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生活的阴暗面
[i=s] 本帖最后由 62桃李 于 2015-9-8 09:30 编辑 [/i][align=center][size=6]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生活的阴暗面[/size][/align][align=center][color=#555555][font=Arial, 宋体][size=12px]
[/size][/font][/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555555][font=Arial, 宋体][size=12px]2013-07-16 [/size][/font][/color][color=#2b2b2b][font=宋体, arial][size=2]刘圣宜[/size][/font][/color][/align][align=center][font=宋体, arial][size=2][color=#2b2b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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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align]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风俗习惯和道德水准有其积极向上、与世界文明接轨的一面，也曾经呈现出末世的衰颓，广州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当然，政府也作过一些努力进行禁止，但动荡的政治军事局面往往使这些努力收效不大，恶风陋俗难以消除。
[b]竞豪奢之风变本加厉[/b]
清朝末年，广州已是商业兴盛的城市，经商容易致富。由于农村人口激增和天灾人祸，生活水准下降，弃农经商者增多；仕途拥挤，士人生活相对贫因，又使更多的人弃学经商。在广州，商人在市民中所占比例相当高。据1909年的统计，广州城住户为96614户，店铺多达27524户，几为住户的1/3。清末，“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商与官近，致以官商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胡汉民回忆录》，《辛亥革命史资料选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5页）商人地位的提升，使人们的贱商观念日益向重商、慕商方向转变。世人重商，商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也就成为领导潮流的时尚。这对于习俗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趋利和逐利的意识使广州人勇于进取，注重实效，不尚空谈，养成了“唯实”之风。市场经济和意识浓厚，勇于接受新事物，打破传统束缚，追赶新潮流，形成了求新、求变、求活的心态。但逐利的意识也容易使人抛弃道德和廉耻，走向唯利是图的邪路。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诚实守信的经商之道也逐渐褪色。商人的讲排场、尚奢华和及时行乐成了一时的风气。清末，豪商巨贾为显示自己的富有往往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而其他阶层的人民因羡慕而纷纷仿效，使奢侈消费成为风尚。这种风气在婚嫁上最为明显，形成了对传统节俭美德的冲击。有记载称：“粤中婚事所用之迎新彩舆，有金翠辉煌者，有红缎平金者，有金亭翠亭陈设礼物，至其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P2001）这是清代的一般情况，到清末，则变本加厉。1897年，广州城内白姓、周姓、邓姓三富豪娶亲时，“迎娶仪仗之盛，固不待言。所奇者，前导有美女10余人，戎装执刀，花团锦簇。中队更有女顶马，明装艳服，高跨连钱桥，旁复用艳婢10余人，扮作旗装，手持玉唾壶、王彩花瓶、白玉如意、宣德铜炉之类；后则女郎40余辈，均芳龄三五，姿首绝伦……”（《申报》1898年1月1日）其糜费之状，实令人慨叹。
[b]吸食鸦片普遍化[/b]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正式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易于得到，民间吸食鸦片渐成风气。1860年代，广州每月进口的鸦片达到700多担，吸食的方式也愈来愈讲究。烟土有不同的等级和口味，烟具精雕细作，烟馆豪华，布置雅洁，气氛宁静，烟民采半坐半卧的姿势，懒散而迷醉。完全不同于西方人饮服鸦片酊和吞服鸦片药丸的情调，成为一种中国化的享受。清末民初，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烟馆还与茶楼妓院一样，成为社交场所，谈生意、拉关系、消遣、娱乐……，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对这一恶习也日见宽容。不但在广州城中烟馆林立，附近乡镇，也是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贵贱贫富，广为吸食。下层人民吸食鸦片多与生活艰难和精神苦闷有关。另外，近代中国经济落后，医学也不发达，国人健康状况普遍不良，鸦片成为“万用医药”，也是广为流行的一个原因。
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的诏令，为了振刷官员和全体人民的精神，决心痛除几十年来危害国家的烟毒。政府从禁种、禁吸、禁售各个环节入手，规定在10年内禁绝鸦片。在20世纪初，土烟已经取代洋烟占领中国市场，只要政府狠抓禁种这一环节，收效必大。而且，过去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英国，在1906年因为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下议院通过议案，不再支持中印鸦片贸易，答允逐年削减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中国禁烟运动有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掀起了一次认真的大规模的禁止吸食鸦片的社会运动。广州也于1907年开始采取行动，首先是查禁烟馆，所有烟馆一律停闭。其次是严定期限，令烟民们断绝烟瘾。另外，在官方的鼓励下，民间纷纷成立戒毒团体，宣传发动群众参加禁烟行动。自然，这些措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比如一些烟馆转入地下经营，一些烟民大量购买鸦片以作储备等等。但总的来讲，禁烟运动还是很有声势。与此同时，禁种鸦片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广东在1910年秋季，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禁种鸦片。至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广州吸食鸦片的人已经大为减少。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针对革命期间社会失控烟毒有复炽之势的情况，于1912年3月2日重申禁烟令，后来北洋政府也多次发布禁令，使民国初年再度掀起禁烟热潮。1912年底，广东都督府颁布了禁烟章程，章程规定：自1913年1月1日起，在全省禁绝吸食鸦片，违者重罚。警察厅负责执行，广州居民吸食鸦片烟被抓者每日不下十数人，有的被罚款多达1000元。如此严厉的措施使一些烟瘾重的人纷纷逃到香港、澳门以躲避搜捕。（注：《粤警厅禁烟之严厉》，《申报》1913年1月28日。）各界群众也积极参与，有人提出成立“强迫戒烟所”，有人提出马上废除为期10年的“中英禁烟条约”，在1913年一律禁止印度烟入口。劝导人民禁烟的舆论盛极一时，各种报刊大量登载宣传戒烟的文章。民国初年禁烟取得的成效比清末又进了一步。
但民初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权对禁烟态度不一，阻碍了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在龙济光踞粤时期，官府竟公开包庇售卖烟土，后来还实行烟膏专卖，使“私土运入颇多”（《政府公报》1915年4月30日）。桂系据粤后，鸦片更加泛滥，政府对鸦片种植、运输和吸食征收各种税费，以搜括民财。军队甚至强迫老百姓种烟，以收取亩捐。这一时期，云、贵、川等省所产鸦片也经广西运销广东，广州的烟祸又卷土重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使禁烟运动走向流产，因为鸦片已成为军阀割据的重要经济支柱。
[b]赌害愈演愈烈[/b]
赌博兼有游戏娱乐和投机生财的双重功能，在广州这个商贾流民聚集之地一向较为流行。但因赌博引发不少社会治安问题，如斗殴、偷窃、凶杀、迷信等，为清律例所禁止。然而赌博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屡禁不止，甚至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聚赌风，与赌业获利丰厚、政府暗中保护、民众趋之若鹜等因素有关。
赌博活动形式多种，花样翻新，有番摊、牌九、扑克、花会、麻雀、闱姓、升官图、抛骰子、斗鸡、斗狗、斗蟋蟀、白鸽票等等。1861年，广州贡院毁于战火，粤绅请官厅准予开办闱姓，得到允准，赌博活动开始取得合法地位，由秘密转为公开。在好逸恶劳和投机心理的驱使下，农工商学各界之人无不被裹挟其中，牵涉面之广，连妇女、老少也未能幸免。“通省赌具，除闱姓外有铺票、番摊、小闱姓等名目，妇女则有花会、女摊，童稚幼孩更有骨牌会、牛牌各名色，无论老少，人人有赌，父不能戒其子，夫不能责其妻，甚至有仕宦眷属因赌卖身，流落为娼者。至仆妇女更无论矣。”（《奏停赌饷》，《申报》1903年7月14日）“凡有花会赌厂设立的地方，其周围数十里的人家，不论贫富男女老少，几乎十亡八九，无不参加，一家之内，父子婆媳亦共同会商下注。”（李汉冲《花会赌博种种》，《广东风情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历届两广总督，对于禁赌，都不用力，以致赌害愈演愈烈。直到1911年，张鸣歧任粤督，才下令自农历三月一日起在全省禁绝赌博，并公布了严厉的惩治条例，广州的赌风稍有收敛。（卫恭《八十年来广东的禁赌和开赌》，《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106页。）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成立，在胡汉民、陈炯明督粤期间，采取了各种措施禁赌。但1913年龙济光接任广东都督后，广东赌风又起，且有人联名上书省行政公署，要求弛禁。从1913年底到1914年3月，弛禁与严禁两种意见争论不已，官厅不敢作主。要求弛禁者便携款到京运动解禁：“粤人以赌为生活者不计其数，现有奸商某等为前清道员，携巨款来京运动解弛禁赌，并带有工文墨者数人司文牍之事。”（注：《粤官商争持中之禁赌问题》，《申报》1914年3月18日。）但此事遭到旅京粤人之反对，梁士诒、梁启超等领衔复电广州商务总会并电致龙都督、民政长，请严申赌禁，惩办博徒。广东弛禁暂没有成为事实，但禁赌也没有明显成效，各地官署包庇赌徒，从中获利，广州周围的许多地方赌博遍地，而绝无军警过问。到1914年10月，龙济光借口救济水灾，招商承饷开办了山票、铺票，美其名曰“水灾有奖义会”，年饷80万。随后又开办牌捐。此例一开，山票、铺票、牌捐、字花、牌九、骰子档等各种名目的赌博活动又死灰复炽。当时广州的西关参与赌博的人十分踊跃：“男男女女，如蚁附膻，一时有小澳门之称。”（注：卫恭：《八十年来广东的禁赌和开赌》，《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107页。）1916年后，广东进入桂系执政时期。为应付驻粤军队的欠饷和民军编遣费用，当局用36万元的“运动费”贿买省议会议员，使“开赌案”得以通过。于是自1917年下半年起，广东省内赌风日甚一日；历来种种之赌祸，无不毕备。
[b]私娼随处可见[/b]
广州商业发达，旅馆、食店林立，到城市谋生的男性增多，为娼妓的盛行提供了基础。加以战乱、灾荒和贫穷，大批妇女失去生活保障而流入城市，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妓业成了她们的谋生手段。年轻的充当妓女，中年的和少年的组成妓业的龟鸨、女佣、女仆群体，妓业成为城市中一个女子集中的大行业，不仅屡禁不止，久盛不衰，而且随着商业的发展而日见兴旺，向着职业化发展。民国以前，广州的娼妓多集中在陈塘、东堤两地，青楼妓院、花筵酒家遍地皆是。
1912年，广东军政府为正风俗，饬令绥靖处查禁娼业，但未取得明显成效，公娼暂时消失，私娼却随处可见。1914年，广州当局为解决军队的饷源，对挂牌纳捐的公娼以恢复商业经营的名义同意在固定地点复业，并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则。广东都督、省长发布告示，“宣布所有东堤及西关之娼寮、陈塘南新填地塘鱼栏一带，并花地之金针帮及水上之士敏土厂前、二沙之西、大坦尾之北，前经指定湾泊妓艇地点，均许其先行复业，惟不得在城内开设。”警厅制定的14条管理规则的主要内容是，营娼业者必须注册，营业地点受到限制，妓女不准吸食鸦片和聚众赌博，不得接待军警学界有服装标志者，不得凌虐妓女，按时按量交纳花捐等。对私娼虽然仍禁止，但并不严格，不少妇女仍在酒楼和旅馆陪饮陪宿，酒楼旅馆伙记专为私娼媒介，以图分利。官府对于私娼往往以罚款了事。民国官场的腐败和对花捐的垂涎，是娼业盛行的重要原因。1921年4月1日，广州各界民众组织了一次“废娼大游行”，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被当局答允。原因是政府在花筵捐上税收每年达60多万元，占市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废娼后不仅失去了巨大的税源，而且为安置妓女还得再拿出50多万元来。政府无力负担此项开支。
民国成立后由于军阀割据和更迭的局面出现，使清末遗留下来的社会陋习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作者：刘圣宜，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前車可鉴,在如今人口大量流动发展不平衡,而脱胎于旧社会的阴暗面沉渣泛起.赌风盛全世界知之,乡中有黑吃黑势力,在黄歧某楼盘某酒店上演多次,借口警方抓赌而黑吃黑,我村有人而跳窗逃废了腿,有丧命的,桂城也发生过,已见怪不怪,至于失足女,更马尾穿豆腐___别提了.贩毒吸毒啪丸仔饮咳水,花样玩赢老祖宗.假大空的宣传教育不奏效了,需唤醒人性和良知.{:4_173:} 刚看了1段长沙红星区的家庭旅馆负能量经营的视频新闻暗访,记者在1晚上3次被中年大妈半拖半劝进旅馆,－个劲介绍强哄记者雇小妹,还与记者争议17岁是成年人,100/100安全,服务1流,有100元/次和80元/次,另付房费40元或开空调费10元......成行成市专拉单个男人,公开无所顾忌.记者去小店买东西也摆不脱纠緾的大妈,跟进店里死緾.象话吗?今夕何夕?{:1_10:}{:1_10:}{:1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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