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基永校友赠送画作给日本鸟取县厅

62桃李

隐居乡间的太史            
                                                       2012-03-20

                    作者：广府文化研究者梁基永

2012-3-20 08:32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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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翰林太史何国澧行书联。梁基永供图

    辛亥革命之后，前清获得功名的广东进士们，多数居住在广州和香港这两个大城市，一是可以继续过着寓公的舒适生活，二是大城市中市民还很崇拜前清功名，靠卖文章卖字足够应付宽裕日子。只有极少的翰林太史选择了隐居回乡的路子，顺德的何国澧就是其中一人。

   何氏为顺德三大姓之一。要成为大姓氏，除了人口众多，在明清时期还必须族人有足够的功名。三大姓中最大的梁氏，在同治年间出了广东最后一个状元，何家也不甘落后，光绪末年，一家出了两个进士，大哥国澄是光绪十六年进士，二哥何国澧，字定怡，号兰恺，中光绪二十五年进士，还成了翰林太史，他的官职做到国史馆纂修及武英殿协修，辛亥以后，何太史没有选择省城香港，却回到了故乡水藤隐居。

    1935年，何太史病逝于乡间，卒年七十八岁。他的生平史料，留下的非常少，据顺德县志记载，他写过一部书，叫做《古镜妄言》，这书现在失传，究竟是说金石还是其它，暂不得而知。他也不是全然隐居不出，溥仪出宫之前，编撰过一部光绪的《德宗实录》，何太史是修撰者之一。

    除了《德宗实录》，太史留下来的文字，只有三篇，其一是庆祝香港永安公司二十五周年的征文，太史的一篇骈文获得头奖，所用的句子，全是古书上面与“二十五”有关的典故，这可不是一般的文人能作得出来的。不过这终究是属于商业广告，太史没有用自己的署名而是用侄子的名字投稿，至于太史的诗词，迄今一首都不曾发现。

    笔者所藏的一副太史行书联，是从何家散出的一批商业账本和信函中夹着的未裱纸本，书法并不见出色，不过从这批账本和信函可以知道，水藤何家是坐拥巨资的丝织业家族，就是靠着这些丰厚的资产，太史可以不用卖文卖字，在乡间过着悠游的生活。也因为何家的富庶，在土改的时候被冲击严重，太史三弟还惨遭枪决，所以何氏后人避祸散居各地，文献散失，颇令人唏嘘。

62桃李

米芾与广州的不解之缘                                 
                                                                                   2011-06-14
                                                             作者:广府文化研究学者梁基永博士
                                 

2012-3-17 14:2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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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题药洲石”的清代拓片。梁基永供图
    前些日子爆出“清远发现米芾墓地”的新闻，不少朋友交谈中都说起这一重大发现。也有人表示不敢相信，米芾怎么跑到广东来并选了这么一个穷山僻壤作为自己的长眠之所呢？
   不管如何，米芾曾经来过广州并留下遗迹，则是确凿无疑的事情。西湖路的“药洲遗址”之中，有一块凸出的巨石，上面就赫然刻有“药洲”二字隶书，并有“米芾元章题”的落款，这就是清代广东学者们艳称的“米题药洲石”。当年金石大家翁方纲来广东做学政，风闻此石的名气，九曜石就在学政署的后花园里，他找遍了每一角落确唯独缺了这块，惆怅之余他之后用隶书摹了“药洲”两字刻在另一块五代的遗石上。直到他在广州住了5年后，才在对门的布政署衙门后(旧儿童公园遗址)竹林中找到了这块米题石，多方交涉后，布政署拗不过这位金石痴，将米题石归还。今日大家在“药洲遗址”可以见到两块石头都刻有“药洲”二字，另一块则称为“翁题药洲石”。
    “米题药洲石”究竟是否为米氏真迹，这在清代有争议。阮元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对米芾素有研究的翁方纲则坚持是真迹，理由是从元丰到元祐年间，米芾曾多次到过广东的英德和广州等地，并且还为广州的光孝寺题过“三宝佛”匾额(见《光孝寺志》)等，所以他为“药洲”这一当时著名的旅游景点题字是情理中事。
   “米题药洲石”的背面，还有另一段元祐年间的宋人题词，翁方纲将他也列入米芾手迹，阮元则大不以为然，这段手迹今日尚存，各位有兴趣的不妨摩挲一下缅怀古人。
    米芾曾经在英德任小官，值得一提的是，英德和连州一带，今属清远所辖，在唐宋时期，却是广东与北方联络的交通要道，所以韩愈苏东坡米芾等都在这些地方留下过足迹。至于米芾墓地，若有地方志的佐证，和古人的题咏等辅助证据，则更能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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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响楼主与天响琴                                            
                                                      
                                                                                  2011-12-20
                                                                    作者： 广府文化研究者梁基永博士

2012-3-16 08:47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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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镇海楼的天响琴。梁基永供图

    上回说到曾收藏仇英名作《停琴听阮》的“南海诗人”、天响楼主黄咏雩，他的书斋名“天响楼”，乃是取名于他所收藏的一张名琴，名字就叫“天响”，响字是繁体的，下面从“虫”部。这张古琴，据传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琴，琴为响泉式，是一种稀见的古琴式样，通体蛇腹断纹，做工精美

    天响琴的流传过程，现在不容易考据，笔者藏有清代广州四大家族之一叶氏风满楼之后人的手稿，其中提到天响琴曾一度是叶家的藏品。从叶家出来以后，流到了著名的商人潘仕成的手中，潘将这琴珍藏于西关名园海山仙馆，所以现在琴的背面还刻有“岭南潘氏海山仙馆宝藏”的篆书字样，潘家所藏的印谱叫《宝琴斋印谱》，这宝琴就是指天响琴。

    同治光绪之间，潘家败落被抄家，琴流出名园，辗转为黄咏雩所藏，天响琴还配有一个精美的木盒，上面刻有“天响之琴”与竹子的图画，在传世名琴中非常罕见。盒子面上刻着“同治壬申，次葵氏藏”字样。黄咏雩自己并不懂弹琴，但他懂得这琴的价值，他还为这琴专门买了一方汉代的画像砖做琴砖，琴的七颗琴轸也是用名贵的玛瑙做成，黄氏专门请叶恭绰先生题写了“天响楼”的匾额，以示珍爱。

    黄咏雩在土改时，家藏最贵重的长物均被收购入藏广州博物馆，此琴亦在收购之列，现在藏于镇海楼中长期展出。由于长期没有人弹奏和保养，现在琴已经有多处破损，亟待维修。至于叶恭绰题名的“天响楼”，其实只是黄家租住的房子，黄咏雩自己酷爱文物，却没有置办房产，位于西关耀华大街的房子一直伴随他到终老，1974年冬的一天，老诗人在窗外挂晒腊肉的时候，不慎跌到头部，长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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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藏珍之承载书画的西洋纸                              
                                                                                 2011-04-26
                                                     作者：广府文化研究学者梁基永博士

2012-3-15 08:36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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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州人使用的美国制造的笺纸。 梁基永供图

   某回雅集，友人带来一册清代名臣书札，翁同和的不少，记忆中还有陆润庠的，都写在一种又厚又硬的笺纸上。翁相国还在信后面用小字注明：此花旗国所产笺纸也！
    翁和陆润庠都是状元出身，同样做到宰辅，两个都是保守的国粹派，不过在写信这样国粹的事上，他们居然都用起了美国纸，足见洋货在国人心中的魅力。

    传统的概念中，西方传入中国的产物多属于钟表、显微镜、咖啡、鼻烟之类，却没有人提到洋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书画家用洋纸创作，时间大约始于明末，著名画僧石涛的很多作品，原来都画在洋纸上面。香港艺术馆所藏的石涛《山水册》上，题款说“素翁以洋纸索画”，这种纸上面有细小的方格纹，其实就是今天的水彩纸。石涛存世的许多山水都有水彩画的效果，这与其取材很有关系，至乐楼所藏的石涛画册上面则写“此内府纸也”，从绘画效果上看，我认为也是一种水彩纸，石涛是明宗室，能搞到一些内府纸，也见当时外国进贡品中已经有纸这一项。洋纸进口的唯一途径，是由广州周转，再北上运抵江南，北京。在清初广东人的诗里面，也不乏描写洋纸的句子。
    广州人很善于改造舶来物，图片里的笺纸就是有趣的例子。这是清末美国制的厚纸，上面还有细细的星星花纹。我们的先辈们为了使它适用于中国，用传统的木板印花在上面加印了水红的图案，印有恽寿平画的兰花和诗句，真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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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停琴听阮》的际遇
                      2011-12-06

作者：广府文化研究者梁基永博士

2012-3-14 08:51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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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停琴听阮》。资料图片

广府藏珍

   仇英是明代中期四大画家之一，以描绘工细人物山水著称于画史。仇英存世作品不少，然而公认为真迹的却极为少见。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为数不少的赝品，明清两代，仿造仇英的作品不计其数，广东公私收藏之中，唯一仇英可信的真迹是收藏在广州艺术博物院的《停琴听阮》图轴，谁知这幅清秀的名作入藏艺博院却有一段辛酸的往事。
    话说《停琴听阮》描绘的是山崖之下，两位高士在切磋乐艺的情景。上世纪初，她属于“南海诗人”黄咏雩所有。此画名气甚大，笔者曾见过，民国初年著名的艺术团体“国画研究会”许多名家都有临摹过这幅作品，包括黄君璧、何冠五等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开始，当时在全国许多大城市均设有“城乡联络处”的机构，负责将原籍在乡下而居住在大城市的地主资本家押送回原籍参加批斗与“土改”。当时广州许多著名士绅均在这些农会批斗下受到冲击甚至身故，如著名的江孔殷太史就是在被农会抬回南海批斗的路上病故的。黄咏雩原籍南海横江乡也派出民兵来到省城将黄家三口押送回乡，包括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和弟弟。
    不久农会派人通知黄家人，说黄家父子是“蛀米大虫”（黄家父子均经营米业———笔者注），经研究决定要“镇压”（即枪毙），黄家上下慌作一团。农会又派人带话，说要么缴交罚款，金额为六亿元（旧币）。黄家人一时上哪里去筹措这笔巨款？这时黄家一些老朋友闻讯主动上门，说广州正在筹备新建博物馆，你们家有那么多的藏品，赶紧拿来收购吧。黄家人立马将收购队请到家中，像开展览会一般，古董、铜器、书画，任由收购队挑选开价。
    黄家至今保留有当年收购的单据，最高价的青铜器“咏尊”作价一千多万（旧币），其余各件价格不等。笔者曾专门问过这幅仇英名作，据说并没有具体写在单中，只有一项：画一捆，六十四件。这幅杰作，就捆在这六十多幅旧纸中，送到了公库。也许对于一幅名画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坏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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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藏珍之脚门之王
                                                                                            2011-03-08

                                                                                作者: 广府文化研究学者梁基永博士

2012-3-13 21:04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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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金漆脚门是现存最完整、手工最高级的。 梁基永供图

    目下宣传广府特色图像元素中，出现频率最高画面之一，是传统广式的三重大门，即大门、趟栊和脚门。趟栊与脚门，是广府独有的门面设施，趟栊用于防盗，很具实用，而最外一层的脚门，来源却有一个久远的故事。
    故老相传，明代嘉靖年间，阁老严嵩倒台，世宗皇帝念他年老，没有治他的死罪，让他贬为庶民，行乞四方。看在他善于写“青词”(道教祷天所用的祭文)为皇帝祈福不浅，又开恩御赐给严嵩一个紫金钵，并规定四海臣民看见此钵，一定要施舍钱米。倒了霉的严阁老靠着这紫金钵居然饿不死，流落到了岭南。广东天气炎热，四季经常要开启门户通风，免不了远远就看到这托着金钵的老头，还得供养饭菜。聪明的广州人就发明了这种脚门，平时关着可以遮挡视线，又不阻碍通风，遂把大奸臣饿死在路上。
    这个故事当然经不起史学家的任何推敲，且不说严嵩没有瘐死岭南的记载，就是脚门的历史也决不可能追溯到明朝。不过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故事中岭南元素何在：正史与戏剧中，扳倒严嵩的关键人物之一海瑞就是广东海南人，所以广东人想出这个典故来给本土人打气也是应有之理。
    脚门由四扇宽窄相等的门板组成，高度一般在一米七八左右，上方通常做成镂空花板，方便通风。由于旧时房屋大厅多昏暗，街外人很难在光照之下透过花板看到室内，所以兼有今日门上猫眼的效果，体现岭南人的智慧。现在存世的脚门基本是晚清遗物，其起源很可能与美式的百页半截木门有关，也可以说是像骑楼一样的舶来品。
    脚门与趟栊连接的地方有两块木头装着轴方便旋转，外面饰以雕花，很多拍老屋的游客喜欢作特写，称为“门斗”，由于脚门装在最外层，极易损坏，今日也没人会维修，现存的老屋脚门恐怕终有一日消失。图中所见是笔者为佛山城建档案馆所征集一套金漆脚门，是现存最完整手工最高级的一套。上面的四扇金漆木雕由于旧日主人的悉心爱护，仍然完好如新，为了躲过文革的破坏，主人曾经用四块小木板将花板封闭，唯一的遗憾是一对门斗已经失去，但我们可以知道昔日的脚门原来还有描金的装饰。从这里可以约略领略到昔日西关大户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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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凄一代渡江人

                    2010-02-07

《蕴庐文萃》(十册)，陈荆鸿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作者：梁基永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广州

    放在案头上的，是新出版的陈荆鸿先生的《蕴庐文萃》，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期的重点出品之一，将荆鸿先生的名作《艺文丛稿》和《海桑忆语》中与广东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史随笔，按题材分类，选辑为十册，曰《岭南书画名家》、《岭南艺林散叶》、《岭南诗坛逸闻》、《岭南名人谭丛》、《岭南名人遗迹》、《岭南谪宦寓贤》、《岭南名胜记略》、《岭南名刹祠宇》、《岭南风物与风俗传说》、《海桑随笔》，凡十种。陈荆鸿先生(1903—1993)是香港已故的老报人和书法名家，余生也晚，不及捧手，往年在香港旧书店里淘到过先生的《海桑忆语》，爱其文字的简练与记事的博洽，读了又读，不意十余年后，又重睹此编。
    荆翁在日，广东地方文化远不如今日之成为显学，我曾经将他比作文化遗民，荆翁的流寓生涯可说是香港近代文化的缩影。多年以前，在香港一席茶叙上，听到友人黄君的一句话，感悟颇深：香港的文化都是流亡文化。这句话很能概括香港文化历史的形成。衡量一个地方文化的重要指标，是从文化名人的出现开始的。香港从1842年开埠以来，一直到同治元年(1862)，才出现第一位文化名人的足迹，他就是南来逃避清廷追缉的王韬。王韬对香港的贡献，是写下了《香港略论》等三篇记述香港风情的文章，这是香港文化史上的重要作品。王韬还在香港创办了近代报业史上著名的《循环日报》，历史长达七十余年。
    王韬之后，又过了将近五十年，才有第一次的文化人“逃港”大潮出现：辛亥革命爆发了，大批前清遗民仓皇带着家眷，躲到香港做寓公。一时间，香港与上海、北京鼎足而三，成为清遗民的聚居地之一。这些“逃港者”，多半是清末的广东籍官宦，一时间，香港的文化异常兴盛。重要的事件之一，是香港大学在创校十多年后，终于开设了中文系，系主任就是增城人赖际熙。赖和另一位导师温肃，都是光绪癸卯科(1903)翰林；而在当时中国内地新开办的大学之中，还没有由翰林做系主任的纪录。除了开创港大中文系，赖际熙还和其他清遗民一起，在港大附近自购楼房开办了学海书楼，坚持开办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曾有过“七位太史主讲书楼”的美谈。这批流寓海隅的清遗民，不仅开创了香港中文教育的历史，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骄傲的一章，他们开办的学海书楼至今八十余年，犹每周免费授课不断。
    第二次文化人的逃港潮出现在抗战初期，躲避日寇战乱的内地文化人云集香港。由于香港当时的经济已经很发达，外地尤其是江浙一带的资本家已经与当地有不少贸易往来，所以这次来港的有不少是外省的文化名人，如杨圻、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这次的文化繁盛是以抵抗外侮为背景，因此文化圈中人都以抗日作为要务。其重要事件之一就是由叶恭绰等倡议成立了“中国文化促进会”，并在香港大学举办了“广东文物展览会”，出版《广东文物》一书，以地方文物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陈荆鸿在抗战前是广州西关《越华报》的社长和总编辑，也在此时由沦陷中的广州逃难来到香港，并担任了昔年由王韬创立的《循环日报》社长。
    第三次文化人流亡潮出现在1948年至1950年间，这次是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大批不及跟随蒋记的高官、富商和文化人辗转逃到了香港。这次南逃的文化人背景复杂，有多年跟随蒋家的文人，有当年落过水的政客，也有观望新政权的文坛新秀等。(南方都
    第三次逃港潮对香港文化的影响也至为深远，其中最重要者，则是钱穆的寓港及其创办的新亚书院。这次南来的文化人，多数最后定居于此，不像之前两次那样属于暂避性质。有趣的是，这群人中广东籍的多数选择了定居创业，因为香港毕竟有九成以上的居民是广东人，如陈荆鸿就选择了留在香港报界和教育界。而大多数非广东籍者则选择了将香港作为跳板，转而流徙世界各地，最有名的可以举出张大千和张爱玲。

    回大陆还是留在香港，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毋庸考虑的问题，但在1950年代的流寓文化人的心中却是个艰难的选择。像陈荆鸿那样能在报馆谋一份差事，在当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香港一下子容纳了数以十万计的新移民，除了港大，香港那时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学府，报馆是文化人唯一合适的出路，甚至像东莞籍诗人、“南园今五子”之一的熊润桐这样的知名诗人，也要在街上摆摊帮人写信以维持生计，其他外省籍的文人，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形下，当新政权向某些重点统战对象伸出援手的时候，就有不少人选择了重回大陆。
    选择留下来的文化人，日子也不见得都好过，香港百物腾贵，生计成为寓公们的头等大事。著名的传统派画家李研山曾经写诗，叙述当时寓港文人的生活困境，第一句便是“凄凄一代渡江人”。香港在那个微妙的时期，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特殊“战场”，报馆和文人们也分为两派，一派亲台，报纸上以民国纪年，如《工商报》、《华侨报》等；一派为亲共人士，报纸则有《大公报》(《文汇报》是后来才出)。
    左派文化人中还有不少借文化生意赚钱的聪明人，如朱省斋(朴)，现在大家都将他归入收藏家看待。他的背景颇复杂，是汉奸梁鸿志的女婿，深得岳父的赏识。抗战后他就避居香港，1949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为隐形的左派文化人。由于他与张大千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很多国宝级古画就是经他之手回流北京。他在香港写有《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等著作，还参加过50年代的天安门国庆阅兵。又如曹聚仁，先前是国民党报系之文化记者，渡江之后，却非等闲寓公，其以左派文人身份，游走于港澳与北京之间，乃至试图沟通两岸要津，俨然肩负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使命。
    这批流寓在海隅的文人，过往多数为我们内地读者所遗忘，甚至有的我们只听过其名字，至于他们的流寓生活，晚境怎样，则不知其详。缅怀乡梓，往往成为他们作品中的主调，在《蕴庐文萃》中，除了讲述文坛艺坛的掌故外，我们每每看到荆翁回忆青年游踪的文字，如记述广州著名古刹海云寺的一段：“犹忆五十年前，我尝到此一游，只见一切建筑物，都已毁坏不堪，但顺治年间所铸大钟，款识还可以依稀辨认，放生池前的碑石，仍然存在，天然和尚手书的匾额，也一样高悬在饭堂间，老僧一人，枯守着那破旧的房子。出门纵望，江山如画，舟楫往来于波光云影中。只是有名的古刹，三百年间，便改变到全不像样，真是可惜。”海云寺是清初名僧天然和尚创立的道场，在今番禺陈边村山岗上，抗战时期，庙宇被土匪所占据，1950年代因乡民将砖瓦用以修水利全部拆毁，今日已片瓦无存。笔者曾多次到此荒冈上凭吊遗踪。荆翁这一段回忆，使我们依稀还能想见抗战前这座古刹的风貌，此文原载《海桑忆语》一书中，今收入《蕴庐文萃》，读过之后，颇令人起沧海桑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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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府藏珍之落第状元

                       2012-01-17

2012-3-9 12:0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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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物店藏的“落第状元”印章。梁基永供图

2012-3-9 12:01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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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广府文化研究者梁基永

    1900年，若你经过广州仙湖街一带，会碰到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头，身上还披着破旧的官服，口中念念有词，街坊会告诉你，这老头是鼎鼎有名的梁杭雪礼部。

    梁杭雪叫梁于渭，原名梯，番禺人，所谓“番禺”是住在城内东边，杭雪是他后来取的号。从小时候起，他就被文坛视为神童，在菊坡精舍肄业时，他受到大学者陈澧的赏识，从现存的早年文章看，他的骈文非常出色，当时大家都认为他能够一登龙门。不过他的科举之途确实不怎么顺利，光绪八年(1882)他年近四十，以国子监生考顺天乡试，三年后才成举人，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他终于成了进士。

    广州市文物店藏有一方有趣的印章，印文是“落第状元”四字，旁边刻着字说：光绪己丑，于渭廷对拟第一，卷画呈御览，朱批一甲，引见日失到，蒙恩降附二甲末，时称为落第状元，乡榜以同年座师之命，公赠是印，番禺梁于渭记。这个印文的大意，是说考试金榜没发之前，本来梁于渭是准备拟第一名，但是引见给皇上的时候，他没有到，皇上把他降到二甲后面，大家都称他是落第状元，言下之意，状元的位置本来是他梁某人的。

    这种Y Y的想法，在清代并不少见，广东人很熟悉的末代榜眼朱汝珍，坊间风传就是因为名字丢了状元，不过朱汝珍的故事在当时颇有文献佐证，但是梁于渭的这个状元公案，目前只有他自己的一口之辞，所谓孤证不立，在所有晚清的笔记文献上，我们找不到其他当事人有关的记载，所谓“乡榜同年”一起送印，也只是梁的一面之词。可怜的梁进士，由于丢了状元，又入不了翰林，只做了个礼部的小官，重重打击之下，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天天躲在学宫和仙湖街一带画画维生，直到民国初年，穷困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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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服店与落拓画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2-21

2012-3-9 08:44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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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于渭画背面的长木戳。梁基永供图

作者:    广府文化研究者梁基永

  上期《落第状元》(详见1月27日AⅡ20版)说到，番禺梁于渭中进士以后，郁郁不得志，居然闷出个“心病”来，所谓“心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精神问题，北京的同僚，对于这个颇有才气的朋友也是既爱又拿他没办法，官场是混不下去了，他只好回到广州，靠着中过进士的身份，寄居在南海学宫的小破房里面，靠典卖自己在北京所收的古钱和金石拓本过活。
   梁于渭在绘画上颇有天分，虽然他的画都是信笔涂抹，不过却别有写意的趣味，他的一个顺德籍的少年同伴，姓陈名坤，号石崖，住在他的附近，由于经常接济梁，陈坤看着老朋友的日子天天这么窘迫，家里又堆满了一堆涂抹的画，擅长做生意的陈坤想出了办法，他哄梁于渭说有朋友想收藏他的画，让梁把完成的画让他拿去，再把钱拿回来。梁于渭性格耿介，不想经常受施舍，却觉得卖画没什么不妥。渐渐外间对于梁于渭的画也多了爱好者，陈坤索性做起了梁于渭的经纪人。

    广东古代画家拥有自己的职业经纪人，其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陈坤靠着经营梁于渭的画和书法，居然生意比卖洋服还忙，市场上，逐渐出现了伪作梁于渭画的赝品。陈坤见状，遂在每张卖出去的画上，都盖上一个“石崖”的小印，以示识别，不料伪作者数日之后，就做出了这个印章，弄得陈坤颇为气恼，他只好想出一个维护梁知识产权的办法。
    在香港艺术馆所藏的部分梁于渭画的背面，盖有一个很长文字的木戳，上面陈坤清楚地写着，所有梁的画都是他经手的，不过近日连自己的印章都有人伪造，所以只好请购买诸君认明这个长木戳才购买。在广东近代书画进入市场的历史上，真是有趣的案例。
    陈坤的儿子陈佐乾，在1969年将家里剩下的梁于渭画作，其中不少是精品，全部拍卖捐赠香港佛教医院，梁的作品算是有了好的归宿，至于百年老店怡安泰洋服，一直到今天还在中环延续着传奇。

62桃李

             市场里的天文台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3-06

2012-3-8 20:1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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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天图说》之李明彻手写自序，嘉庆原刻本。

                 广府藏珍

作者  : 广府文化研究者梁基永
    广州新港路中山大学正门对面，新近几年开辟了马路，批发市场车水马龙，好生热闹。然而十多年前，这里到处还是菜地，在学校门前远远可以看到南面耸立一座小山冈，上面隐约还有一座高台，就是纯阳观所在。
    嘉庆年间，番禺有个道士叫李明彻，由于他早年就在北京钦天监里面学习了天文和测绘技法，所以两广总督阮元任命他负责当时重要的方志《广东通志》的地图编撰。李明彻很小就懂得地图测绘，据说他还能画油画和素描，西学功夫很深厚。接受了阮元的委托后，他对于广东地图的测绘完成很出色，阮元就询问他需要什么物质奖励.
   李明彻在测绘的过程中，已经看中了广州河南的一处小山冈，河南是一个大岛，没有大山，有的是小小的山坡，这座小山是上古时期活火山的一个孑遗，灰色的火成岩圆圆的分布各处，俨然珍珠颗颗，所以土名漱珠岗。由于这里山水明秀，北望白云山，近处又没有其他阻挡，很适合观察天象，李明彻就向阮元提出要这块地建设道观。阮元一口答应下来，将整座山冈给李道士，建立了今日的纯阳观。
   昔日的纯阳观，周围被小溪环绕，古木参天，山顶的大殿供奉纯阳祖师，最高处还有一座石砌的观象台，名为朝斗台，是李明彻观察天象之地，也是广州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察设施。李明彻还著有广东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天文著作《圜天图说》，在阮元的大力支持下出版，里面详细记载了他亲自测绘的行星图。李氏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他的隶书学习当时流行的伊秉绶风格，《图说》的序言就是李氏亲手写的.
    今日纯阳观已经被市场所围绕，不复当年山水清幽的风光，当年为附近最高点的朝斗台也显得矮小了，只有李明彻亲笔写的三个大字，还镌刻在观象台的门楣上。

62桃李

      太史墨宝今昔谈                                                
                              南方都市报                                  2012-01-18
                                                     作者:  梁基永
  

2012-3-5 19:56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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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5 19:57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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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癸卯科翰林南海黎湛枝对联。               

  ■藏品
    近两年，书画市场上对于古代书法的需求渐次升温，其中占主要比例和数量的，则是清代进士书法，进士书家中，又以翰林公的墨宝，最为坚挺，价格也稳中有升，值得初入行收藏者关注。
    所谓翰林，指进士之中能入翰林院的少数幸运儿，明清两代，每一次开会试殿试，有数百举人成为进士，而在这三甲的进士中挑选出的几十名精英才能进入翰林院深造，三年以后期满，分别授官。这些翰林官们往往从此一登龙门，翰林院掌管国史的撰写，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太史公”。
    清代后期，社会上对翰林的崇拜带动了对书法的需求，当时流行厅堂悬挂对联，喜庆丧事也要书法作品显示荣耀。出于对科举的崇敬，翰林公们从此多了一项不菲的收入，就是公开出售自己的书法。当然，太史是不会自己开店的，作为中介者，则是分布各地的“笔墨庄”，大型的笔墨扇庄如荣宝斋，朵云轩，广州的九华堂等等，都承接请太史公写字的生意。当时请太史写字是有定价阶梯的，一甲翰林，即状元榜眼探花，价钱最高。其余翰林，则看他曾经在朝廷的官位而定，做过尚书侍郎一级的，一般不会卖字维生，其余小官则视名声而价格各有不同。当今市场上也有所谓“大翰林”“小翰林”的区别，大概源自于此。
    翰林书法，最多见的形式是对联，由于翰林院中的严格训练，太史公们的楷书功力都很深厚，所谓铁画银钩，完全不是夸张的描写。细细观赏一件对联，你会感受到一种整齐的美，一种工整的气势。如果是写楷书，太史的功力可以将一篇文字从头到尾好像印刷一般，第一笔到最后一笔，完全气势贯穿。除了对联，条屏和扇面等等也很常见，从清末以来，就已经有好事者请不同的翰林各书写一组屏条，现在市场上偶尔也能见到这种合作的书法。据说大收藏家吴湖帆曾请几个晚清状元合写一把扇子，这就更加费心和费钱了。

    大约十年前，市场上翰林公书画都很便宜，笔者当年专收一甲翰墨，连著名的苏州文物店这样的老店都不重视翰林名头，我记得在苏州店买一页状元刘福姚的扇子，才两百多块钱。我的朋友在上海买广东翰林温肃的一个条幅，才两百元。直到2006年前后，翰林对联也只是徘徊在两三千左右。随着收藏群体的鉴赏力逐渐升温，也伴随着清宫戏和清史题材出版物的快速增长，藏家们开始到处收罗翰林书画。以最近的市场价格看，普通的翰林对联，品相完好的，已涨到一万左右，“大翰林”则视其名头可以高到几倍，状元对联非两三万以上不能到手。普通名头的翰林四条屏，一般也在两三万的幅度，如果是状元榜眼参与创作的条屏，则可卖到五六万。
    作为新入门的收藏者，翰林书法不失为一个好的专题，一是这些名头都是硬通货，具有全国影响，不同于其他书法专题；二是这些作品市场上还是能遇到，价格尚有空间，再过几年，恐怕不易收集；三是翰林书法都有强烈个性，不易为今人所仿造。
    ●梁基永

62桃李

                    心有灵犀                     
                                                                             2011-05-24
                                                                                       作者:梁基永

2012-3-4 20:57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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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犀“福在眼前”挂坠。           梁基永供图

   最近，在佛山组织了一场鉴宝活动，有不少来客拿了一些犀角的制品要求鉴定。在亚洲犀几近绝种的今日，看到这么多犀角大概不难解释它灭绝的原因。
    犀角顾名思义是犀牛的角，亚洲犀是单角品种，除了角，其骨肉一无用处。亚洲犀曾一度在中国数量不少，中国人相信它的角能入药，而且功用非凡，能通经络、凉血，现在市面上迷信的“旧装安宫牛黄丸”据说就是因为旧装里面有犀角成分。

    广东古代森林密布，曾是亚洲犀的重要产地之一，明清以来，犀角制品种类繁多，中国本土犀牛逐渐灭绝，转向东南亚一带进口，广东也是主要的转口地，所以广东留存的犀角比较多。犀角以年代久远为贵，明代的犀角，血气退尽，颜色如琥珀，比重较轻。清代犀角色如蜜蜡，其皮带有竹丝状纹，对光照射则有所谓“鱼子纹”，这是它与普通牛角的区别。今天亚洲犀已经只剩下印尼一带有少数遗存，非洲犀纹理很粗，不适合做工艺品。犀角其实不耐佩戴，且容易惹虫子咬，所以保存上也是问题。
    犀角最通常的制品是做酒杯，古人相信犀角有凉血通经络的作用，以之斟酒饮之可延年。明代的犀角杯今日比较罕见，就是清代所制的也不易见到。犀角的角心，通常有一个细细的小孔，直通到顶端，所以李商隐作诗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大概古人是看到这细孔所以联想到“通经络”的吧？不过犀角确实有急救的效果。在医疗不发达的从前，家里稍微有点钱的都备有一小块犀角，急用的时候，稍微研磨一角即可治中风等急症。今日看到的许多古代犀角制品上都被刀锉或者锯去一角，就是给我们的上一代不识货的亲戚们动手破坏的痕迹。

62桃李

                         广府藏珍之传市之宝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4-19
                                                                                      作者: 梁基永原创  

2012-3-4 14:24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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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广州博物院展览的铜壶滴漏。      梁基永供图

   民国八年，1919年，广州市长要拆城墙开马路，市中心要拆的“重点钉子户”，是双门底的拱北楼。这原本是宋代之前广州城的城楼，宋代拓建城墙，把门楼留在城中间，明代改为双门形式，所以其下的街道称为“双门底”，拱北楼上面，陈设着承载广州城记忆的“传市之宝”：元代铸造的铜壶滴漏。
    铜壶滴漏铸造于元代延祐三年，上下共四个壶，每日注水，从最上面一个壶，慢慢滴下到中间两壶，最下面的叫平水壶，有一把铜尺，铜尺下面是浮子，水慢慢滴入第四壶时，将浮子升起，铜尺就能按刻度报时。铜壶上水时刻也是有一定的，清晨五点十五分上水，下午五点十五分上水，不能迟误。广州没有报时台的时代，全城就靠拱北楼的更夫打更报时，作为广州的标准时间。清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拱北楼失火，漏壶失落。咸丰十年(1860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回城后要务之一，就是寻回失落的铜壶，后来劳氏重新补铸了失落的壶盖，同治三年，重修后的拱北楼上隆重放回了铜壶。

    光绪年间，铜壶滴漏的名声已经远播，外国的游客也慕名来拱北楼参观，所以清末时候，上楼已经要收门票。开马路的消息传来，当年广州市民捍卫文物的意识也很强烈，他们使用了当时最流行的“快闪模式”：提灯游行来抗议孙科的做法。大批市民在晚上提着灯笼，聚集到拱北楼下，可惜当时没有照片留下来，否则场面一定很壮观
    拱北楼最后还是拆为平地，铜壶移到永汉公园(旧日儿童公园所在)，后来又移交给五层楼上的广州博物院，但是移走以后，由于昔日负责装嵌和上水的师傅已经过世，博物院发现，再也无法恢复滴水壶的报时功能。195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建时，调走了这套铜壶滴漏，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五层楼上的是复制品，不过大家不必太失望，当年调走的时候，拿漏了铜尺和铜龟，所以陈列出来的这两样附件倒是货真价实的宝贝。

62桃李

         恨不生在昔日羊城

                          梁基永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博士

    编辑发信来，问有否兴趣为一本写广州往事的小书写评。接信一刻，心下颇有些踌躇。近年来怀旧成了显学，广州往事一下子如同深海地裂般翻涌不已，像我这般“为旧文化所化”的，看了多少有些伤感。怀旧又如何，往昔早已付市辙车尘，耳边还在回响拆骑楼毁老树的喧哗，再去怀旧，徒添抑郁。
    收到书的一刻，看到书名《广州沉香笔记》，“沉香”两字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我承认自己也是晚明控)。对于文房万物毫无抵抗力的我，心里不禁软下来，在兰花淡香下读完了全本。
    作者王美怡以女性的细腻，写的是一叶叶广州今昔对照的漫笔。说她细腻，首先要表的是装帧的不俗。她摆脱了过往写广州书的骑楼趟栊花窗程式化元素，书里面的插图，用的也是女画家所绘工笔花卉，上面钤盖一方汉代玉印风格的“沉香”二字，古雅宜人。封面上点缀有一篮工笔的素馨。素馨体形纤弱，香气馥郁，早就在广州市民的生活中消失殆尽了。
    作者在书中，将广州城市生活中雅致优美的细节，逐一形诸笔下。看得出她喜欢读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文字里面往往流露出翁山的叙事风格和诗意。《广东新语》中有《香语》一章，写岭南所产奇香，开头就说“峤南火地，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结而香”，沉香本来就是东莞的名产，往日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广州辗转东莞甚至海南采购沉香，记得《影梅庵忆语》中说，莞香虽好，也要细心用手剥出精华来，有时买来数十斤沉香，竟无一两可存。作者对于文字的精心推敲，也像水绘园中的纤手一般，一丝丝一行行都带着暗暗的古木清气。除了沉香是稀罕物，作者还写了荼蘼露、露花油、白瑞香……种种奇香，今日都不可再得。不仅写香，作者写广彩、写家具、写木屐，广州往日生活中的细节，都展露出美与香艳的一面
    从序言中我约略知道，作者喜欢晚明小品。晚明人生活颓废而浪漫，文字中满带着秣陵的烟霞金粉气味，纸上都是种花治园弹琴唱曲，似乎生活中从不见有幽雅而外的事物。作者笔下的旧广州也是如此，太史第中的美馔，画舫斋里的文酒，十香园中的丹青晕染，无一不美，无一不雅致。
    我喜爱这书，还在于作者特别的女性视觉。写《闺阁》一章，最有意思。没有旧家庭经历的读者，瞭解广州闺阁生活大多依靠拼凑的回忆，再加上博物馆里陈列的尘封家具，掉线的丝绣，还有陈铁军等“代表人物”的坚毅神情老照片。作者笔下的闺阁，却是轻灵而实在的描写，“闺阁里藏的是颗女儿心，那是花朵里娇嫩欲滴的花蕊，经不得世事摧折的，所以，闺阁的心事都是无声无息的心事……水流花静，心事亦无痕，眼泪也只是洒在花瓣上的露珠，被清晨的阳光一照，便消失了。”在看过不计其数写西关小姐乃至写其他闺秀的文字中，我鲜见能如此细腻地描写又不落俗套的。旧日的闺秀就是如此，不需描绘她们的锦衣秀食，不需修饰她们的女红诸艺，只这几笔平白的心思描画，便足让广州闺秀们生出共鸣，当然，作者说了，高楼大厦里长大的女孩子“是没有闺阁的一代，没有了闺阁，也就没有了闺秀”。
    王美怡的文字秀而美，令人恨不生在昔日的羊城。正如看《长物志》的感慨远不如《板桥杂记》，兴亡之感总令我心中生出怀缅的隐痛来。读此书，文字太美，只记住香，竟忘了痛。是矣，医书上说，沉香是疗痛的良方呢。

2012-3-2 20:22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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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沉香笔记》，王美怡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62桃李

    桃李不言“传统”中的黎雄才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4-22
                                                       作者:梁基永

摘要：
在这种多年反复的标签化中，黎师逐渐被“新国画”化了，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自觉地忽略自己的过去，自身艺术风格的组成元素。李劲堃兄曾对我说，某次岭南画派纪念馆组织学艺术史的研究生去采访黎师留学日本的经历，“问得黎生发脾气了。”我听完默默一笑。

在此点击欣赏

在福星居旧居中，黎雄才背后挂着商衍鎏太史的屏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