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驳茅于轼：高房价≠高效率

如梦令

       作者《驳茅于轼：中国没有仇富，仇的是不公》一文驳斥了茅于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仇富心理”这个反民族的荒谬论调。茅于轼最近还到处散布“高房价就是高效率”的论调，高喊“价格万岁”，他认为房价越高，经济效率越高，他反对建经济房，反对经济房里有茅房，他说：“没有把房子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没有效率。”作者愿再次与这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过上一招，论证是不是“高房价就是高效率”。

       首先，我们要弄清什么是效率。效率是为保持可以接受的总产出而投入最少的时间、资金和原材料等稀缺物品，简单地说，就是将多余的投入降到最小值。这是对效率的一般解释，主要用于物品的生产阶段。在资源配置上，经济学上用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来解释效率。什么是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指在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再也不能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Any change to make any person better off is impossible without making someone else worse off.）在各种资源配置选择中，如果能确保在不损害他人境况的前提下，还能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优化（Pareto improvement）。帕累托效率符合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帕累托效率讲的是一个经济体资源配置状态，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对垄断行业，如铁路运输，居民用水，燃气，电，通讯等，可以通过涨价的行为得到利润最大化，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但涨价使更多的消费者的境况变坏，这就不是帕累托效率。

       房产市场也是如此。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者可以通过“哄抬物价”增加自己的收益，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但这损害了购房居民的利益，使他们的境况变坏。作者在2009年12月2日发表的《论高房价的十大罪状》一文提出，根据目前的房价，一个人买套房子要74年的收入（剔除为生存购买食品的开支），如果是双职工家庭，那就是两个人3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生孩子、不用水电、不看病、不外出使用交通等，两个人要工作37年才能买套房子，假设两个人从25岁开始工作，那要到62岁才买得起套房子。根据200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03%，加上60岁以下的高收入或获赠遗产的年轻人，中国能买得起房子的家庭也就是15%左右。2009年12月7日发布的《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指出：“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房价远远超出家庭收入。”这与作者的分析结果一致。这样高的房价让住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因为房价严重偏离了价格规律，74年的劳动换取一套房子，使公民失去或减少了教育、健康、文化、娱乐、旅游等其他方面的投资和享受，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极度剥削，对公民个人和其他行业来说，都是不公正的，是让他们的境况变坏了，这绝对不符合帕累托效率。

       我想，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不能不知道帕累托效率这个理论，他可能就是拿帕累托效率来蒙骗老百姓，可惜的是，他曲解了这个理论，只理解了这个理论的一半，是“半瓶子”，把这个理论“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这个大前提给“贪污”了。是他没学懂帕累托效率？是他故意肢解帕累托效率？这只有他自己晓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二者必居其一。

       正因为茅于轼曲解了帕累托效率，他才别具肺肠地吟唱“高房价就是高效率”的论调，他才声嘶力竭地喊出“价格万岁”的口号。不错，高房价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那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者的境况变得更好；但高房价让更多的人的境况变坏，那是房奴和其他行业的境况变坏。

       现在，中国有不少的所谓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学上的一些概念、名词、公式、模型拉来作虎皮，蒙骗百姓，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解其意。帕累托效率讲的是公平、有良心的市场竞争，不是鼓励人们的欺诈、贪婪和无情。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讲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是“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为了利润最大化，哄抬物价、偷税漏税、腐败贿赂、走私贩私、制造伪劣商品、损害工人的权益、污染环境，根据帕累托效率理论，那不是效率，因为资本家一小部分人得到了好处，可大多数人得到的是坏处。

       茅于轼先生在帕累托效率上败下阵来，肯定会拿出产出资本投入率（ICOR，这是作者给起的汉语名字，因为中国经济学书上称“增量资本产出率”，但这个名字不能正确表达这个概念的含义）来为他的“高房价就是高效率”进行辩护。好，我就和他再战上一个回合。

       不错，产出资本投入率（ICOR）是衡量经济效率的尺度，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分析经济态势的主要工具。那什么是产出资本投入率（ICOR）呢？

       产出资本投入率（ICOR）是年度新投入的资本总量除以年度GDP的增量，通俗地讲，就是投资多少钱才能赚一元钱。产出资本投入率越大，投资越浪费，经济效率越低，反之，效率越高。举个例子，你做生意净赚1万元，你为赚这1万元投入的本钱是2万元，那你的产出资本投入率是2万元÷1万元=2。另一个人也做生意，他赚了2万元，他为赚这2万元投入的本钱是8万元，那他的产出资本投入率是8万元÷2万元=4。也就是说，你的投资效率高，你会经营，如果给你8万元的本钱，你就会净赚8万元÷2=4万元。读者可以看出，产出资本投入率与投资回报率成反比。

       明白了什么是产出资本投入率，我们就可以分析高房价能不能带来高效率。在分析前，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是GDP，因为产出资本投入率与GDP的增量成反比。

       名义上的GDP是一个经济体中最终产品和劳务报酬的货币价值总量。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价格的增长、工资的增长都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但这个名义上的GDP并不能说明社会财富一定会增长。举例说明，我们把一个经济体简化成盖房子。去年盖了一套房子，以50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那我们说去年的GDP是50万元。今年还是盖了与去年相同的一套房子，以100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那今年的GDP就是100万元。今年的GDP比去年增长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GDP增长率为50万元÷50万元=1，也就是100%。

       现在，读者基本上明白了GDP是个什么东西。它就是个数值，是个符号，只能表明货币量的增加，但货币量增加并不代表财富的增加，因为房子价格翻了一番并不代表房子多了一套。这个名义上的GDP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态势，我们紧盯GDP没任何意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一些经济学家仅仅凭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态势，说白了，就是不懂经济。

       为了能准确反映经济态势，我们需要用GDP紧缩指数来得到一个真实的GDP。我们还通过上面的例子来理解这个问题。假定去年的GDP紧缩指数为1，那么，今年的GDP紧缩指数则是100万元÷50万元=2，真实的GDP=名义上的GDP÷GDP紧缩指数，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今年的实际GDP是100万元÷2=50万元，和去年相等，也就是说，今年真实的GDP的增长率为零。如果看统计，会说是DGP增长了100%，可实际上是和去年一样，增长率为零，因为里面有通货膨胀的因素。

       正因为GDP只是货币流量上的统计，而不是产品实物的统计，所以说，任何商品的价格提高都可以为GDP的增加做出贡献，也并不表明劳动价值量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加了。

        现在，我们彻底明白了GDP是个啥玩意，再回到产出资本投入率（ICOR）上来。中国在1994-2004期间的ICOR为4.2，最近5年的ICOR为5-7。印度的ICOR为3.7，发达国家的ICOR一般为1-2。以上的数据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低的，说明中国的经济效率是逐渐下降的，说明中国的经济效率不如印度。每产出一元钱的物品，我们要投入7元，印度投入3.7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只需要1-2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2009年的投资效率不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平均水平的一半。最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2009年前9个月的GDP增长中，95%是由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的，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20%，照此推算，房地产开发对GDP的贡献率为19%，大致是五分之一，也就是说，房地产为GPD的增长贡献了五分之一。

       房价越来越高，房地产开发在GPD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可我们的产出资本投入率（ICOR）越来越高，也就是说经济效率越来越低，这就证明了高房价不但没带来高效率，反而降低了效率。

       不论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还是统计数据的实证上，都说明高房价不一定能带来高效率，“高房价就是高效率”是个伪命题。

       我倒是希望茅于轼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来为他的伪命题“高房价就是高效率”进行辩护，我很愿和这个“著名经济学家”多过几招，也顺便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