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越秀山下 - 茶余饭后 - 广州市第一中学校友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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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1 14:1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上世纪50年代的流花湖泛舟

我家三姐妹与母亲

□珊依
　　我们小时候都称越秀公园为越秀山，那时公园里的树远没有现在密，设施也没有现在齐全。我家原来住在距离越秀山不那么近的西门口，一九五八年暑假，搬到盘福路的一栋居民楼。走出这栋楼几步，就到达解放北路（当时的大北路），过了马路就是越秀公园的一个西侧门。我们放学后，经常会到公园里玩耍。
　　当时的大北路，是从广州市中心通往中苏友好大厦的唯一道路。马路中心还有狭长的绿化带，种了一溜的白皮桉树，树周围环绕低矮的灌木。马路两旁，住家很少，商铺更是寥寥无几。靠着南粤王墓的象岗山边，有一些新建筑，其中有间不大的商店，还有一家名为“南国酒家”的饭店。那时，中国大酒店和东方宾馆都还没有踪影，整条流花路，只有广州体育馆孤零零地树立在越秀公园的正对面，算是中苏友好大厦的近邻。
　　我家所在居民楼正面朝向盘福路，背面对着现南越王墓遗址。南越王墓就是位于一个名为象岗山的土山包上。我们万没有想到，这山包里面竟然有乾坤。
　　我们搬进的这栋楼是市房管局为归侨建的出租房，邻居有很多归侨和侨眷，楼里还住有一些高知和干部。这座建筑现已不存在，原址已建起一座高层商用大厦。我家的对门是广州市体委主任陈远高叔叔，他的妻子是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在他家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大公报》，那时报纸几乎每天都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配着画功低下的插图。
　　另外，还有一对归侨老夫妇收养的小女孩，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这对归侨老夫妻家，有很多介绍华侨买房的资料，其中有现在环市中路华侨新村的房屋介绍。根据中央的指示，广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建设侨房，目的是吸引海外华侨游资，这是有案可查的历史。看了资料，大姐很老气地说，叫爸爸买华侨新村的小洋房。她真的和父母说了她的想法，父母好气又好笑，回答当然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们的邻居里，有一家姓罗的眼科医生，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他家的小儿子和我们三姐妹常一起到越秀山玩，一起买伊拉克蜜枣吃。母亲很喜欢罗家的小儿子，总记得他是个懂事的孩子。那个年代，类似父亲这样的高干与罗医生这样的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结为好友，是常见的事。
　　我们姐妹还和一个归侨女大学生常有来往。我们都称她为大姐姐。她的父母都住在印尼，为了方便女儿归国读书，就在盘福路居民楼为她租了一套公寓。大姐姐的公寓里常有很多年轻男女出出入入，他们一块弹琴、唱歌，做饭、会餐，那时，我很羡慕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生活，觉得做个大学生是很幸福的事。大姐姐有时做印尼饭给我们吃。用白色的大盘子盛饭，上面盖着红色的辣椒和其他蔬菜，让我们端着盘子用叉子吃饭。我感到特别新鲜和好玩。
　　我们除了白天到越秀山瞎跑，晚上还经常到中苏友好大厦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那时看了不少苏联电影，在一部关于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纪录片里，居然看到来自美国的艺术家表演，一个胖胖的女歌手穿着一条紧身裙子在唱歌，由于下裙摆散开，活像个原子弹。每逢放港片，平时空荡荡的场子就挤满了人。有一次，电影院放映夏梦主演的港片《拉郎配》，满场都是人头。那时，中苏友好大厦附近居民人数不多，电影场的观众多是在陆军总医院住院的病人，而且都是现役军人。他们穿着病人服看电影，说北方话，大声大气的，非常引人注意。露天电影院的票价非常便宜，五分钱一次，没有座位限制。我们常省下早饭钱看电影，父母都不知道我们背着他们看了多少电影。一九五八年整一年，是所谓“跃进年”，父母忙得四脚朝天，对我们非常忽略。
　　我就在此时犯了一个乖孩子最不该犯的错误，翘课逃学成为家常便饭。那时，我早上揣着家里给的两毛钱早饭钱，背着书包走到小商店，买一瓶汽水喝下去，然后就在家附近晃悠。我去得最多的是越秀山，漫无边际地走，从来没有一个成年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后来老师上门告状，才东窗事发，把母亲气得不行。当然，我做坏孩子也就是那么一两个月，很快就彻底戒掉了翘课逃学的瘾。
　　我们在盘福路居民楼仅住了一年，就搬进了市委宿舍大院，结束了盘福路的“半华侨”的和非常自由的生活。
　　我们这次搬家实际是从越秀山的西边搬到了山的东边，越秀山还是我们课余经常去的地方。父母都喜欢早上到越秀山遛弯，尤其是父亲，常常五点半就动身上山，活动到七点半，八点就开始工作。
　　父亲在越秀山还有一次被抓的经历。某年国庆节前夕，越秀山体育场照例要召开庆祝大会和游行，全山要进行戒严，任何人不准上山。清晨，父亲照例早起，忘了这事，顺脚登上越秀山散步。走到体育场附近，他被一位民警叫住盘问。这民警见父亲衣着随便，口音带有浓重的山西腔，感觉他不伦不类。于是，他起了疑心，把父亲扣了下来，送到附近的洪桥街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正好遇见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他诧异地问，你来这里干什么来了？父亲回答，被你们的人抓到这了。这位领导哭笑不得。父亲看看时间，已经不早，急忙跑回家换上礼服，又赶回越秀山体育场参加庆祝国庆的群众大会。
　　我也在公园里经历过被几十人围观的险情。母亲听说北秀湖畔开设了钓鱼的游乐活动，周末就携全家出动，在北秀湖畔租了渔竿，找好地方就开始垂钩钓鱼。不想，二十分钟过去了，鱼饵仍没有动静。全家各位，除了我，都是小猫钓鱼的脾性，父母遇到熟人，聊上了天；姐姐们发现了更好玩的活动，跑开了。于是，渔竿被一手接一手，传塞到我手里。湖边只剩下一个傻傻的年仅六岁的小萌妹，毫无目的地持着渔竿蹲着。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手里拿了一部结构复杂的专业照相机走了过来，用镜头对准了我。霎时间，喜欢围观的广州人迅速围了上来，我突然回头，发现了镜头瞄准我，身后围了一大群人，都在咧嘴朝我笑。我感到恐惧，这时母亲出现了，鼓励我别动。但我已经完全乱了方寸，放下渔竿，扑向她。事后，母亲说，这位外国人可能是德国人。她懂英语、德语，当时在自学俄语，大概不会错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起，越秀山内陆续新建了不少活动设施，如具有国际竞赛标准的游泳场、故事台、露天棋类比赛场、花卉展览馆和竹林冰室等等。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越秀山成为我就读的小北路小学的延伸教学课堂，我们游泳课往往就在游泳场的儿童池进行，少先队的活动也常选择越秀山，位于山顶的五层楼是上历史课的课堂。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秀山不仅是广州人的休闲中心，而且还是各种大型的政治、体育活动中心。那时，广州的大型体育活动很多都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每年春节，在这里都会举行足球表演赛，我们的兴趣更多是想去看看，有哪些开国元勋到了比赛现场。有一年，陈毅元帅来了，头上戴了顶法国贝雷帽，引发了多少男孩追求时尚的遐思。
　　每年的国庆群众集会几乎都在这里举行；还有大型的群众集会，如六十年代的反美示威活动、中苏友好时期的欢迎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群众大会都曾在这里举行。在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上，年幼的我站在首长们身后，看见一只鸽子飞到伏罗希洛夫手上、他摘下系在鸽子身上丝带的情景。当天晚上，由于过多的市民涌向越秀山运动场外围的铁丝网，争看场内的烟花表演，引起践踏伤亡事故。这个事故即时被香港报纸大肆渲染，而国内的媒体却一字不报，弄得十分狼狈。那次，广州的领导们确实是在失败中学懂了组织大型活动时如何保证安全的重要性，还有公开报道不幸事件的重要性。
　　“文革”到来，越秀山成了群众批斗大会的喧闹中心。我亲眼目睹，以前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瞬间成为“牛鬼蛇神”，站在主席台前被万众声讨。我在群众游行队伍里，通过主席台时百感交集，却不敢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记忆长河留下深深的印记。

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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