士兵识字、唱歌，对士兵和下级军官做了很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而且跟士兵共同生活，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还有的为士兵代写家信。鼓舞了他们对日寇作战的斗志，坚定了他们一定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这样，部队活跃起来了，营房中有了生气。

    1940年一月日军大举向粤北发动进攻。政工队员在战火纷飞中，和部队共同进退，转战粤北与敌周旋。他们不顾炮火纷飞积极工作，组织群众为部队搬运弹药，搬运军粮，动员群众抬伤兵，组织救护，动员群众劳军，协助伙房向火线送饭。政工队员没有武器不能上火线，有些人坚持上火线，鼓动士兵作战，抢救伤员，表现出勇敢沉着机智，大大鼓舞士气。在敌人撤退之后，政工队员又负责打扫战场，收容伤病兵员，掩埋尸体，动员群众回来重建家园，协助群众处理善后工作。有些政工队员在此次战役中甚至英勇牺牲了，如戴卉清、吕觉觉，都是只有十多岁的女孩子，却出如此英勇牺牲。

    在两次粤北会战中，政工人员在战斗中作出很大贡献。据当时任第63军186师117旅1096团团长的黄植虞回忆说:1939年12月中旬，该团在从化下和洞突然接到师部命令:“立即出发，准备迎战。”当时团部有不少粮食、弹药无法搬运，一位女政工队员(约20岁)主动表示:愿到附近村庄动员群众搬运。经团长同意，她单身而去，次日凌晨，果然带领100多名青壮年男女，自备扁担前来搬运。这月下旬，该团在从化丹竹坑和日军激战，伤亡很多，正值危急关头，三位政工队员背着驳壳枪，在猛烈炮火中前来说:“团长，我们决心和全团官兵共生死、同存亡，站在前线战斗。请给我们任务。”团长因身边的传令兵伤亡数人，便安排他们传达命令。由于团长命令能及时下达，得以乘胜追击，缴获日军大炮4门和弹药、辎重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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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逆流席卷第十二集团军，特别是廖锦涛被杀害后给政工队员一个沉重打击。他们原来满腔热忱，不怕艰苦，不为官，不为财，加入政工总队，一心只把青春献给抗日救国事业。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他们非常愤恨，对国民党所谓“抗日”也失去信心，不愿继续留下去，纷纷设法离开，各寻出路。省委为了有组织的撤退，指示政工总队中还能坚持的同志继续留下；不能坚持的一部份转到中山大学、艺专、福建音专去读书，后又撤到东江游击队去。另一部份按照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第十二集团军中撤出来转到地方做地下工作。非党群众大部能和党员一起共同进退，有些非党群众还能和党员一道撤到东江游击队去，继续英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