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广州古城门 - 茶余饭后 - 广州市第一中学校友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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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1 01:39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打印

清末广州大西门（今天的西门口）。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实施拆城墙筑马路，被拆除（周俊荣提供）

这是清末广州北城墙，在今天的越秀山上（周俊荣提供）

清末的广州大北门，它曾是北面进入广州的城门，即今天的解放北。1918年10月被拆（周俊荣提供）

广州曾有18座城门，此为清末时期的广州城大东门，即今天的大东门附近（周俊荣提供）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后驻守东城门（即大东门），铜版画

小北城门，即今小北花圈附近

２００４年，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永定门城楼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轴线的南端

老永定门城楼（左）和箭楼（右）

羊城晚报记者朱绍杰
　　林徽因的预言再次应验成真。
　　“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1953年，身染肺病的林徽因向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痛陈。
　　2004年8月18日，重建的“假古董”永定门城楼竣工。
　　近日，北京高调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最大规模的文物修缮工程———“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和“‘百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计划每年投入10亿元，按照原有建筑的形制，在旧址上进行复建……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大拆城墙城门，到今天的“假古董”重建，历史，似乎画了一个让人颇费思量的圆。
　　其实，若论推倒城墙，大兴土木，广州要比北京早得多。
　　1
　　20年代，广州的拆城运动
　　20年代，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拆城运动，广州、上海、武汉、长沙、梧州等城市纷纷将城墙拆除。拆城墙被奉为开新式城市建设的第一刀，是中国现代城建的发轫。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孙科认为，只要中国各省各市，仿行西方办法，则建设新式都市，指日可待。
　　广州可算是最早拆除城墙的城市之一。早在1913年2月，广东首届省议会在大东门的清谘议局旧址召开，120名代表经过一番议论和探讨，通过了拆城墙修马路的决议。但由于缺乏资金，只好动用正在服刑的囚犯去拆城墙，因而拆拆停停。
　　据1907年德国出版的《广东省城内外全图》显示，羊城的核心地带大致等于旧越秀区大小。城楼上有炮台，城墙5米厚，总长度为7500米，东南西北设有城门，城门有照墙遮蔽，前面设有关卡。甚至有人称，民国初期的广州仍如一座中世纪的城市。
　　按照规定，广州城门开放时间在早上6点到晚上9点。无论是从泮溏入西门进城的菜农，还是晚上光顾完花艇归家的花花公子，都十分不便。街坊平日出行，走一段路就能碰到十米以上的高大城墙，一个小小的城门口经常堆满人和排队的车马。推倒城墙，俨然是上下一致的呼声。
　　民国初期，广州还没有市政府，只有市政公所实行管理。主管的魏邦平出身行伍，组织民工居民拿起锄头镐头开始砸城墙，导致城内街道泥浆四溢。1921年，广州正式建市，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被委派到广州当市政厅长。上任第一把火就是邀请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经济学院的程天固，和其他5位留学生出任广州市政厅的6个局长。
　　新到任的政府班子开始着手彻底拆除城墙的工作。面对广州余泥成山、百姓怨声载道，程天固首先召集拆城的承建商商议，订合同，限期将余泥全部清光。而腾出的地面，待城建人员对新马路规划划定之后，将路基两旁的地变卖，或由承担拆城的商人承领，作为今后清余泥的收入。不出数月，全城的余泥尽数清理干净，砖石用来修马路。
　　在制定市政建设计划时，程天固发现，直接借鉴美国的经验并不可取。按美国顾问莫非的办法，只能把许多历史用地都先夷为平地。但广州是老城市，动辄是公私建筑，不是政府想拆就能拆。市政当局在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只求通，不求直。因而时至今日，广州的不少马路又短又弯。
　　另一方面，拆除的不仅仅是城墙，还有旧式的城市管理理念和制度。
　　民国年间，广州附近各乡盗匪出没频繁。据《广州城坊志》记载，广州各城门多次因局势动荡或匪盗猖獗而关闭。未拆城前，尚有城门城墙的阻隔。拆城筑路后，警力和设备尚未跟进，有时警察一人晚间巡逻，甚至连人带枪被抢夺。于是，警察厅利用拆城筑路所剩余的方形边角地，建筑小屋，小屋上筑小望楼，内置办公桌、电话、记事簿、考勤簿及文具。由于小屋外面涂上便于市民辨认的红色，市民称之为“红屋”，成为最早的“派出所”。
　　1921年后，广州拆城筑马路的工作逐渐完成，交通也日见繁忙，不断有车辆肇事，由此也出现了交警。
　　2
　　防御功能与公共空间转变
　　城门作防御性设施，在广州来说，就更有其丰富而浓重的历史内涵。
　　鸦片战争后，中英之间产生的“广州入城问题”，是广州城墙城门功用的最后谢幕。自从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以后，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内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组成团练乡勇，直到兵戎相向。这后来被认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到1857年，英军破城，城门终于无奈洞开，广州城门自此丧失其御敌功能。
　　而城门作公共空间，也因城市转型而处于尴尬地位。众所周知，城门是人流出入的必经之地。从募资搭桥修路到通缉人犯，从枭首示众到张贴官府公告、寻人启事，失物伶仃贴，都在城门张贴，这里是古时的重要公共空间。
　　西风东渐，一般市民获取、交换信息的公共空间变成了城门倒下的地方，那片被清理好的空地———广场。
　　2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在广州谋划北伐。大东门外的东较场一时成为众多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1925年，革命政府组织省港罢工工人及各界群众，在此集会，并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示威大游行；次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和军民游行；五一期间，劳动大会代表和广州各界30万群众在东较场参加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活动。
　　时至1926年7月9日上午，东较场成为北伐起点。声势浩大的北伐誓师出发典礼在东较场举行，省港罢工工人、黄埔军校师生、粤军各部及广东各界群众数十万人参加典礼。当时的上海《民国日报》形容典礼是“秩序整齐，礼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
　　到了1949年，曾经的五仙门附近，是广州旧城中轴线与滨江景观带的交点，成为解放军进城的重要地标。1953年，革命政权在这片后来被称为海珠广场的空地上，树起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大型雕像，并命名为广州解放纪念碑。
　　而在北京，故都城门城墙的拆除更是为政治服务的结果。
　　3
　　拆除长安左右门，梁思成哭了
　　时代发展让城墙城门的功能不复往日。
　　北京这次启动的文物修缮工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外城东南、西南角楼，被今天视为恢复条件最好，并有望于今年最先开工的古城地标。它们分别曾位于长安左门、右门附近，而正是长安左右门在当年的拆除，令林徽因丈夫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在拆除北京古城门城墙前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为这些“真古董”四处奔走呼号。
　　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梁思成从天安门往下望去，进入视野的景象令他惊讶：“一片红色的海洋！群众的力量在我眼前具体化、形象化了。”他在思考：“这乱哄哄的四亿五千万的人群，共产党又将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呢？社会主义又怎样改造法呢？”
　　这位建筑家在回忆录中记载，1948年12月18日晚上，当时的解放军干部通过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来到梁家，请教若迫不得已攻城，需要保护哪些建筑文物，并请其在军用地图上标识。当时，梁的心头涌现儿时所读“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句话，自此他“一见倾心”，并选择留在大陆。而之前，他以力呼保护日本京都建筑、劝说美军改变轰炸计划而闻名国际。
　　然而，新政府对北京的改造正是从拆除被梁思成亲切地称为“左右丫鬟”、“左膀右臂”的长安左右门开始。
　　在开国大典游行的纪录片中，还能看到长安街上左右各有一座门，分别是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据梁思成的学生、清华大学城市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郑光中回忆，当时的游行队伍，特别是坦克前进时，都必须绕过这两个门，但绕过后就距离天安门不远了，调整队形十分不便。
　　同时，也因这两座帝王时期留下的古城门，使“军旗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都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
　　但在视古城为第二生命的梁思成看来，从正阳门到中华门，再到天安门，一起一伏再一起，是建筑美学在空间上的最大体现，也是衬托建筑重点的匠心安排。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的作用。
　　1952年8月，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右门的议题。事实上，由于交通阻碍实在太大，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拆除，施工力量都准备就绪，只等代表们鼓掌通过。
　　当时，林徽因代表丈夫发言，强烈反对拆除方案。彭真考虑到当时情况，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服从市委决定，同意拆除长安左右门。在政治挂帅的情形下，“全拆、快拆”的方案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通过。
　　在参与拆门的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孔庆普的记忆中，“梁先生哭了”的情景，一直挥之不去。一天一夜之后，长安左右门就从北京的土地上消失了。
　　从1953年5月开始，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铺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牌楼、街道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再次当场失声痛哭。
　　1954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施工期间，纪念碑以南的中华门也被拆除。自此，天安门广场的基本格局形成。
　　4
　　推倒城墙与作别旧时代
　　早在1948年，梁思成就曾与朱自清论战古城墙的问题。在1950年写的《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中，梁一再力图为城墙洗去“封建帝王遗迹”的标签。但在今人看来，梁思成试图保留城墙，将之作为隔离，把北京建成田园城市的设想无异于天方夜谭。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反城墙”的观念来自“五四”以降“反封建”的思潮，体现着迫不及待地想与旧时代作别的心态。
　　30年代的知识分子钱歌川对此直言不讳：“代表北平封建思想的，当然是皇宫，而城墙之多，尤为显著。”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始渐见改良之象，尤以德国及义大利之自由市府为较有进步。”孙科在中华革命党1918年所办《建设》上发表的《都市规划论》中把拆除城墙和“文艺复兴”、“改良”、“自由市府”等词汇相提并论。
　　而在60年代偶居北京的美国人柯宁斯伯格的看法更为有趣，推倒这些中世纪的城墙，“给革命后的城市规划者带来近乎情欲的快乐”。
　　对于北京的城市规划者来说，当时相对封闭的天安门格局显得不合时宜。对于新政权来说，即便这里曾经是旧日帝国皇城的大门，但没有任何地方比它更适合于召集群众、检阅军队。
　　从五四运动到开国大典，这里充满了与革命的联系。建都北京的新政权决意把政治中心设置在这座百年皇城的旧城中轴线上。对此，梁思成与陈占详在1950年2月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主张把行政中心放在三里河附近，以完整保存北京古城。但遭到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
　　事实上，梁思成夫妇早应意识到天安门广场改造的必然。在此前，在他们参加的国徽设计中，天安门已经被确定为最重要的元素。
　　革命总是把全新的灵魂加注在旧时代的躯体中。因此，在革命摇篮的延河边，嘉岭山上庇护风调雨顺的宝塔可以成为人们对纯洁新天地想象的符号。而在红色革命的源头，苏维埃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把巨大的红星插在克里姆林宫的大洋葱头上，马上就实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于是，面对暮气沉沉的故都，意气风发的革命领袖充满了改造世界的自信：“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有了这般豪迈，从一个数代王朝遗迹层累下来的城市，到一个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去痕迹，重新挥毫的纸张。
　　5
　　一边盖“假古董”，一边拆“真古迹”？
　　然而，历史走到今天，在我们的“文物保护”观念日渐回归，大家都高举“文物保护”的醒目旗帜时，我们真正的“文物保护”行动又在如何实施呢？
　　举目四望，“假古董”遍布赤县神州，“历史文化街”之流不可胜计；就在“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启动前不久，梁思成夫妇在北京的旧居被“维修性拆除”。迫于外界的压力，相关部门表示，将对拆除建筑进行修复设计……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999年，为了拓宽道路，曹雪芹故居“蒜市口十七间半”数天之内成了一片颓垣败瓦。后传出消息，曹雪芹故居在离原址不远处重建。
　　和北京高调宣布重建城门角楼相比，早年拆墙的广州对如此“复建”几无兴趣。更有熟悉和研究广州城坊的学者表示明确反对，没有经过时间见证和洗礼的复建“文物”，只是一个突兀的存在，无所依附，缺乏内涵。
　　（鸣谢：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黄国声教授、仇江教授）

朱绍杰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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