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萃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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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萃藻校友

   中共广州党组织重建的关键人物

    邱萃藻（1914—1940）又名郁文，曾用过麦蒲费、马超、柏舒等化名。南雄县全安乡人。1930年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初级班毕业后考入市立第一中学高中班。他虽为理科学生却用较多的时间阅读社会科学和文学等书籍，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省立勷勤大学。

    早在广州一中读书时，邱学长就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出版部负责发行《时代文化》等进步书刊的党员科长王均予取得联系。在与王均予的三年通信中，与王彼此建立了信任，他积极参加王均予组织的时代文化读者会,并在广州发起建立了广州“时代文化”读者会。后王均予把“时代文化”读者会改名为“中国青年同盟”，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组织。

    1935年2月起，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及下属机关先后三次遭敌破坏，王均予因而同上级失去联系，他被敌人跟踪，住处被搜查，不宜留在上海。于是与出版部党小组成员商定：王转移广州，并保持与出版部的联系。

    王均予毅然选择来广州，有另一个考虑——发展中国青年同盟组织，并以此作为恢复和重建广东党组织的基础。

    当时的广州正处在陈济棠的严密控制之下。自大革命和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广州地区的党组织迭遭破坏，仅从1927年12月到1932年10月间，广州市委组织更迭了十几次，七名市委书记牺牲。1932年10月以后，广州党组织被迫中断。1934年9月，广东省一级的领导机关也被迫停止了活动。

    1935年7月，王均予到达广州。邱萃藻当即将王邀请到他的住所，还节衣缩食为王提供生活等费用。从此，王均予在广州有了落脚点。

    邱萃藻在1934年底已将广州"时代文化"读者会改为"中国青年同盟"，当时仅有20来名成员，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局限于分散活动。王均予与邱萃藻等骨干决定在原来的读者会的基础上，重建“中青”，取名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以王均予为核心成立了以王、邱和钱兴组成的上层领导；明确规定“中青”是秘密革命团体；并仿照地下党的活动方式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生活制度；确定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为斗争任务；同时建立外县工作基础。到“一二•九”运动前夕，除以中山大学、勷勤大学为重点外，国民大学、岭南大学、中大附中、广雅、知用、大中、庚戎、执信、仲恺、教忠、女师、一中等大、中学校都建立了中青组织。在社会职业青年以及国民党部队中也发展了个别中青盟员，以后又向邻近广州的县份发展。在东莞、中山、新会、合浦、肇庆、高要等县都先后成立了中青组织。到1935年底，“中青”盟员已发展到100多人。此时的“中青”已成为中共外围组织。

    随后，在响应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斗争中，王均予、邱萃藻亲自在广州组织领导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打破了广州几年来在陈济棠压抑下的沉闷局面，推动了广州以至全省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广大“中青”盟员也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为党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随着建党条件日趋成熟，王均予急于与上级取得联系，恢复组织关系。1936年4月，原是中央出版部成员的易吉光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并奉北方局指示，负责联络白区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易吉光把王均予在广州建立“中青”、开展活动的情况向北方局作了汇报。经北方局同意，通知王均予到天津直接同北方局联系。

    王均予于5月抵达天津，向北方局领导人李大章详细汇报了广州“中青”活动的情况，并向北方局提出了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给予活动经费和派一名广东籍的干部到广东工作的要求。北方局同意王均予的意见，并向他传达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由李大章向他布置了任务，指示他即回广东建党，可首先以“中青”盟员为建党的对象，建党后组织关系隶属于北方局。北方局还派了全总华北办事处主任、广东梅县人薛尚实到广东开展工作，让王接受薛的领导。

    6月，王均予返回广州，首先发展“中青”盟员邱萃藻和林振华入党，并于9月由王、邱、林三人组成中共广东工作委员会，以广东工委的名义大量发展党员，“中青”盟员被列为首先发展的对象。“中青”盟员入党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逐个吸收。很快，广州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70多人，同时在有“中青”盟员的外县也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到12 月总共有党员100多人。

    9月，在广东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一些地区基层党组织陆续恢复重建的基础上，薛尚实在香港建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薛任书记。9月底，薛尚实来广州，指示王均予成立广州市委，并指定王均予任市委书记。12月，王均予主持巿委成立会议，与会的除王均予外，还有邱萃藻、林振华、周明和罗范群。会上，王均予宣布中共广州巿委成立，参加会议的五人为市委委员。王均予任书记,其余四人分管组织、宣传、青年和职工各部。

    南临委和广州市委的成立，标志广东党组织在中断二年以后、广州党组织在中断四年以后，又重新建立起来。

    广州市委下辖中山大学支部（书记钱兴、后为金昌华）、勷勤大学支部（书记邱萃藻、后为李木子）、广雅中学支部（书记尹焯辉）、教忠中学支部（书记王磊)、小学教师支部（书记谭本基）、广州学筹会（地下学联）支部（书记罗范群）、文化支部（即戏剧支部，书记邱萃藻）、工人支部（书记周明）、到1937年下半年，广州市内已建立了 1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96人。

    此外，中共广州市委以“广东工作委员会”名义，在广州外县建立党的组织，于1937年8月间成立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由邱萃藻、张定邦、温焯华（后增加李士洋）组成，邱萃藻为负责人。外县工委成立后，广东工委的名称不再使用。外县工委继承广东工委的职责，继续领导广州外围各县的党组织，机关设在广州。开始时，外县工委与广州市委是平行机构，9月，改为隶属于广州市委领导。外县工委辖下党组织，包括有：中山县委（后改为中山县工委，书记孙康）、东莞县工委（书记谢阳光）、江会支部（书记陈翔南）、肇庆支部（书记梁奇达）、开平特别支部（书记谢创）、南海石井特别支部（书记潘机岳）、南海贺丰乡支部（书记范志远）等。广州外县工委还在台山、紫金、佛山、阳江、阳春、廉江、顺德、南雄、澳门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到11月，上述县、市共有党员105人。12月，外县工委改属中共南临委领导。1938年4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外县工委撤销， 其所辖各县的党组织，统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

    中共广州市委的重新建立，以及在广州市委直接领导下广州外县党组织的恢复重建，是广东党组织恢复重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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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学长为革命读了三所大学

由于邱萃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当时的勷勤大学所不容，1936年秋，他只得考入广东法科学院，但因参加革命活动，不久也被学院勒令退学，1937年初，他又转入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就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资料：

国立广东法科学院的前身，是广东公立警监学堂，创办于1909年。 1913年10月，广东高等检察厅在原校址重办警校，定名为广东公立监狱学校。1923年，改办为警监专门学校。1924年2月，孙中山把警监专门学校改为广东公立法官学校，培养行政、司法人才。 1926年曾改为广东省政府司法厅法官学校。1928年，又改为广东高等法院直辖法官学校。　1929年夏，经国民政府批准设为独立学院，命名为国立广东法科学院，隶属司法院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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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救亡学马列 同仇前进建“中青”

        1933年至1934年间，王均予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发行部工作，办有一个小型的刊物叫《时代文化》。这个刊物发行到十几个省份。王均予利用同各省读者会的关系，秘密出售马列主义著作。这些书籍和进步杂志在爱国学生中扎下了根，给渴望进步，渴望光明的青年送来了指路明灯。

    通过书信往来，王均予首先认识广州勷勤大学的学生读者邱萃藻（又名麦浦费），并建立密切的联络关系。王均予托付给邱萃藻重任，去联系爱国学生，秘密组织《时代文化》的读者会。
    邱萃藻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中山大学法学院的钱兴。两人一见如故。邱萃藻把王均予的《时代文化》和一些马列著作悄悄地推荐和借给钱兴。从此，两人成了互相信任，来往密切的好朋友。钱兴在中山大学法学院也秘密组织了《时代文化》的读者会。
    邱萃藻用书信向王介绍钱兴的情况。王均予发现邱和钱都是热血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倾向革命，有上进心，决定抓紧时机培养他们。不久，王均予进一步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寄给他俩。他俩收到这些重要杂志，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彻夜通读。他们还利用一切时机，在读者会的会员中秘密传阅，还举办讨论会。
    王均予没有把共产党党员身份暴露给邱和钱，但是他俩坚信王均予一定是共产党员。钱兴和邱萃藻都觉得自己找到了引路人，暗自高兴。两位青年，充满信心，四处奔走，做了一件又一件的组织发动工作。从此，王均予首先在广州两所大学建立了秘密的联络点和联络人。王均予利用书信和刊物秘密地进行指导，广州的《时代文化》读者会和读书会组织的数量逐步增加，人员也逐步增多。读书会因为越来越活跃从而越来越吸引爱国学生。
    经过邱萃藻、钱兴的串联和秘密发动，王均予又认识了林振华、周明、粟稔、杨瑾英、曾振声（曾生）、王作尧、梁湘、梁奇达、李锦波、黄书光等二十多个读书会骨干会员。王均予来信要求将读书会、读者会合称读书会。任务规定：一是宣传抗日，二是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三是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活动，四是推销革命书报。读书会有了自己的行动目的和任务。所以，每次活动都有特色和成效。也因此，钱兴和他们的骨干人员更加忙碌，更加起劲了。

        1934年底《时代文化》停刊，王均予来信通知邱萃藻、钱兴：根据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改读书会为“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原来的会员改为盟员，任务仍然一样。

        1935年5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机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王均予同组织失去联系，且处境十分艰难。王均予在上海写信给邱萃藻，信中说：目前，我的工作生活都有困难。近日准备动身到广州居住一段时间，到广州后，请提供食宿方便。邱萃藻把王均予要来广州的消息告诉钱兴。他俩内心有一股按耐不住的高兴：崇拜的，盼望已久的人物终于来了。
    不久，王均予果真在广州出现。王均予立即召见邱萃藻和钱兴。钱兴是以“中青”原中山大学学生读书会组织者身份来同王均予接头的。从此，中国共产党人的魅力紧紧地吸引着邱萃藻和钱兴。
    王均予还没到广州之前，广州党组织因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遭受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到了几乎不存在的地步。

    广州爱国学生向往自由、民主、和平，急切盼望英明的组织带领他们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王均予的到来，给广州爱国学生打了气壮了胆，带来了希望。他们觉得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救星，找到了马列主义。
    王均予为了在青年中培养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决定加紧开展“中青”的工作。他通过钱兴和邱萃藻了解中山大学、勷勤大学和广雅、知用、执信等中学以及省立女子师范、女子中学的爱国学生的情况。根据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根据他们已经自发组织起来并且在积极寻找共产党的情况，为了有利于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更能体现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团结各个青年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决定在爱国学生中建立“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王均予指示邱萃藻、钱兴把原来的“中国青年同盟”改名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还是“中青”。
        1936年6月，王均予为了壮大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加紧在大中专学校和中学发展“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组织。
       7月至11月，广州各大中学校的“中青”组织发展到百余人，没有建立“中青”组织的相继建立起来了，还逐渐发展到邻近的八个县，开始形成省的统一组织。“中青”锻炼培养了大批爱国学生，后来成为中山大学等大中学校救亡运动及后来广东抗日运动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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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1936年6月以后，王均予先后在广州发展“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盟员邱萃藻和林振华入党，并于9月由王、邱、林三人组成中共广东工作委员会，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光在广州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党的工作扩大到广州以外的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于是，以“广东工作委员会”名义，在广州外县建立党的组织。于1937年8月间成立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由邱萃藻、张定邦、温焯华（原名张寿南）组成，机关设在广州，隶属于广州市委领导，邱萃藻为负责人。广东工委的名称不再使用。外县工委继承广东工委的职责，继续领导广州外围各县的党组织。

    温焯华负责东莞、中山、新会等广州外围各县的建党工作，为了方便开展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当务之急是在广州找一处安全的地方，作为秘密工作据点。温焯华将找房子的任务交给中大附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温盛湘。。温盛湘的一位堂兄租住过德政中路62号(今224号)二楼，此时正好携眷回家乡去了，于是温盛湘就将62号二楼整层包租下来。这是一所西式大房子，楼高3层，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许多重要决策也在这里制定。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先后到这里研究工作，当中包括首任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张云逸、长江局的黄文杰、先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省委负责外县工作的尹林平、从苏联经延安回来的梁广等。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由于外县工委的邱萃藻是青年部长，故这里也成为省青委的联络点，梁嘉、于光远、陈恩等人均到过这里。党的这个秘密据点一直没有被敌人发现。

2012-8-6 17:3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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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县工委曾先后派人到15个县去开展建党工作。

    1937年1月，中共广州市外县工作委员会，派潘祖岳回蓝塘重建中共组织。5月成立中共紫金党小组，翌年3月成立中共蓝塘特别支部，

    1927年入党的关山流亡东南亚后于1936年回开平教学期间，认识了从美国回来的谢创、胡剑魁(二人在美国参加共产党并同在一个党支部)。1937年暑假偕同谢创、胡剑魁、周晃3人找中共广州市委。关山向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邱萃藻汇报了回开平后筹备重建党组织的工作进程，并介绍了谢创等3人的具体情况，邱萃藻回市委汇报后，市委肯定了关山的工作，确认了谢创的党组织关系，恢复了胡剑魁的党籍，同时吸收周晃入党，并指示关山回开平后成立中共开平特别支部。同年8月18日，中共开平特别支部在谢创家成立，选举谢创为书记、关山为组织委员、胡剑魁为宣传委员。

    广州“中青”成员陈翔南、黄文康先后被派到新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广州党组织重建，陈、黄分别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在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邱萃藻的帮助下，建立中共江(门)会(城)小组， 成员是陈、黄二人，负责重建新会党组织工作。

    1937年10月，邱萃藻在广州吸收了南雄县籍的张尚琼、邓勋芳、吴舒芳等3人入党，并且布置他们回到粤北去发展党组织。同月中共广州外县工委派王传舆（黄文康）、容兆鳞到阳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重建中共阳江地方组织。1938年7月，在阳江县城濂溪小学（今阳江市书院街64号的江城第八小学）成立中共阳江特别支部，特支机关设在阳江县城南恩路的中山公园民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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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阳江特别支部旧址位于阳江市南恩路中山公园内。

    在外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党组织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仅半年时间，就在15个县发展了中共党员150名，建立党支部10多个。包括有：中山县委、东莞县工委、江会支部、肇庆支部、开平特别支部、南海石井特别支部、南海贺丰乡支部等。还在台山、紫金、佛山、阳江、阳春、廉江、顺德、南雄、澳门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到11月，上述县、市共有党员105人。外县工作委员会为广东党组织的恢复重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党日后在广州领导全面抗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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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运先锋战士

    邱萃藻是热血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倾向革命，在王均予的指引下，发起和建立了广州“时代文化”读者会。王均予来到广州后，在原来的读者会的基础上，重建“中青”，取名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明确规定“中青”是秘密革命团体；并仿照地下党的活动方式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生活制度；确定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为斗争任务；同时建立外县工作基础。在邱萃藻、钱兴等人的组织和发动下。“中青”组织很快在大中学校建立起来，而且迅速发展到广州外县，形成省的统一组织。成为一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锻炼培养了大批爱国学生，后来成为中山大学等大中学校救亡运动及后来广东抗日运动的中坚力量。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王均予、邱萃藻亲自在广州组织领导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推动了广州以至全省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广大“中青”盟员也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

    1936年广州中共组织重建，邱萃藻任广州市委宣传委员。这时广州各大中学校学生中的进步团体，组成“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学筹会”）， 邱萃藻为了加强党对“学筹会”的领导，就在“学筹会”内部建立党支部，由他亲自领导学筹会的工作。党支部每次开会，都由他亲自主持，研究和具体布置学运工作。

    王均予领导的广州市委十分重视戏剧宣传工作，成立了“艺协剧团”党小组。1937年3月，中共广州戏剧支部成立，邱萃藻为书记。

    1937年9月，党中央派张文彬到广东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他到广东以后，决定以邱萃藻等市青委（学委）领导的各种抗日团体为基础，进一步把广大进步青年组织起来。1938年1月1日，由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抗日先锋团等8个团体，联名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正式成立。从而团结了广大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邱萃藻任省委青委书记。他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青运工作。在省委的领导下，与广东抗先的领导成员共同努力，使抗先队得到迅速的发展。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抗先队继续在东江、北江、粤中、粤北等地区发展，队员多达20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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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1938年广州沦陷前，邱萃藻身患重病，党组织安排他回家乡南雄去，任中共南雄中心县委委员，一面治病，一面工作。那时，“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南雄县队”已经成立，邱萃藻在南雄治病期间，对县抗先队进行直接的领导，工作很有成效，队员发展到500多人。他们在教员和学生中组织宣传队，利用假日到县城的街头和各圩场、农村书写抗日标语；利用讲演、歌咏、出壁报、演话剧等形式，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还向群众募捐款项和慰劳品，慰问抗日将士。邱萃藻还支持南雄抗先队集资开办“抗战书店”，出售进步书籍。

    邱萃藻在南雄，任中共南雄县委组织部长，积极协助省委训练党员干部，为抗战和革命培养出一批骨干。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组织大发展的情况，需要办好党员训练班，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0年初，由邱萃藻征得他父亲的同意，在南雄全安乡里岗岭的邱家炮楼里，办了一期县以上干部训练班，这个班的学习时间长达半年，办班期间，邱萃藻在物资供应和安全保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党的一些负责同志也经常在他家隐蔽，如党中央从延安派谢立全来广东工作，途经南雄时，也曾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

    1940年4—5月，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人在中国倡导的“工业合作运动”，已有较大的发展，在江西赣州设立了“东南工合办事处”。为了培养“工合”骨干，曾借用邱萃藻家中开办的中西校舍，办了两期培训工业合作运动人员的“培黎技术学习班”。

    邱萃藻抱病回南雄后，不顾病情日趋严重，仍坚持为党工作，战斗到最后一息。1940年12月16日（农历庚辰年十一月十八日）晚上，邱萃藻在临终前还向家人嘱咐：“以后如果有我的朋友寻找到来，要热情接待┉┉。”说完，瞑目而逝，年仅26岁。

    邱萃藻校友是党的优秀儿子，他短暂的一生是为革命忠心耿耿奋斗的一生，他的光辉事迹为母校增添无限的光彩。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学习。

62桃李

邱萃藻学长与一二·九运动

邱萃藻校友创建《时代文化》读者会八十周年纪念

依慈

62桃李 发表于 2014-2-5 14:23
邱萃藻学长与一二·九运动

邱萃藻校友创建《时代文化》读者会八十周年纪念

栋樑之材一中骄傲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