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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风雨展斯文
——— 《广东文物》出版始末
作者:梁基永 原创
每次经过港岛西环半山，香港大学校门前，我喜欢走进马路边那幢古老的冯平山图书馆，即使没有什么展览，看着午后的阳光从天窗上投射在空洞洞的墙壁上，不其然地会想起，1940年春天，这里曾经万人轰动的场面来。 1938年10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广东的惠阳淡水防线瞬间崩溃，省城广州随之沦陷。珠江三角洲一带，原本富庶的鱼米之乡，都在日寇铁蹄统治之下。广州和附近的文化人，家境宽裕的富户等等，多数避居到英国统治之下的香港，以作桃源之想。一时间，流落到香港的人口骤然增加，香港成了抗战的孤岛。
渡江岛居的一众文化人士，痛感河山沦陷，又想为抗战做些事业，在他们经常举行的聚会上，德高望重的叶恭绰先生提出了举行一次“广东文物展览会”的提议，得到了各家的一致赞同。这些旅港的文化人，大部分都是学者和鉴藏家，在逃亡之中，除了生活必需，他们还随身带来了珍贵的文物和典籍，其中大部分是广东地方文物。在这些收藏者心目中，此批文物不仅是古董，更加是“邦家”精神所系。
孤岛文化盛事
文物展览会的议程定下来，由叶恭绰先生领头成立的“中国文化协进会”就成为主办机构，参与者则包括收藏家，学者，图书馆等。展会从筹备到展览用了四个月，参与者达四百多人。由于当年香港并没有公众的博物馆和展场，会场则选定在当时展览条件相对完好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这是富商冯平山先生所捐赠给港大的馆舍，楼高两层，在抗战以前，是香港最新式的图书馆了。
1940年2月22日，“广东文物展览会”正式开幕，由于叶恭绰的呼吁，在港的一众国民政府高官和政要如孙科等，都亲临开幕现场。展览会的布置也是费了苦心，图书馆大门上，用广东传统的红漆牌匾，楷书写上“广东文物展览会”几个大字。两旁则是叶恭绰先生亲笔所书的一副醒目的大字四言对联：“高楼风雨，南海衣冠。”此联点出了展览会的宗旨，高楼风雨出自《诗经·郑风》，寓意时局艰难，“南海有衣冠之气”则是晋代郭璞的话，对联之意是说，虽然时局艰难，但仍然不能忘记家邦的骄傲。
展览场地尚算宽敞，各借展藏家亦热情高涨，争相将自己的珍藏公之于众。在抗战孤岛香港，聚集了广东乃至全国的各界知识精英，他们几乎每隔一两日就来看一次展览，这是因为展品太多，隔日就会更换一批，这在近代文物大型展览的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吧。
这次展览也是近代美术展览历史上，各种文献留下来最多最丰富的展览之一，这得益于主事者对于文献的敏感。参与者之中，包括了众多接受过近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他们从一开始筹措，就有整理出版的准备，并且在展览过程中还举办了学生征文，报章摘要等资料收集。所以在展览结束之后，《广东文物》一书的出版也就顺理成章了。
说到《广东文物》，还要说回本世纪初期中国各地出现的地方认同意识影响。在清代末年，研究地方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在此前，地方文化整理往往表现为编撰方志、编写地方诗文集等简单形式，到了民国初年，研究地方文化就显得立体化和多样化，这与各地的经济发展、地方自治思潮影响等均有关系。民国成立以后，以各地文物为主题的展览会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的，如1937年苏州举办的“吴中文献展览会”，还有1933年广州举办的“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均有出版图录，前者还是以苏州文献作为专题。有了前者的借鉴，广东文物展览会的图录完备，也就可以想见了。
丰富展品再现
《广东文物》的封面题签集了孙中山先生的墨迹，前面有广东政要孙科、李汉魂两序，都是激励民众抗战保国的话。其后主事者简又文、叶恭绰的引言，点明了展览会的意义和缘起。展览的分类，也较为细致，如先将展品分为古代文物和革命文物两大类，革命文物指辛亥前后与民国创立有关的文物，像孙中山先生的实物文献，史坚如烈士的供状等。
古代文物部分，展品的丰富真是难以用言辞描述。从大类上分，如书法、绘画、陶瓷、文房雅玩、典籍、方志；在图片上看，由于展场有限，每幅书画都是紧紧挨着来悬挂，就是说连墙壁都看不见了。小件的扇面斗方，则直接摆放在桌上，一张紧挨一张。即使这样，每天展品还要轮换，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这次展览的宗旨既然是鼓励民众的爱国爱乡意识，一些特殊意义的展品，自然更为引人注目，其中以广东明末清初留下的忠烈遗民文物最为珍贵。明朝到了最后的年代，广东是南明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众多的遗民和忠烈，都出在广东。展品之中如相传明末名士邝露所拥有的古琴“绿绮台”，是邝露在清兵攻进广州城后，抱着殉国的名琴，这是观众最为留心的展品之一。除此以外，据传属于广东四大著名古琴，除了张大千所藏的“春雷”之外，其余两琴“秋波”和“天响”都同时展出了，这次展览之后，这三张琴再也没有重新聚首。
除了私家藏品，在典籍部分，还有北平图书馆也借展了部分的图书，这是因为当时北平局势紧张，图书馆为了保存国宝，将部分图书南运，保存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相对安全。为了配合展览，北平图书馆将部分与广东有关的地方志借出展览。
展品的作者，均为已故艺术家，在世者一概不收，所以图录收录的画家，最后一位是过世不久的高奇峰；高奇峰的哥哥高剑父，则作为收藏家出现在图录上，高剑父提供了一些收藏的居廉作品，并且写有《居古泉先生的画法》一篇详细的文章。这次展览，在研究展品和文献方面，也有出色的贡献。图录共分三册，除了第一册是图片之外，其余两册大部分为研究的专题文章。作者包括了当时学界和艺术界的名宿，如画家高剑父，书法家麦华三，学者如冼玉清、李景康等。
珍贵文化遗存
展览于1940年的3月2日结束，只有十天时间，却创下了总共二十万人入场的记录，在这并不宽敞的图书馆中，每天两万人次入场，须知当时香港只有三百多万人口，这个记录相当惊人。图录里面收了当时收藏家提供的一幅从图书馆入口俯瞰观众排队入场的照片，七十多年后重看，仍被这场面感动。
读者最关心的，也许是这些岭南珍宝今天的状况。相隔七十多年，展览图录中纪录的数百件文物，有的在战乱中散失，有的辗转易手，下落不明，只有少部分收入博物馆或图书馆中幸存至今。展览结束后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成为日军的占领目标。1941年圣诞节，日军占领香港，港督宣布下旗投降。一时间，众多滞留香港的高官和文化名流都彷徨无计，流离动荡之际，更遑论这些累赘之物。于是很多人都是只身逃回内地避难，图书文物很多留在香港没法带出。例如笔者访问过的李棪教授，他曾经借出其祖父李文田的大量藏书和批校本，战争爆发后他将图书寄存在赤柱圣士提反中学图书馆中，战后由于学校曾被日军占领，这批藏书全部不知所踪。
也有少部分的藏品，由于藏家的加意爱护，始终随身保管，因此得以留到今天，其中一些还存在后人手中，例如前文所说的绿绮台琴，由篆刻家邓尔雅借展，在邓家一直保存到十年前才转入另一藏家手中。天响琴则属于富商黄咏雩所有，土改时期收入广州博物馆保存至今。秋波琴属于香山小榄李氏家族世代所藏，至今仍然保存在香港李氏后人处。
广东文物展览会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年的收藏家中，笔者只有幸采访过其中两位，就是邓又同先生和李棪教授，邓又同是顺德名士邓华熙的孙子，他借展了祖父在巡抚任上的一些文物，与李棪的家世颇为接近，都属于家族收藏。据邓先生回忆，当年他才二十多岁，是叶恭绰先生亲自邀约他借出家藏参展。在展览开幕那天，与会收藏家与嘉宾在图书馆前合影留念，收藏家中最年轻的就是邓又同，当年还是很讲究辈分的，所以他谦恭没有参与合影。邓还记得，由于叶恭绰所写的“高楼风雨”门联很有气派，展览开幕后，还有许多人想请叶重写留念，他就给当时很多收藏家都重写了内容相同的一对，可惜邓氏所藏的一对已经在战乱中遗失了。在这本图录中出现的名家，现在世的只有当时的年轻学者饶宗颐一人了。
《广东文物》图录当时印行数量并不算少，总数大概有数千部，后来还印过《续集》与《特辑》两种，但比正集少见多了。由于这本书的重要价值，一直都被研究广东美术史、文化史，乃至近代史的学者所重视。1990年，广东省文史馆曾委托上海书店重印过一千部，据笔者采访当年主持整理重印的莫仲予先生说，当时意识形态还比较保守，书中有一些宣扬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文字，文史馆对于重印此书颇有保留意见，莫先生力排众议，主张出版，只是删除了扉页上“向广东历代卫国保种的民族英雄致敬”这句标语。但这个重印本只印了一千册，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成了罕见本子。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将这书再次整理重印，除了完全保存原貌(分为三册)以外，还用当今科技，将原书的黑白图片用电脑重新整理，几乎达到原书图片质量的九成以上效果。七十年后，虽然亲历者几乎都随造化者神游，文物也各自星散，然而广东文化的精髓和先贤保存乡邦文明的努力还是留存在这三册记录之中，相信是不会毁灭的。 □ 梁基永(学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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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4 1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