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5-11-18 20:36 编辑
赵树理“大跃进”中二三事 1958年“大跃进”时期,赵树理正在山西某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这个生在农村、长存农村,非常了辞农村状况的作家,对当时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很反感。他是个有话就憋不住,非说不可的人。于是,常常搞得人家很尴尬。 一次,县委会上讨论如何“跃进”。赵树理慷慨陈词,指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并没有发挥出来;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情绪低落,不想多干却想多得;报喜不报忧,产量与实情大不相符。长此以往,如何得了?他觉得必须立即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想方设法刹住浮夸风、共产风、平均主义。否则,秋后征购时,老百姓就该闹饥荒了。
他的语音一落,热烈高昂的“跃进”气氛霎时就冻结了。县委成员相顾失色,哑口无言,脸上都画上了大问号:这不是典型的右倾思想吗?不是只看支流、不看主流的保守派吗?不是否定大跃进成绩的摇头派吗?真应狠狠地批他一顿!不过,他是下来体验生活的作家,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八大代表,还是听之任之吧,只当他没说,咱没听见。
还有一次,县里召开会议,部署“大跃进”。县委书记在会上提出:“每天至少刨玉茭桩子六亩!”坐在他旁边的赵树理按捺不住,笑着打断了他的讲话:“你等一等,让我插句话。你刚才讲的每人每天刨6亩玉茭桩子,我看这个要求不切实际。你算算看,一亩玉茭少说4000株,就是4000个桩子,6亩就是24000。刨一个桩少说得两镢头,一镢头至少3秒,刨一个桩子就得6秒。24000个桩要144000秒。可一天24小时,满打满算才86400秒。一个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不拉屎,马不停蹄整干一天,他也刨不下6亩吧!况且眼下地还冻着。”
赵树理这一斧子,可把书记砍糊涂了。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说:“好吧,6亩不实际,会后再研究。下面说第二项,积肥投肥。县委要求每个生产队每亩地最少投肥150担!”
“慢慢慢!老李,我再插一句。”赵树理又是一斧子,“我看这个指标也太高。你想想看,一个生产队有多少人?多少牲畜?能积多少肥?队里有多少劳力?多少块地?把肥料运到地里要多少时间?到那时还误不误种?”
这李书记脸色骤变,但最后还是按捺下去,说第三项:“为了秋后能放更大卫星,县委决定,今年一律推广密植,要求一亩玉茭下籽120斤,一亩谷……”
“等等!”赵树理急得又是一斧,“这120斤籽种在地里,往后庄稼还咋长呢?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种玉茭的?我就不信,什么亩产红薯多少万斤!照那数字,红薯竟比地里的土还多了,尽是瞎吹!”
这三板斧砍得县委书记晕头转向,尴尬至极。
赵树理还写了一篇题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文章,投寄《红旗》杂志。这篇文章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必须“走上按劳动力安排生产的常规”。现在生产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应当放权。
说起来,这些其实都是常识。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篇文章正撞到枪口上。文章被批转作协党组,让摘录印发,作彻底批判。这篇文章被批跟彭德怀“一个腔调”,两人“一唱一和”。最后,大会批,小会谈,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好在批归批,过后并没给他带任何帽子,也算是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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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8 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