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怀圣寺”题匾考
位于广州市光塔路56号的怀圣寺，是中国第一座清真寺，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怀圣寺也是一座尚有许多未解之迷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化宝地。例如，头道门上方的同治十年的“怀圣寺”三字题词者何许人也？为什么在当年重修怀圣寺的碑记中没有记载？
又如，光绪二十七年的“教崇西域”题匾，四周刻着龙，气派明显地与其它题匾不同，这又是谁人所书？何人所送？还有，根据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的原则，一般清真寺里是不会有人物及动物形象的，可是怀圣寺内的围栏上，不知在何年何月，刻有几十幅龙、凤、麒麟等动物图案，碑亭的脚柱上也刻有牛、羊、大象等动物图案，这又是怎么回事？
最近，应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保延忠之邀，我对“怀圣寺”题匾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认识，现公诸于众，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及各位读者。
（一）“怀圣寺”三字是何人所书
迈进怀圣寺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头道门上方白色大理石上镌刻着的金黄色繁体字“怀圣寺”三个大字，字体端庄雄劲有力，在匾上还刻着两行小字：“同治辛未仲秋重修”，“邓廷枏书”。
邓廷枏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给怀圣寺题匾？这是我研究的重点。
曾经有人怀疑“邓廷枏”就是“邓廷桢”。史料表明，这是不可能的。邓廷桢生于1775年，故于1846年。虽然他做过两广总督，但那是1835-1839年间（时为道光年间）的事，而怀圣寺题匾上的日期（同治辛未）是同治十年，即1871年。此时，邓廷桢已去世20多年了。何况，“桢”与“枏”发音、含意均不相同。
那么，邓廷枏是什么人呢？
上网查到的有关资料，只有寥寥两三条，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又到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和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查阅清史和伊斯兰教史方面的图书资料。通过查阅《广东省志·宗教志》（广东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清史》，《清通鉴》
（戴逸、李文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广州府志》，《古今广西人名鉴》（广西统计局编，1934年版，杭州古籍书店影印）等，初步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原来，邓廷枏的“枏”，是“楠” 的异体字。在国务院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12月颁布的《关于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联合通知》中，已经废止使用，但在清代的《广州府志》。中，“邓廷枏”三个字赫然纸上．可见当时这是一个通用字。
怀圣寺题匾中的“邓廷枏”三字与《广 州府志》中的“邓廷枏”三字完全相同，只不过在一些现代出版物中被写作“邓廷楠”。
邓廷楠是当时广东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他是广西新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的县城所在地新宁镇）人，进士，自小家境贫寒，“每借薯度活”（见《古今广西人名鉴》），但他学问渊博，品行端正，“精易理，工书法”（同上）。他和弟弟邓廷榕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不同之处在于邓廷楠擅长写大字，邓廷榕擅长写小字，当时有“大字压三江，小字压天下”之美誉。两兄弟都在国子监任过教，弟弟邓廷榕还当过皇帝的老师。
邓廷楠先做翰林，后历任江西九江道、福建按察使、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做官期间，“力革陋规”；他“所得余俸，悉付回乡，作兴学育才之用，致仕后，萧然寒素，赁屋以居”（同上），真是难得。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邓廷楠接任广东布政使一职，次年秋，他为怀圣寺题写了寺名。
（二）邓廷楠为何要题写“怀圣寺”
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当时同治皇帝处理民族矛盾的指导思想找答案。同治年间，一些地方不断爆发回民起义，贵州有马冲、金阿訇，陕西有孙义保，甘肃有马占鳌，宁夏有马化龙，云南有杜文秀等。对于这一民族矛盾，清军将领左宗棠、都阿兴等都采取严厉的军事手段，进行镇压。例如，同治四年（1866年1月），宁夏回民首领马万选向清军将领都阿兴投降，主动撤出宁夏城，不料，都阿兴派军队进入宁夏城后，竟然杀了回民首领保立、纳忠、纳万有等并“纵兵抢杀”（《清通鉴》）。
但同治皇帝并不赞同这种对回民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做法，而是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大概是由于他认识到，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缓和民族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治三年八月（1864年9月），尽管西北地区回民起事越来越激烈，同治皇帝仍然下谕旨，日：“但将为首滋事回匪歼戮，不可因回民中有恃强玩法之人，即将安分良回概行诛累，其有被逼协从者，但能悔悟解散，即是安分良民，一概免其究治”。而在同治四年，对进入宁夏城后“任部勇肆杀”回民的都阿兴，进行处罚，“革职留任”（《清通鉴》）。
同治十年，左宗棠奏称，西北地区马明心等创立的新教“行为诡僻，足以诱惑回民，迷而不悟”；他认为“必须严加禁绝，以杜乱萌”。同治皇帝并不赞同这种做法。1871年6月，下谕旨日：“所奏之为思患预防起见，惟回民散居各省，同隶编民，各安生业，若因区别新教旧教，设为厉禁，地方官稍不加察，书吏藉此搜求骚扰，必至回众惊疑，转生枝节”。同治皇帝要求，“该督现既已出示所属州县禁习新教，并准自悔免罪，仍令严饬该地方官妥为开导，不可操之过蹙，致激事端，所请饬令各省一体禁绝之处，可从缓办理”（《清通鉴》）。
通过上面引用的同治皇帝的谕旨，可以看出，同治皇帝处理回民等民族反清活动的态度是，将起义地区与非起义地区区别对待；将起义首领与胁从者区别对待；将参加起义者与未参加起义者区别对待；将顽抗者与悔悟者区别对待。总之，不要激化民族宗教矛盾。由于当时同治皇帝年少，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可以认为，这是老谋深算的慈禧的主张。
既然皇上有这个旨意，而广东的回民，人数不多，并且“各安生业”，并无起义造反之事。同治十年，怀圣寺重修，秋季落成，请时任广东布政使的书法家邓廷楠题写匾额，邓廷楠慨然应允，当是情理之中事。不过，在同治十年的《重修怀圣古寺碑记》并未记载此事，可能是因为碑记在先，题匾在后之故。
主要参考资料： 1，《清通史》，第j 6卷 2，广州府志》 3，《广东省志．宗教志》 4，《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 5，《扶南旧街》，《南宁日报》，2005年7月20日
（《中国穆斯林》，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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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6 21:05
比起佛道天主基督教,充满神秘和新奇.
发表于 2014-9-5 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