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教師來稿

聪聪

合唱情结

“合唱情结”这个词汇用在崔汉超老师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他是荔教退协合唱团的指挥。退休前是广州市第一中学深受学生爱戴的资深音乐教师。曾任沙面小学合唱团、荔湾区少年宫合唱团、一中退休教师合唱团指挥；七十年代，还在广东广播电台合唱团任团长和兼职指挥，并受聘广东广播电台在《革命歌曲》栏目教唱歌曲。舞台艺术片《欢乐的儿童》的主题曲《红领巾放光彩》就是由他创作的。他从教40年，曾获市文教卫生系统优秀指挥一等奖、作曲一等奖。大家叫他崔指挥，我也尊敬地叫他崔指挥。

我认识崔指挥时间并不长，是在与他合力抓荔教退协合唱团的工作才与他开始接触。但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接任指挥。去年四月，退协合唱团要聘请崔指挥为合唱团指挥，他接到邀请没讲任何条件就答应了。他说能在退协合唱团任指挥是他应尽的义务，他会尽力将队伍组织好、训练好。事实上，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整顿团的纪律，排练时要聚精会神听指挥、看指挥，个人不能开小会。不迟到、不早退、无事不请假。让团员有一个向心力。每次的排练，他都精心编排了合唱曲谱，揣摩合唱训练中的重点、难点。使合唱团的每一次训练都有新的提升。每一次演出，都让人看到这是一支训练有素、正确表达歌曲形象的合唱团。受到较高的评价。去年11月，合唱团参加荔湾区“唱响亚运”歌咏比赛，一举夺得了金奖。难怪一些老教师观看演出后说：“看你们合唱团演出一次，就感动一次”。话语中无不饱含着对崔指挥艺术才华的赞叹。

顽强性格。去年12月，崔指挥做了白内障手术后，有一段时间眼睛红肿、疼痛，但他不想耽误合唱训练，仍然坚持每周带领合唱团员练习新歌。副团长曾少棠及团员们都劝他先休息，由别的老师代替指挥。他说：“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这种顽强的工作精神，真令人敬佩！在他的带领下，合唱团很快排练好几首合唱曲，12月几次到学校慰问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善用人才。崔指挥善于团结专才，人尽其用。合唱团乃卧虎藏龙之地，人人有专长，配合起来很有默契。在合唱团里，他培养了独唱歌手、二重唱、男声四重唱、混声小合唱。有的团员是多面手，如器乐、舞蹈、都可以随便露一手。崔指挥为大家营造了轻松愉快，艺术共享的氛围，使合唱团员在团队里施展各自的艺术才华。可谓枝繁叶茂，百花齐放。

一个合唱团的指挥，上面说好不见得真的好，普通的合唱团员说好才是真的好。崔指挥与一中众多校友及合唱团的团员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大家都敬佩他对合唱艺术执著的追求，对工作的敬业，乐于奉献的精神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他把自己的精力都奉献给合唱事业，给大家带来退休生活的快乐和精彩。

退休教师叶秀清

如梦令

2011-2-13 22:5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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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允根

　　指揮工作同時也是一種有益的身心運動，對健康有益。其
次，中國的合唱事業起步較晚，今後需要更多像崔老師那樣的
熱心音樂家去推動。
　　寄語崔老師，我向你致敬！

62桃李

      广州市一中是音乐指挥家的摇篮.
      我国著名的指挥家司徒汉是母校1938年肄业的校友.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15岁的司徒汉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从事抗日救亡的教歌指挥工作，在敌后丛林、村庄留下足迹。一次，在一连五天的急行军中，队伍相当疲劳，大家瘫卧在路旁，难以行进。有人提议，让司徒汉指挥唱支歌，以鼓舞士气。唱什么歌呢？司徒汉经过片刻思考，他想到，这时候唱《义勇军进行曲》是最适时、最能鼓劲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举起双手指挥大家唱歌。他情绪激昂，心头热血涌动，以手轮换交替着由低处往上翻动，使三个“起来”的旋律越唱越高昂，队员们在歌声中情绪激越，一个个站起身来，手拉着手迈动了前进的脚步。这就是司徒汉指挥生涯的开始。不久，司徒汉考入广东省立艺术院音乐系短期班, 1941年毕业。   1948年赴苏北解放区。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合唱团团长、指挥，上海乐团团长、指挥、名誉团长，中国音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常务理事、上海音协副秘书长等职。
司徒汉创作了10余部近代题材的大合唱及300多首其他形式的声乐作品。指挥过的主要曲目有《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等。他还是《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前进——光荣的上海工人》大歌舞的指挥者之一。创作并指挥的主要曲目有《矿山烈火》、清唱剧《南海风暴》（与辛上德合作）等。
　　在烽火年代中就开始用指挥群众歌咏的方式来完成社会使命的司徒汉，在其60多年指挥生涯中始终把眼光瞄准基层歌者，他在耄耋之年仍初衷不改。2004年9月4日凌晨，司徒汉突发心肌梗塞病逝，终年81岁。

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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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桃李

            

2011-2-19 09:31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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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殷是中共早期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是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曾担任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女儿杨爱兰一生平凡坎坷却泰然处之,始终坚持爱国爱党,在95岁高龄之际还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杨殷故居无偿捐献给中山市政府,以建立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党员先进性。

    杨婆婆的儿女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广州、武汉、新疆、香港、加拿大等地从事医学、教师或普通工人的工作,目前都已退休。其中老大崔汉祈为经济师,现定居加拿大;老二崔伊薇为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教授;老三崔燕薇现为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老四崔汉超为广州一中的高级教师;老五崔静薇作为军嫂随夫支教新疆,在新疆阿勒泰一中任教34年,退休4年后定居广州;老六崔汉旌、老八崔汉家在香港打工,现定居香港;老九崔汉军在广州市越秀区织带厂任职。杨婆婆的弟弟杨民浩定居境外,育有一女。

聪聪

原來崔指揮老師還有這么光輝的背景，常聽他說年輕時最想從軍，無奈家庭反對。

62桃李

访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杨殷的女儿

编者按: 杨殷是中共早期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是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曾担任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女儿杨爱兰一生平凡坎坷却泰然处之,始终坚持爱国爱党,在95岁高龄之际还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杨殷故居无偿捐献给中山市政府,以建立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党员先进性。为了进一步展现这位革命先烈子女平凡坎坷的人生和无私奉献的爱国爱党精神,《广东党史》“中共名人之后”专访组近日采访了97岁的杨爱兰老人,并撰成此文,以飨读者。这次专访得到广东省委组织部、广州市委组织部及广州市白云区委的大力支持,本刊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2009年11月19日,一个冬意甚浓的日子,在广州市委组织部、白云区委组织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白云区棠景街道党工委书记叶满樟的陪同下,《广东党史》“中共名人之后”专访组,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敲开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的杨爱兰老人家门。

杨爱兰老人今年97岁,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工运领袖、赫赫有名的革命先烈杨殷的女儿,也是迄今为止广东省年龄最高的入党者。杨婆婆位于二楼一室一厅的住房非常简陋,陈设还是几十年前的旧模样,采光不太好,整栋大楼没有电梯,进出很不方便,看到这些,很难相信这会是一位对党作出杰出贡献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子女的住所。在钦佩杨婆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同时,令我们想不到的是,97岁的杨婆婆精神矍铄、声音宏亮、思维敏捷,普通话、粤语和潮汕话讲得都非常流利,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杨殷烈士牺牲时,杨婆婆年仅16岁,岁月的磨蚀和生活的坎坷,并没有让其忘记80年前那划破长空的枪声。在采访中,杨婆婆缓缓打开记忆的闸门娓娓道来,在轻松的闲谈中,我们既感受到革命烈士杨殷的高尚风范以及杨婆婆平凡、坎坷的一生,又领略了杨婆婆的进步、开明、豁达、超然。杨婆婆始终无限忠诚地坚持爱国、爱党,在生活中始终保持坚毅、乐观、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真切地感到,这种精神是其父亲杨殷的高贵品质在她的“血液”中的延伸和发扬。让我们随着杨爱兰老人的记忆,细细品味其坎坷的一生和革命战争年代杨殷那如火的斗争岁月。

父亲杨殷:

从翠亨村走出的另一位现代革命先驱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特别是在我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杨殷是位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是我党第一代重要领导人之一。1892年8月12日,杨殷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户华侨家庭,是孙中山先生的小老乡。年轻时,他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作为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先后担任孙中山的侍卫副官、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等重要职务,曾冒死炸伤参与策划刺杀宋教仁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两次被派赴苏联学习,长期在粤汉、广九、广三铁路从事工运工作,是我党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先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他是主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党的“八七”会议后举行的广州起义,他是主要领导者和一线指挥员。在广州起义中,曾率领敢死队攻下当时敌人重要据点广州市公安局。张太雷同志牺牲后,被任命为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

1928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杨殷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同年11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军事部长。

杨殷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广州起义前夕,为了筹集资金购置武器和解决活动经费不足的困难,毅然将家里的几幢楼房和故乡的几十亩田产出卖,还把已故妻子留给他的纪念品及珠宝、首饰等一齐捐给组织作革命经费,被党内同志誉为革命队伍中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等人被捕。在敌人的刑庭上,审问官对杨殷说:“你是老同盟会员,曾跟国父推翻清朝,是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只要你现在回心转意,重归国民党队伍,蒋先生是不会亏待你的,可以安排一个高级官职给你,让你享尽荣华富贵。”杨殷冷笑一声:“你们这些败类,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孙先生背道而驰,只会给孙先生抹黑。你们是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只懂得祸国殃民。要我投降万万不能!”6天后,杨殷与彭湃等人于上海龙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

彭湃、杨殷等烈士牺牲后,他们的英勇事迹在党内和中央苏区广泛传播,他们的革命精神成为党内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1930年代初,红军建立了彭杨军政学校,中央苏区设立了杨殷县。2005年6月7日,中央电视台和各大媒体在“永远的丰碑”栏目中介绍了杨殷的光辉事迹,称他是从翠亨村走出的孙中山之外的第二位现代革命先驱。2008年7月,以杨殷为原型的电影《义薄云天》拍摄成功并上映,影片以杨殷参与组织和领导广州起义为主线,从独特的角度重现了广州起义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场面,塑造了杨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义薄云天的光辉形象,向观众展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亮丽风采。2009年9月,在全国“双百评选”活动中,杨殷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100名英雄模范”之一。

忆慈父:

“虽忙于革命,但父亲还是深爱着我们的”

走进杨婆婆的家,一眼就可以看到正面墙上悬挂的杨殷烈士的照片,正面墙的左侧墙则挂着孙中山与杨殷等革命志士的合影,足见杨婆婆对父亲深切的缅怀之情。

父亲牺牲时,杨婆婆才16岁。但至今谈起父亲,杨婆婆依然是热泪盈眶。她告诉我们,“为了革命工作,父亲把他们姐弟4人分别托给亲戚抚养。父亲整天外出,聚少离多。我们从小就不住在一起,现在想起这事都会感到很难过。”1928年杨殷在写给长女杨爱兰的信中告诫:“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万不可做……穿衣尤须朴实,与人来往要谨慎。”这封信中的深切言辞可见严父之深情。

杨婆婆记得,10多岁在澳门读书期间,一日,突然被表哥接回广州,感到莫名其妙。过了好久才知道,那是因为父亲梦见她出了车祸,说什么也要把她接回来见见面。杨婆婆还讲起一件记忆犹新的事,当时“陈李济药厂”的一名老板,经常掩护父亲和其他革命者在其家里开会。一个周末,老板派人接她和弟弟到家里吃饭,事后问她想不想爸爸,她说想,爸爸很久没回来了。老板这才告诉她,上周六,父亲就在陈家阁楼上看他们姐弟俩吃饭,不知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太匆忙了,父亲没有跟他们照面,但杨婆婆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慈爱。她说:“虽然忙于革命,但父亲还是深爱着我们的……”

说革命:

“父亲为革命散尽家财”、“曾替父亲当过交通员”

“我们在老家与孙中山居室是一邻之隔,关系非常密切,就像一家人。”据杨婆婆回忆,孙中山几次回翠亨村,都通知大家来欢聚、照相。她也有幸和孙中山见过几次面,觉得“这个人很和蔼”。

父亲一人干革命,不仅把自己钱财贡献给组织作活动经费,而且几乎所有的亲朋戚友都支持过他,或帮着照看子女、或在经济上资助、或做义务交通员。杨婆婆说,杨家在当地本是一个名门望族,但由于父亲的革命工作需要不少活动经费,所以家里的产业和田地,一点一点差不多全给卖光了。在采访中,杨婆婆反复提到她的堂兄杨高。据她回忆,杨高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是在美国和香港经商的百万富翁。“他在香港希路道有一座洋房,是我父亲的活动据点之一。”杨殷在那里设有党的支部,省委的领导人经常在那儿开会。一次,杨殷被工贼追捕,就是杨高的管家掩护脱险的。后来杨殷为筹备广州起义和安置起义后来港人员,还向杨高借了港币数万元。

父亲在小爱兰的心目中多少有些神秘,当时她不知道父亲就是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但却无意中给父亲当起了小小交通员。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白色恐怖愈加严重,革命者活动也愈加困难,杨殷便想到了让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小爱兰来传递情报。那时,一到周末,小爱兰就手提藤笈往返于粤港澳之间。父亲叮嘱她,就跟着前面的叔叔,但不要跟太紧,机敏的小爱兰就不远不近地跟着前面的“叔叔”,左转右拐,乘船、坐车,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从未引起敌人的怀疑。当然,父亲为了不让小爱兰害怕,并没有跟她讲明原委,但她隐约觉得不是简单地串门。因为每次到了工作站,就会有叔叔拿过她的书包说:“阿兰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而回到广州,又有叔叔翻看她的作业本,爱兰无意中看到过叔叔把作业本拿到火上烤。其实作业本中有用米汤写的情报,拿在火上一烤,字就显现出来。当然,这是她后来才知道的,也因此为学生时代曾帮父亲做过革命工作而自豪。

谈人生:

“我一生虽然平凡、坎坷,但我知足”

杨婆婆的童年是在家乡中山市的一个小村庄度过的。直到八岁那年母亲患病去世,才随父亲到了广州。虽然来到父亲的身边,但由于父亲忙于革命事业,平时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几个孩子,因此她和弟弟杨民浩兜兜转转,几乎都是寄宿亲戚或父亲战友家中度过儿时的成长岁月。不过,这反倒锻炼了她坚韧的性格,正如杨婆婆对我们所讲的,自己继承父亲最大的性格就是坚强。“我早年父母都不在了,家中姐弟也分散。但我化悲哀为力量。就是后来我丈夫过世后,我也是这样,独力拉扯大9个子女。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要去闯。”老人家大声地说。父亲虽然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牺牲了,但父亲留下的对革命事业的执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直是她日后为人处事的标尺。

父亲牺牲后,杨爱兰由大舅抚养,并寄居在一个同学家里;二弟由七舅抚养;三妹四弟因病很早就夭折了。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杨爱兰进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回到翠亨村小学任教。18岁时,经家中长辈安排,与汕头海关职员崔礼芬订婚,并于三年后结婚。崔礼芬就职的海关部门是杨爱兰姑父监管的,因此杨爱兰对丈夫的情况知根知底,人品是没得说的。当时,海关部门和邮政、盐务、铁路等大机构一样,主要由外国人掌管,工资福利按外国的标准发放,因此杨爱兰丈夫的工资福利较优厚。在汕头生活的5年中,杨爱兰的生活算是安逸富足的。

1947年后,因丈夫工作调动,杨爱兰随夫来到了云南腾冲,一住就是十年。1957年返回广州不久,丈夫不幸病逝,家中顶梁柱倒了,杨爱兰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到谷底。44岁的她膝下9个儿女(其中一子早夭),家无恒产,生活的艰难常人难以想象。一家人的生活基本上靠去当铺当丈夫留下的一些遗物度日,有几个小孩因营养不足患了肝炎病,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但作为烈士后代,她从未向组织要求过任何照顾。采访时,一直陪在杨爱兰身边的五女儿崔静薇还向我们回忆起以前和母亲经常去当铺当父亲留下的遗物的情景。为维持生活,杨爱兰经民政局介绍,到广州市起义路一家被服加工厂上班,做雨衣、贴胶条等工作,赚取微薄收入来养家。工作之余,她经常主动协助街道居委会开展工作,是街道群众工作积极分子,左邻右里的矛盾或纠纷,她常是热心的调解人,无论在云南还是广州,禁毒禁赌、街道治安、环境卫生、青少年教育等各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至今为止,她当年在越秀区诗书街温良居委会担任军政群治安委员会副主任时的老街坊,对她的人品和工作仍留下深刻印象。

1973年,迫于国内“文革”的形势,已经60岁的杨爱兰独自单程移居香港。以60岁的高龄到香港谋生是艰辛的,但老人家讲起这段往事,却一如既往的乐观,“我在香港裕泰针织厂做质检员,干了18年。从日薪13元做到日薪80多元。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倒我。”在香港工作期间,老人还经常为工人说话,为他们向老板争取正当权利和福利。

谈到一生的颠颠簸簸,杨婆婆对我们说:“我当时一直鼓励自己,我不能病、不能倒下,带好儿女,抚育他们成人就是我的本分。今年我97岁了,你说不苦嘛,不可能;你说很苦嘛,我又从未讨过饭。现在8个儿女都已成人,而且个个都自食其力,我就觉得成功了。”杨婆婆的儿女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广州、武汉、新疆、香港、加拿大等地从事医学、教师或普通工人的工作,目前都已退休。其中老大崔汉祈为经济师,现定居加拿大;老二崔伊薇为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教授;老三崔燕薇现为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科专家、主任医师;老四崔汉超为广州一中的高级教师、校长;老五崔静薇作为军嫂随夫支教新疆,在新疆阿勒泰一中任教34年,退休4年后定居广州;老六崔汉旌、老八崔汉家在香港打工,现定居香港;老九崔汉军在广州市越秀区织带厂任职。杨婆婆的弟弟杨民浩定居境外,育有一女。

1992年,在香港生活了18年的杨婆婆了解到国内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毅然回到广州定居,用18年的积蓄,加上政府的补助购买了位于三元里大道的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尽管生活不富足,但老人知足常乐。她对我们说:“我一生虽然平凡、坎坷,但我知足,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心态好。”

2005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杨殷同志的女儿杨爱兰明确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子女生活照顾对象。4年多来,广东省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以及棠景街道党工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组部指示精神,在落实杨婆婆的生活照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思想、身体和生活等各方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心细致的照顾。出于担心老人家身体的原因,杨婆婆的子女们曾希望有关部门能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为母亲置换更好的居室,可杨婆婆却看得很开,语重心长地教育子女:“你们的外公为了国家把生命都奉献了,我们作为后代的,哪能与政府讨价还价呢?我不能依靠父亲的伟大牺牲来换取自己的福利,那是一种耻辱!”烈士后代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跃然而出。

话入党:

“总有一种追求不能忘”

当我们专访组问起她为什么在95岁高龄仍然执着地提出入党申请时,她脱口而出:“共产党好啊!”“我的父亲是第一代共产党人,我要追随他的思想,继承他的遗志,将爱国爱党精神延续下去,因此入党一直是我的梦想”。老人说,早些年生活动荡,加上60岁那年又去了香港,直到79岁才返回广州,因此把这美好的愿望一直深藏心底。2006年初,时任棠景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张强同志,经常上门去探望她,两人聊起入党的事,重新唤醒了她的梦想。那年夏天,正好杨婆婆的二女儿出国前回家探望她,她就请早已是党员的二女儿代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她的入党介绍人叶满樟书记告诉我们:“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杨婆婆,参加学习、汇报思想一点都不含糊,写思想汇报用笔有点困难,她就口述,用录音笔录下来。”

2007年“七一”前夕,95岁的杨婆婆终于实现了跨世纪梦想,在鲜红的党旗下,和一群年轻人一起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当时笑着说:“人生中所有的大事都没有比今天更快乐的了。” 当时她因生病住院刚出院,身体还有些虚弱。棠景街道党工委的同志曾考虑过单独为她在家里举行入党宣誓,但是杨婆婆坚持“别的新党员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在她的心中“总有一种追求不能忘,总有一种热情不能凉……”

2008年7月1日,街道党工委批准了杨婆婆的转正申请,使老人如愿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她得知喜讯后异常激动地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心愿,成为一名新党员我感到无比光荣,我好想健康一点多活几年,多看看祖国的发展和繁荣,多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对党和政府给予的关怀和照顾,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坎。”

作奉献:

无私捐献父亲杨殷故居

在生活中,杨婆婆一直遵循父亲教导,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她用餐时,从不肯浪费碗中的一粒剩饭,一只用了10多年的茶杯也仅仅是装一个普通食品的包装瓶。但当她碰到需要帮助的人向她伸出求助之手时,总是尽自己所能慷慨帮助别人。她的孩子也继承了母亲的优良品德,五女儿崔静薇到新疆支边34年,直到退休才回到母亲身边,至今仍有两个孩子留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一直陪着采访组的崔静薇老师告诉我们,母亲一直严格教育他们,不向组织伸手,要严于律已。

对党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杨婆婆,不仅从不向组织伸手,而且总想着能为党奉献些什么。杨婆婆说:“父亲当年把家里的57亩地都卖了作革命活动经费,为了革命事业散尽家财,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如今,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200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深明大义的杨婆婆将与孙中山先生故居相邻、占地几百平方米的祖屋——杨殷故居,无偿捐献给中山市政府,建立起广东省党员教育基地。她在捐赠仪式中说:“我希望故居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更希望后人在这里了解今天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其实,早在1999年,杨婆婆便将杨殷故居委托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管理。后来,她和亲属、子女们商量,决定将故居和位于翠亨村的其他房产一并捐赠出来,大家都表示赞同,连远在加拿大的大儿子都夸母亲做得好。

入党后,杨婆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加强学习,通过阅读报刊、收看电视以及学习街道党工委赠送的各种杂志、影像教材等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青少年成长,为社区建言献策,以实际行动体现党员先进性。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老人对灾情非常关注,通过各种渠道关心灾区人民的生活,并从微薄的生活补贴中取出800元捐给灾区。

采访结束时,杨婆婆惟妙惟肖地模仿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语气,中气十足地讲道:“中国的发展不能再等了!”爱国爱党的乐观心态溢于言表。一句话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在忍俊不禁的笑声中用目光向这位97岁的“年轻”共产党员表达了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