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外国商人在广州
□刘诚龙
一位番商在广州留下大笔遗产
宋朝很注重招商引资
广州自古繁华，但与钱塘是不一样的，钱塘是内陆商城，百姓自营；广州缘自靠海优势，八方来仪。宋朝时候，“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比来皆汛海，由广州入朝。”国际间的来来往往，多是政治开路，商业先行，广州既是洋人来泱泱中华之歇脚地，他们在广州便把担子先卸下，珠玑列市，罗绮摆街，坐地做起生意来。
据说在唐代时，广州便已建立洋人商住区，时谓蕃坊，自唐到宋至元，常住人口都在12万人以上。宋代蕃坊最盛时，其范围大致东起朝天路，西至丰宁路，南达惠福西路，北抵中山六路。有“西装革履”者，那是欧洲人；有“唾地如血”者，那是东南亚人；有耳环叮叮当“绕耳皆穿孔”者，那是波斯妇女。
招商引资，人皆以为是新概念，说来在宋朝便有了，当时称为“招诱安存之”，五个字里，体现三大理念，一者招商，二者安商，三者定商（让其定居），外商来，敲锣打鼓欢迎；外商回，物资奖与文明奖欢送，大食国有位叫辛押陀啰的商人要回家了，“特赐白马一疋（匹）、鞍辔一副”；广州之蕃坊，政策尤其宽松，基本上搞的是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蕃坊里的领导，又由宋朝政府选择有威望的外商担任蕃长，还授予相应官衔，这或是阁下没法想象的。
宋朝整体商业观差不多都是开放的，广州尤得风气之先。有一位叫楼踌的人，曾从广州调到福建，他对两地做了比较，“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只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接待外商不很大气；“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财政拨款大多了，接待场面大多了。
朝廷对洋商：不轻易夺他口中食
洋人来大宋做生意，国人捣乱者也有，宋政府却坚决维护洋商正常利益，有位叫蒲亚里的，巨额财富在广州被抢，四人遭杀，亚里也受了伤，“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疋帛，被贼数十人持刃上船杀死蕃牧四人，损伤亚里，尽数劫夺金银等前去。”蒲亚里一状告了，宋政府从下到上态度明确，“已帖广州火急捕捉外”，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处理一位地方要员再说，“诏当职巡尉先次特降一官”，处分谁？地方政府想哄人？不行，“开具职位姓名，申枢密院。”宋政府旗帜鲜明，限期一月破案，破不了案，要拿地方政府问责，官帽都要摘掉（经济优化环境力度似比后来大多了），“其盗贼令安抚提刑司督责捕盗，官限一月，需管收获，如限满不获，仰逐司具名闻奏，重行黜责。”
宋朝对商人（包括对洋商）不轻易剥他身上衣，夺他口中食，先前设立街坊，商品归店经营，后来商业实在太繁荣，从业人员太多，“近者坊市之名，尽失标榜”，说的就是出店经营。政府也有点恼火，却也街头走鬼由他走，不是动不动就没收其挑担，其理念是，“糊口之物，尽仰商贩”，市民得靠这个养口养命养家养人的。
宋朝对商业包括外商的主流意见是他发财，我发展，虽然明知洋商“大商贾胡赖以富者，其根乃在异国”，但若不让其盈利，“知将困之，彼则踔海而去，昼夜万里”，本来“广州地非能饶也”，若商家一天跑了个精光，“广遂将不为州矣。与其无事而失广州，孰若捐尺寸之利，为百姓计多也。”富国先富民，蝇头小利，在政府是“尺寸之利”，在百姓却是富家之财。
叁
有件事，也很是体现宋朝人对洋商，更进一步说，对待百姓物权的先进态度与理念。
宋朝主流是安商、富商的，但也不能说没有杂音，更不能说没有仇富、宰富与存心要分富者，“蕃商辛押陀啰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这位蕃商在广州赚了盆满钵满，也让一些人眼红。
有年年底，辛押陀啰带了大笔财产回国，其国国君不是好鸟，要打土豪，分浮财,“近岁还蕃，为其国主所诛。”其国国君心黑啊，见了他带财富归国，随便安了个罪名，把他枪毙了。辛押陀啰带回去的家产，也全部充公了。
辛押陀啰此番归国，主要是探亲访友，过完春节，还是要回大宋做生意的，所以还有大笔财产与商品留在广州，资金留银行，商品放店里。
这笔留在大宋的财产如何处理？宋政府对遗产，包括对洋商遗产，是有法可依的，“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物货者，伏请依客商例，汝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原相随，并请给还。”在华做生意，若不幸亡故，其财产不没收，不充公，由其父母、正妻、儿女与兄弟予以继承（好像也没规定要从中收遗产税）。辛押陀啰在广州的遗产，按这判例，依样画葫芦，依法把遗产还给他亲属、子孙就是，没什么好说嘛。
辛押陀啰这案子特殊之处是，他一人在广州做生意，家里无父母，无正妻，无兄弟，无儿女，那遗产给谁？宋政府法律也曾规定，“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若死者没有上述亲人，财产可以颗粒归公的。“陀啰养子所生父母、所养父母有在耶?”曰:“无有也。”那其财产得全部收归国库。
辛押陀啰人一个，鸟一只，一人吃了全家不饿。故而有意见是，现在他死了，找不到法定继承人了，难道要将其财产归他故国？
广州地方官心思驿动起来，辛押陀啰家资数百万缗，即使不自兜袋子，真个一个子都“并请官收”，那也是大好事，财政开支活多了，大笔可多挥几回了。地方官与地方商（那些嫉妒心很强，容不得他人好的商人），都有一种浮财归公的冲动。这钱太好拿了，就是援引“户绝法”的律条，挺有据嘛，至少可打擦边球。
辛押陀啰没有嫡亲，家里没第一顺序、第二顺序遗产继承人，乃至第三顺序之妃妾都没，然则他还有第四顺序人的，他曾收了养子，他被其国国君无端诛杀后，“所养子遂主其家”。养子有没有继承权？养子先到广州地方状告，没告中，他就请了两位宋朝的律师，直接上京，告到户部，“今有二人在京师，各持数千缗，皆养子所遣也。”
看苏辙如何判决外商财产纠纷案
肆
在京师，先接受这案子的是一位郎官，“陀啰家赀如此，不可失也”，此处“不可失也”，最见郎官隐秘之处之心思：这财白送政府来，多好的事，这笔浮财莫丢了哪。
案子汇报到苏辙，其时苏辙“臣为户部右曹，兼领金、仓二部”，大概相当于户部副部长吧，他赶紧调来案卷，喊来地方官问情，又喊代理律师咨询。
苏辙把情况弄清了，否决了郎官所判，判决这财产归辛押陀啰养子继承。然而，先前接受这案子的郎官始终疑惑不解，“然郎中终以为疑”，于是，苏辙给他以案释法：此财产是外商合法经营所得，既然其有继承人，政府没理由没收。
地方告不准，告到户部来，户部就应该支持其诉求，不可由着地方乱搞。
宋朝政府有关财产及其遗产之法，差不多是立足于保护私权与物权的，但其立法也有不明确之处，或者说文字是有漏洞的，比如其对遗产者的法定继承人，列举了“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几种人，而侄子、外甥乃至养子，这些人可不可继承遗产？如何继承遗产？宋朝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没明确规定，便不算规定吗？
立法的一个困境是，法律文字或永远是有漏洞的，永远都涵括不了现实生活的，那么在审案与执法中，是拘泥于法律文字，还是崇尚立法精神？按宋朝这个“遗产法”精神，是尊重与保护个人财产的。苏辙此判，或并没法律文字可据，却十分符合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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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龙
一位番商在广州留下大笔遗产
宋朝很注重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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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地如血，有槟榔嚼得出汁，
耳环叮噹，沙丽头巾披披扬。{:4_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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