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原址不是学海堂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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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原址不是学海堂的旧址

三十年代的市立一中

    1824年（清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越秀山麓建成学海堂书院，79年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学海堂因清廷实行教育新制而废，改为阮太傅祠。此来又有百年，事过境迁，实地已难觅学海堂旧址遗构。

    今人指认学海堂旧址在市二中校址（市立一中原址）者甚多，如《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市志  教育志》、《越秀山风采》等书均持此说法，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广州旧影》图片集中，收载有一旧照片，照片所附的说明是：“市立第一中学，创办于1928年秋，曾以越秀山学海堂旧址为校址，后迁往黄沙。”社会上普遍认为在岭南著名书院学海堂旧址上诞生了广州市立第一中学的说法，广为流传，似乎已成约定之说。
  经过专家们缜密考证，当年市立一中创建于越秀南麓学院圣地中与学海堂相邻的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的遗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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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揭开“学海堂”位置之谜
        学海堂的位置在哪儿？几位专家对学海堂的位置探讨有几说。2004年7月，黄泳添老师找出清光绪九年（1883年）志书《学海堂全图说》，真实描绘出该堂的主要建筑物及在空间和四周的分布与排列以及与山水的关系；清末古地图《广州城图》，该图的比例尺能明确学海堂之址，揭开“学海堂”位置之谜：学海堂位置可精确确定，其范围依广州越秀山山势而建，南起百步梯东梯，北至现“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由多处建筑构成。

     学海堂是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在1820年创立的省级官办最高学府，开清代后期广东书院讲求实学风气，形成东塾学派。它是当时华南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在教育、印刷、建筑等领域也有重要地位。学海堂培养了大量人才，如梁启超、胡汉民、汪兆镛等，也是中国最早实行导师制的学府。学海堂大大提升了岭南的读书风气，使前期落后于江浙的广东学术有了迅速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海堂，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万木草堂。

    长期以来，教育史专家都希望确定其精确位置，以进一步确定其办学制度、教育方法等。而社会上主流意见一直是“学海堂位于粤秀山麓，今广州市第二中学内”。5月，文史专家陈泽泓论证，此说并不确切。学海堂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废办，改为纪念阮元的阮太傅祠，到民国元年(1911)又废没。此后十多年，市一中(后与市二中校址对调)才建起来。清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越秀山南麓自西向东并立着学海堂、龙王庙、菊坡精舍及应元书院。而应元书院的门口特征，正与今市二中正门阶梯特征相符。市二中校址应是建在应元书院与菊坡精舍旧址上。

    学海堂到底在哪儿呢？黄泳添老师认为，根据文献描述，学海堂应是由一系列建筑构成的建筑群，各有不同功用。主体建筑学海堂，大约相当于办公室、答辩课室、集会要地；启秀山房大约相当于图书馆，还有至山亭，供师生休息等。黄泳添花了10多年时间，查证了上千幅清代、民初的旧地图。后来，他终于找到实证。在一批几乎被人遗忘的图卷中，一幅绘于1918到1919年间的地图使他眼前一亮，上面居然有当时非常罕见的比例尺和等高线。

     这幅发黄的地图由20幅图拼组而成，比例尺为三千分之一，房屋、寺庙、街道、河流等标注非常详细。依图，学海堂两处著名建筑――学海堂与启秀楼沿用旧名成为龙王庙一部分。学海堂与镇海楼正在同一轴线上，主体建筑学海堂应在现越秀公园南部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纪念碑一带。学海堂建筑布局追求山林之趣，堂内梯级依山势蜿蜒而上，与地图标示一致，这条道正在如今百步梯南梯位置。文史专家们认为，确定学海堂精确位置后，对全面理解学海堂这一岭南书院代表，以及中国教育研究有极大帮助。


资料：
文史专家黄泳添：曾在越秀区教育部门、地方志部门工作，一直对越秀古书院很有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并阅读了大量有关的古籍书，对照古籍书记载的广州古城区与越秀区书院的现状，绘画了越秀古城区书院地图及有关古书院图，编撰了《广州越秀古书院》，查出清光绪年间石碑历史，解开巳酉科榜眼疑团，揭开“学海堂”位置之谜。

钟汉邦

市一中学是不是全广州市的第一间公立中学？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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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汉邦 发表于 2011-8-11 09:42
市一中学是不是全广州市的第一间公立中学？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肯定的？

肯定无疑！


请看本论坛屈坚学长的主题《一中校址变迁实录》：

“新成立的市政厅，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兴办教育。当时广州城内已有多间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包括真光、培英、培正、岭南、圣心（今天大新路的市三中），省立则有广雅书院，而广州市作为政府属下的公立中学则一间也没有。于是在1928年着手创办第一间市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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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对学海堂位置的论辩

    羊城晚报2004年4月29日刊载杨万翔记述阮元在广州事迹《阮元在广州》一文，提到：阮元寓穗的另一遗痕，是位在越秀山下现今的广州市第二中学———阮元择址于兹，创办了当时广州的顶级书院学海堂。

    羊城晚报2004年5月17日登载了文史专家陈泽泓（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广东省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文章《学海堂择址何处》，指出：（杨）文称所谓学海堂择址今市二中的说法并不确。但这一错误说法向来已被广为采用，甚至于前几年市二中编辑出版的校庆特刊上也有此说。事出有因，并非只是杨先生文中之错，故有必要作一番澄清。

　　陈泽泓论述：晚清时期在越秀山麓建成的书院除了学海堂，还有菊坡精舍和应元书院。查看《学海堂志》和《应元书院志略》，可知自清同治八年（1869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34年间，在越秀山南麓自西向东并立着学海堂、龙王庙、菊坡精舍及应元书院。在《应元书院志略》的附图及光绪五年刊本的《广州府志·省城图》上，就清楚地标出这四者的名称和位置，学海堂正对着抚标箭道（即今中山纪念堂址），而菊坡精舍南向正对着莲塘街、卫边街（即今吉祥路）。另据两书院志所载，可知学海堂建筑布局追求山林自然之趣，堂内梯级依山势蜿蜒曲折而上。而应元书院“自大门到乐育堂，层累数十级。”这正与今市二中正门阶梯特征相符。又据《学海堂志·学海堂全图说》，“堂后垣外稍东即越王台故址”。据徐续考证，越王台故址应当位于今中山纪念碑的东北角，阮通志说是“观音阁之东北为越王台故址”，观音阁故址今建有中山纪念碑，那么，学海堂北部范围应在今孙中山纪念碑以南一带的山麓。

　　陈泽泓得出结论：综上所述，学海堂旧址应在今越秀公园南部孙中山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一带及以下，越秀公园之百步梯很可能就是学海堂内之梯级。今市二中校址是建在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在晚清时期合并为存古学堂）旧址上，而不是建于学海堂旧址上。

    2004年6月8日，羊城晚报登载了卢洁峰的文章《也说学海堂之址》，卢洁峰指出：‘学海堂正对着抚标箭道（即今中山纪念堂）。’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中山纪念堂并不在抚标箭道原址上。

    卢洁峰论述：中山纪念堂堂址，（原）确定在……前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的总统府上，即现在的中山纪念堂东门内侧，原抚标箭道的旧址上。由于这个位置与越秀山顶将要建筑的中山纪念碑不在同一条中轴线上，设计师吕彦直便向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建议，将纪念堂的堂址向西移动一个堂体位约70米。……由于‘学海堂正对着抚标箭道（即今中山纪念堂）’是错的，前提错了，因此，文内的相关推断也就不成立。

    2004年07月14日，羊城晚报以《清代学海堂位置之谜揭开》为题，报道：广州文史专家黄泳添今天公布，经过专家们缜密考证，学海堂位置可精确确定。其范围依广州越秀山山势而建，南起百步梯东梯，北至现“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由多处建筑构成。……市二中校址应是建在应元书院与菊坡精舍旧址上。

    陈泽泓研究员在《学海堂寻踪》（该文收集在陈泽泓著的《广州觅胜》一书中）一文中对卢洁峰所指：‘中山纪念堂并不在抚标箭道原址上’的推断作出反驳，指出：其实，见于清代志籍的一些地图上，也可以见到学海堂的位置。按现在的条件，这方面的地图并不难找到。如清道光十五年（1985）修同治八年（1869）重刊的《南海县志》上有《县治附省全图》，就可以清晰地见到学海堂的位置。当时学海堂还存在，这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图中不仅标出学海堂，还包括堂中重要建筑文澜阁，正对着抚标箭道；又标出学海堂西邻的三元宫，正对着九眼井。这种情况与今天的实际情况还是很容量对照的。从《县治附省全图》可见抚标箭道是很大一片，西邻九眼井，而至今九眼井还保存在原位置上。这说明，纪念堂堂址，从原设计址西移的结果，还是在原抚标址上。卢女士在此问题上判断出了差误，可能是因为将抚标箭道当成一条路。
        陈泽泓还指出：学海堂东领龙王庙，从刊刻于同治年间的《应元书院志略》一书中的应元书院图可佐证。据此图所示，建于越秀山麓自西至东并列的是学海堂书院、龙王庙、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学海堂存在时间是道光四年（1824）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龙王庙是乾隆元年（1736）迁建于越秀山麓，咸丰七年（1857）一度毁于英法联军炮火，同治五年（1866）修复；菊坡精舍，建于同治六年（1867）；应元书院创建于同治八年（1869），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菊坡精舍合并改办存古学堂。那么，自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34年时间，学海堂、龙王庙、菊坡精舍及应元书院并立于越秀山麓，《应元书院志略》所刊的图如实地反映了一这史实，而不是有的文章所说的这些书院先后举办于越秀山麓的同一地点。
      2004年08月07日，羊城晚报以《“学海堂”现身民国老照片》为题，报道：清末华南最高学府有迹可寻！有学者言之凿凿下判断———……学堂在孙中山治事处。
    该报道说：今年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崔志民在一本民国六年出版的“中国风景画”影集上，发现了广州观音山（即今越秀山）的黑白照片。记者在保存完好的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依观音山而建、南起百步梯东梯的一系列建筑物。据崔志民介绍，山上的建筑物主体依稀可见“堂为三楹，前为平台，瞻望狮洋景象，甚为雄阔”，与《学海堂志》里记载的“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堂阶南出循西而下行”特征十分吻合。崔志民指出，照片上百步梯东梯一侧下方另外一系列的建筑物据推测为应元书院，对照《应元书院志略》上手绘的示意图，照片上学海堂与示意图上的位置也惊人地一致。
    崔志民认为，自己曾经多次实地考察，虽然“学海堂”的建筑物已经无迹可寻，但越秀山上百步梯西侧新建的凉亭、西侧凉亭之前的空地等几处平地的位置相当对称，有建设过大型建筑物的迹象。观音山老照片的发现，使他更加肯定自己的推测：“学海堂”的主体建筑位置在现在的“孙中山读书治事处”。

图：照片上可见学海堂当时建筑。

　　崔志民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这么肯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照片上百步梯东梯附近长着一棵参天大树，这棵树至今仍然枝繁叶茂，成为对照今昔最标准的参考对象。

（资料： 崔志民 广东省民族文化研究会、广州荔枝湾文化协会等多个文化组织的成员，曾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广州博物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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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广州书院的级别最高层

学海堂：清代广州著名学府。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广总督阮元在城西文澜书院（今下九路文澜巷一带）创办学海堂。其名源于汉代大学者何休的美誉“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阮元以何休的美誉为书院名。道光四年(1824)十二月迁往越秀山麓。它的后面有“启秀山房”，东面有“至山亭”，西面与“文澜阁”相对，中间有一条石径，人们通过它可以登山。山顶有“镇海楼”（建于明朝）。它的附近，有挺立的木棉树，还有繁茂的花草。学海堂的四周，设有书房、走廊和曲径，风景秀丽，空气清新。

    清朝建国几十年，科举盛行，经史实学无人问津，世子所学皆为四书八股文。官办学院，一切课程皆服务于科举。阮元深恶教育现状，忧患人才匮乏。在他的倡导和领导下，学海堂实行学长制下的集体领导，“各生就性之所近，专攻一书”。学海堂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堪称当时中国教育界最先进、最科学的教育法。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师生奋进，教学成果丰硕。学海堂坚持了半个多世纪，培养了许多人才，成为广东最高学府。著名学者陈澧、桂文灿、梁启超、汪兆镛等都是学海堂培养出来的。学海堂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近代广东教育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以后广州陆续有不少书院和学堂大都参照学海堂规模和经验兴办。该学堂除了教学之外，还担负收集、编印、刊刻等任务。先后刊刻《学海堂经解》、《学海堂集》、《学海堂丛刻》等十多部著述，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典》、《学海堂志》等大批有关广东文献典籍。
      阮公殁后，粤省同人，追思旧德，将启秀山房改设阮太傅祠，每岁春秋举行公祭。
    咸丰丁巳，学海堂为英军所踞。
      学海堂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废办，改为纪念阮元的阮太傅祠。
      民国后，龙济光军队占踞粤秀山，建振武楼于其上，其祠亦被毁，可慨也已。
      民国初年在堂内文澜阁废址上，曾辟建粤秀楼，作为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驻跸之处。民国11年（1922）陈炯明叛军的炮火将粤秀楼夷为废墟。
    民国19年（1930）于此建了“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

菊坡精舍：培养政坛风云人物。

    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蒋益澧、盐运使方浚颐拨款把越秀山麓应元宫之西的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聘请学海堂学长陈澧兼任山长。菊坡精舍距学海堂不远，办学宗旨与学海堂无异，但不同的是，学海堂有八位学长，没有正规的讲课授业，而菊坡精舍只一名山长，其考课数量增加，加强了对学生学业的督促，陈澧显然是要借这方舞台施展自己的教育才华。当时58岁的陈已经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教育界人物，负责管理菊坡精舍的工作和担任教学。他总结了学海堂的教学经验，在菊坡精舍开设经史文学诸科，分题课试，每年30课，每课分题讲述。他推崇顾炎武的教育思想，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和智育并重发展，以“行已有耻，博学于文”为校训，引导学生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更要具备高尚的道德行为。

菊坡精舍在全省招生，可以入学的学生有三种：一是全省具有举、贡、禀、增、附、监资格者；二是粤秀、越华、羊城三所著名书院考取前列者；三是具有贤良正义品德、奇异才能者，可由各道、府、县核实保举。

    陈澧认为政事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主张建立完善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他任菊坡精舍山长15年，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在晚清的政局上也多有影响。略举数例：文廷式，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于式枚，曾任礼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学部侍郎、国史馆副总裁；梁鼎芬，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按察使；汪兆镛，曾任学海堂学长；谭宗浚，曾任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

    陈澧著作极其丰富，传他经史的有陶福祥（掌教过禺山书院），传他词章的有汪兆镛。菊坡精舍除教学外，还担负整理、刻印图书典籍的任务。计有：《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乐书》200 多卷、《春秋繁露》17 卷；《孙子》、《吴子》、《司马法》合刊；《白石道人》4 种、《菊坡精舍集》20卷；陈澧个人著作《东塾集》6 卷。

        学海堂开粤东学术之风，而菊坡精舍则再进一步凝成东塾学派。菊坡精舍是继学海堂之后广东汉学的第二个重要基地。

    菊坡精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结束，改办存古学堂。

（南宋崔与之（号菊坡），广东增城人，绍熙进士。他的考据学、金石学、词章，在岭南独树一帜，为陈澧所敬重。陈澧一生，反对“时文课士”，取名“精舍”，以区别于书院，公开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宣战。）

应元书院：举人深造学府

    同治八年（1869）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在菊坡精舍东边以奉祀雷神的应元宫前半段为院址设立了一个专供举人肄业的书院——应元书院，专为解决一次未中的广东举人继续应试而经费不足的问题。当时有很多考上举人的人，马上任职的并不多，大多在家待命，又苦于再次求学的艰难。于是王凯泰和家人商量，捐资办了这所学院，专门提供给举人出身的人继续求学，聘请广东的学界名流讲学。该书院设立在应元宫前，一是取其在应元宫附近；二是举人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取名“应元”兆头很好。书院成立时，王凯泰亲自撰写《应元书院志略》，预言广东第二年一定会有人考中状元，当年有十几个举人入院读书，其中有一个叫梁耀枢的顺德籍举人在第二年高中状元，此事遂被传为“应元佳话”。消息传到广州，大家都为王凯泰的预言而感到震惊，应元书院名声大震，凡广东的举子，无论是广州本地的还是其它地方的，都纷纷慕名而至应元书院求学，历年都有人高中。

    此外，还有几宗巧合的轶闻。

    例如：应元书院先是有联为：

                          “三台奎耀临南越，

                            八座文星拱北辰。”

    还有联为：

                   “筑室兆嘉名，看九转成丹，早登绝顶；

                     论文依胜地，愿百川学海，共溯传心。”

都是巧合状元大魁天下的预言。

    又如：先是讲堂之旁有仰山轩，原为敬祀雷神爷爷的殿宇，原撰有联为：

                        “岳峙层宵，海内星辰尊北斗；

                          雷鸣昨夜，天公有意属南州。”

联内嵌有“斗”、“南”两字，都与新科状元号“斗南”（字冠祺，号斗南，晚号叔简）巧合。

    院舍中为乐育堂，右为红杏山房，左为仰山轩，堂前有堂3楹，匾题“正谊”、“明道”，东为监院室，又东为梅花书屋，再偏为董事所，有中门、大门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停办，与相邻的菊坡精舍合并，改办为广东存古学堂。辛亥革命后，当局为了纪念革命党先驱朱执信，在广东存古学堂旧址建立执信中学，（纪念****革命先行者朱执信）。执信中学当时确是出了不少的名人，校董会中有李大钊、蔡元培、廖仲恺等知名人士，教员中有邓颖超等，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当时曾就读于该校。后来执信中学迁往现执信路，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的旧址上新建了广州市立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