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元帅逝世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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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2日 叶剑英元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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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毛泽东因何欣赏叶剑英
                                                                  2011年08月20日                         来源： 人民网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

第一节 “二月逆流”前后

叶剑英是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元帅，他以刚柔兼存、大智若愚、荣辱不惊的优良品格彪炳于世。

叶剑英和总理的个人感情很好，他们相识共事了几十年，特别在总理患病以后，几乎都是由叶剑英亲自负责总理的治疗，大的主意都是由他拿的。

因为叶帅为人和蔼，没有架子，我和他的个人感情也不错，经常上他家里去看望他，和他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至今有的孩子和我还有往来。

在我的感觉里他是一位能下最大决心，产生最高智慧的元帅之一，也是能忍受莫大屈辱，保持恬静心境的元帅之一。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他数次被贬，却能安然置之，几入冷宫，却从容不迫，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

从历史上看，叶剑英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智谋，为扭转危急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征途中，他在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立了殊功；西安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为谈判奠定了基础；直到以后妇孺皆知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他又起了关键作用……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当他们中间有人背负沉重压力惨痛离开这个世界时，终不能瞑目的是何罪之有的冤屈。

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同志和“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夺走资派权、革命派大联合等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也就是后来在元帅们头上戴了数年之久的“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元帅们对“文革”以来的矛盾和不解以及焦急在这次会议上大爆发。会上对立为两派：一派是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首的元帅们；一派是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一伙。两派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向脾气温和的李富春在第一天会议上对康生拍案而起。第二天，以沉稳寡言著称的叶剑英又一马当先，打了个重磅炸弹。他的巴掌重重击打在桌案上，事后才发现自己的小指骨头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了。

元帅毕竟是元帅，凡是军人又大都个性耿直，像恒星那样，不掩盖自己有光的轨迹，暴露自己的全部思想。

叶剑英首先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搞什么上海公社，这样重大问题，不报中央，不经政治局讨论，是想干什么？”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辩解道：“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怎么是错误？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陈伯达在当时被称“大理论家”，说话喜欢引证历史伟人的警句，好像非常精通理论名著。

“我们一不读书，二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答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是不是革命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叶剑英冷笑着问道。

陈伯达气得还想和叶剑英申辩，结果被元帅们一顿抢白，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到会的要数谭震林的火气最大。会到半截，他拍案而起，中途退会，到了门口，被大家劝住，才又义愤难平留下来。会上，陈毅戳了康生的痛处，用1943年的延安整风来警告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这可是犯忌的比喻。

激烈争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极力稳定双方日益升温的情绪，同时对康生等人的过激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晚，叶剑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叶剑英表态：“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叶剑英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决不会罢休，他们惟一能压倒元帅气势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夸大其词，惹怒毛泽东，然后借伟大领袖的指示清除他们的心头之患。果然，毛泽东听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心情不悦，至少对有的元帅用延安整风来比喻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那是针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是不是要想翻案，要请王明回来？”

有了尚方宝剑，陈伯达一伙马上反击。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叶剑英回到了西山的元帅府里，不能再随便外出。一切政治待遇随之停止，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去看他，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能来看他，并且带来外头一些消息。

我和叶帅身边工作的同志关系也很好，但是大家见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愉快了，有说有笑的。大家碰到一起就叹气，就谈心里的担忧，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叶剑英不担任官职而轻松。他们也受到了牵连，每天要参加批判学习。虽说这些批判会是和“二月逆流”的元帅们背靠背进行的，他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压抑，感情上也有抵触。他们既不愿意批判自己的首长，又不能为难主持会议的领导。有时会议开了好久也不见人发言。他们都在等待别人先发言，好顺着音往下唱，而主持会议的人又想先听他们的批判，好掌握定调。结果大家就这么耗着，谁也不做“抛砖引玉”的蠢事。元帅们的为人，大多数人心里有数，能放一码就放一码。但有些人并非善良，总是居心叵测，大家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事。后来不知谁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元帅处的工作人员自己组织学习和批判，不再和别的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这样大家才如释重负，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工作人员回到西山后，每天要汇报一次学习组的批判学习情况。因为由口头发言改为书面汇报，他们的思想压力小多了。

“二月逆流”之后，元帅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军人绝对服从命令的天职，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叶剑英也给军委作了书面检查，所以每次汇报时，秘书就想法从上面抄一点，还不敢多抄，要省着点留给下次汇报用。当时叶剑英和秘书不住一个院子，他们靠电话保持联系。叶剑英时时询问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关心他们每次汇报能否过关。

秘书总是想法安慰叶剑英，叫他放心，不要再挂念他们了，不管怎么批判，不就是想办法写好汇报让上头满意嘛！这对于长期拿笔杆子的老秘书来说是不难的。最难最苦的还是叶剑英自己。虽说他没有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辱骂，也没有遭受棍棒击打，但陈伯达等人对他的精神折磨却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在他刚刚遭受激烈的批判，回到西山后，几个孩子突然下落不明。后来知情人悄悄送来信息，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女婿邹家华、女儿叶向真全被关押起来了。

叶剑英心里明白，孩子们是在替他受过，替他遭受肉体的磨难。陈伯达他们是企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消磨叶剑英的斗志。

叶剑英默默坐在窗前，一动不动。表面上他平静如水，心里何尝不牵肠挂肚？这位经历过战场生死考验，经历过荣辱沧桑的元帅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儿女们遭受磨难，他无法顾及，也不能保护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祈盼。

叶剑英的脾气和其他元帅的脾气还不一样，他从来不发火，不说重话。似乎少军人豪气多书生文气。如果他心情不好，生气了，就一人沉默无语坐着，谁来了也不搭理。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半晌无声。

1968年冬，发生了面对面批斗徐向前元帅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出面说话，才制止了这种恶性事件在其他元帅身上重演。

虽然在“二月逆流”之后，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压下去了，但生命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周恩来特别交代过中央警卫局，要做好元帅们的安全保卫工作。

徐向前元帅府的风波刚过的一个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位掌握军队重权的人物突然来到叶剑英处，当着叶剑英的面对秘书说：“主席指示了，你们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外面的批判不要管。”并对叶剑英说：“你要正确对待。”不等叶剑英答话，他们就匆匆转身走了。

精神压力最大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子女们的消息却令人不安，他们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这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进去容易出来难。只要叶剑英一天不官复原职，子女们就一天不能回家团圆。

随后的日子越加清冷和寂寞。没有“内参”，没有文件，也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形势。

平淡而闭塞的生活，久而久之对一个最开朗、最乐观的人也免不了有影响，因为人总是要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学会忍受生活的平庸。原来的叶剑英是位多才多艺的元帅，拉胡琴、吹箫、打乒乓球、游泳、写诗、下棋样样精通，可是莫须有的罪名破坏了他的兴致，以后再也没有听见他那悠扬的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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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春天，周恩来安排叶剑英到工厂参加劳动，先和群众多接触，以便早日解放。

1969年4月，又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北京的春天和以往一样迷人、清新，“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山河一片红”中降下许多。

我这个时候被派到新疆边境，说是去锻炼，实际是赶出京城。走时，叶帅还在北京，等年底我被总理保回来，叶帅和其他老帅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去了。后来我见到他的王秘书，才知道1969年这一年，叶帅还进过工厂参加劳动，我感到奇怪，七八十岁的老人怎么还去进行体力劳动。秘书却认为我没有远见，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是策略！

策略，而且是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各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时期特有的组织形式，有这种形式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它毕竟起到了稳定、缓解局势的作用。但“文革”小组把握的基调仍然使社会保持着所谓高昂的革命激情，阶级斗争的弦仍然在人们头脑里绷得很紧，一触即发。

一天上午，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叶帅啊，你被分配去新华印刷厂，先和群众接触，接受群众再教育嘛，参加学习班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其他老帅都已经做了安排……”

叶剑英知道周恩来安排他出去走走、参加劳动的深刻用意。只有周恩来才会进退有度地将元帅一步一步保出来，又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小辫子，这就是周恩来过人的工作艺术。

第二天，叶剑英早早就起身了，这是他两年里少有的一次出门。他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黑色布鞋，花白头发也梳理平平整整。秘书心里暗喜：“叶帅虽然已70多岁了，仍然显得精神、自得，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摧毁他对未来的信念，不然一个老人是不会有这样的精神面貌的。”

“文革”中的新华印刷厂归迟群管辖，他是“两校五厂”的军代表，是“文革”时期神气一时的风云人物。叶剑英到了印刷厂，厂里的几个领导已经出来迎接，场面当然称不上热烈，但叶剑英仍很高兴上前一一握手。到了厂办公室也没有落座，叶剑英对厂领导说：“去厂里看看吧。”

叶剑英跟着厂领导仔细看了印刷厂的一些车间，最后来到装订车间，秘书被告知：叶剑英在这里劳动和学习。

老一点的工人都认识叶剑英，挺客气地给他让座，一位老工人私下悄悄地对他说：“叶帅，这里有规定，不能叫你叶帅，只能称你老叶，还请老帅原谅。”

“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啊。”叶剑英一点不在乎。

能有机会出来和群众接触接触，叶剑英已经非常满意了，还在乎怎么称呼？再说他也知道自己是被“文革”小组点名批判的“黑干将”，虽然毛泽东下了指示，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但是外界的人并不知情，康生、陈伯达他们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迟群对“文革”小组的旨意心领神会，对叶剑英很严厉，也不准大家有笑脸。叶剑英这时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也不去注意外界对他的态度。学习时，他只是非常认真地倾听工人们的发言，什么也不说，有时他听到工人们通俗有趣的发言，也会跟着哈哈笑起来。

自从去工厂劳动后，每天的日子比以前充实了许多，而且又有学习材料带回来看，如厂史、大批判简报，还有厂里印刷的《红旗》杂志；回家的日子也比以前要多些乐趣了，一到家他就先戴上老花镜，仔细地把材料浏览一遍。

叶剑英每天中午在厂食堂开一顿伙。随同叶剑英去的有司机、警卫，还有秘书。秘书随同叶剑英一起活动。按理工厂食堂的伙食还是可以的，但叶剑英是广东人，吃不惯面条、水饺等北方食物，每顿饭只吃一点点。秘书向厂领导说：“希望给叶帅一些照顾。”后来迟群批准食堂中午为叶剑英加一个鸡蛋汤，总算得到了一点特殊“待遇”。

劳动的时候，叶剑英就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大案前，用手折叠《毛泽东选集》的封套。这个工序是手工劳动，比较轻微。叶剑英劳动时和学习时一样认真，一丝不苟地把每个封套叠得有棱有角。

没有多久，邓颖超、陈云也来这个车间参加学习和劳动。秘书想这肯定是周恩来的主意，让邓颖超及时掌握叶剑英等人的近况，好暗中保护。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早上，刚准备动身去印刷厂，秘书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口气很紧急：“告诉叶帅，今天不要去印刷厂，可能要去一趟河内，你们在家里等着，车子马上到。”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胡志明病危了。他顿时情绪低落，不再说话。他和胡志明在1930年代就有很深的交情。1960年胡志明来北京时，向毛泽东要求叫叶老去越南玩玩，毛泽东奇怪了：“谁是叶老？”

“叶剑英元帅啊！”

“哎，你现在是越南的主席了，不能叫他叶老啦。”

“不，叶老是我的老领导了，什么时候我也要尊称他叶老。”……

没有一会儿，周恩来派来的汽车接走叶剑英和秘书。

果真是胡志明病危，周恩来要叶剑英陪同他一起去越南探望。

飞机先到南宁机场。这时接到越南电报：胡志明已经去世，请周恩来不要去越南了。周恩来在南宁机场思量片刻，当机立断：去！

向遗体告别后，周恩来即要返回北京，他让叶剑英多住几天，等吊唁活动结束再回国。叶剑英向周恩来说出他的顾虑：“总理，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中央文件了，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不了解，无法和越南领导人交流。这次能来向老朋友遗体告别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说，怕给总理再添麻烦……”

周恩来听了叶剑英的话，久久望着从黄埔军校起就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叹了口气：“那就让李先念来参加吊唁活动吧。”

周恩来深深地同情无辜遭受冤屈的老战友们，也在努力地为他们创造条件、寻找时机，让他们早日脱离困境。但是他目前还不能将叶剑英他们一步就解救出来。

一国总理也有一国总理力所不能及的苦衷和无奈啊！

叶剑英见周恩来理解他和胡志明的感情，现在又理解他身陷困境的难处，便将感激和敬仰全部倾注在和周恩来紧紧相握的手掌里……

患难之交在人生中是最珍贵也是最悲壮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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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战争让老帅们走开

叶剑英调离北京，“发配”到长沙，元帅的心在寂寞中静静地等候……

从越南回国不久，秋风开始萧萧，叶落花凋零。

城市的气氛又有了新的变化，年初苏联入侵珍宝岛事件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外国是否入侵成了百姓们忧心忡忡的热门话题。到了8月，中央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防空机构。一场群众性的挖防空洞、防空壕的运动席卷了大小城市，以至今天许多城市的人民还在享受着它，比如地下商场，地下歌舞厅什么的，就是那时的防空产物。

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第二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一号令”正式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国顿时进入了一个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之中。几乎在同一时刻，老帅们也接到了紧急疏散的通知。现在想起来这个紧急疏散的确有点滑稽，元帅本来是战场的骄子、战争的王牌，可这时战争却要他们走开，走到安全的内陆城市去。

这天早上，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电话时，感到很突然，很久说不出话。想了想他和周恩来商量：“秘书这时正好在搬家，能不能晚一天走？让秘书把家搬好。我自己也要收拾一下书籍和行装。”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叶剑英哪里知道林彪这个一号令紧急的程度。周恩来在电话中沉思了一会儿，显得很为难：“剑英啊，还是先去吧，飞机都已经准备好了，秘书可以先去安排一下，然后再回北京处理自己的事情，你看行不行？”

如果是平时，叶剑英提此类要求，周恩来是会答应的。这次周恩来显然遇到了难处，可能是中央会议做出决定，重要疏散人员必须限时离京吧？叶剑英没有猜错，他和其他元帅们都被限时离开北京。军人出身的叶剑英不再强求，马上和秘书、警卫员起程。

从接到电话到起程不过两个小时，他们就被飞机带到了空中。命运会将叶剑英他们带向何方？莫测的前程让大家忧心。飞机上谁也无心说话，只听见飞机猛烈的轰鸣声。飞机是前苏联的伊尔—14，是架老飞机，从北京到长沙竟然飞行了四个小时。

从早上吃了顿早饭，到现在已经整整八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年轻人还可以顶一顶，可是叶剑英和同机疏散的曾山都是老人了，怎能受得了？乘务员在口袋里发现了几块糖，赶紧拿出来分给大家充饥。等大家饥肠辘辘地到了长沙机场，竟然连个人影也没有，更别说是汽车了。机场的旷大空寂和南方傍晚阴暗的天色，愈加显得这群人的凄凉和孤立无援。

如果史书上有这一天的位置，那么应该写上：1969年10月，战争氛围笼罩中国之际，共和国的元帅们正在流离转徙。

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元帅的命运，不是共和国的命运吗？

秘书想办法好不容易将叶剑英送到住地(也是后来毛泽东在长沙住的院子里)，进门一看，房间满是灰尘，厨房也是又脏又乱。没有办法，尽管叶剑英不爱吃面食，这时也只能煮面条，越快越好，连秘书都已经觉得阵阵头晕……

就这样，元帅们被调往四面八方：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陈毅到石家庄，谭震林到桂林，李富春到广州……

原来在北京居住毕竟离中央近一些，多少能知道一点信息，可是现在……路漫漫水迢迢，北京在他们面前已是千里之遥的地名概念了。

叶剑英他们在长沙住了没有几个月，突然又被通知走，说是长沙不安全，湘潭更安全一些。他们不得不再次迁移。后来才听说，江青要到长沙小住，有“黑干将”在长沙，怕江青不安全。结果，叶剑英他们走了，江青却没有去。

到了湘潭，叶剑英和曾山住在一栋四周没有人家的楼房里。他想出去走走，附近也没有地方可走，他又一次被抛进与世隔绝的困境中，现实的残酷把他推进了更加孤独、更加苦涩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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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不合唱”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半夜秘密会见叶剑英，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

转眼到湖南快一年了，异地他乡的孤独、清冷生活比在北京还多一种关山阻隔的遥远感。叶剑英此时和老百姓一样过着清淡的日子，然而他却没有平民百姓那份自由和轻松。

元帅在落难之际所咀嚼的平淡是无法想象的。这颗心在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也熬磨得越加成熟和坚强。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元帅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著名的政治名山——庐山。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落难的元帅们此时相见却不能交谈，大家只能相视一笑，千言万语尽在其中。我在庐山一条小道上和叶帅不期而遇，我没有那么多顾忌，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过去和他握手，他对我笑笑说：“还是老样子，不过黑多了。”他的秘书在旁边打趣说：“原来就黑，不然总理怎么叫他杜山呢，还不是他像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弟弟。”叶帅开心地大笑了起来，我心里一阵高兴，尽管老帅遭受许多不公待遇，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垮。我直后悔，手里没有抓部机子出来，没有给叶帅拍几张。

叶剑英和其他元帅各自参加自己所疏散地区小组的学习。一向沉稳的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多语。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情况，无从说起。无从说起也使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也就没有成为会议注意的目标。这种“不合唱”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周恩来打来电话问秘书：“叶帅睡了吗？”秘书回答：“睡了。”“吃安眠药了吗？”“没有。”“那好，你马上叫醒叶帅，汽车马上就到，主席要见他。”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叶剑英下榻的楼前。正是庐山云起的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得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叶剑英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支持他。无庸置疑，元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右膀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伯达是为林彪而“牺牲”的，毛泽东也是为警告林彪而让陈伯达“牺牲”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面，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这是叶剑英自“二月逆流”以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也为他重新复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来原来的意见，是由叶剑英担任专案组组长，但是他又考虑到叶剑英没有正式出来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不好担当，所以就用自己肩膀替叶剑英担当一部分责任，让叶剑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工作阻力重重，林彪的党羽已经知道来者不善。不管多大的困难，叶剑英都不畏惧，不气馁，终于完成了使命，在1971年的春季带领专案组的几位同志回到北京。

周恩来对完成任务的叶剑英说：“这段时间就参观参观北京，看看北京的变化，再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你是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嘛！”叶剑英这位老市长又开始了他对北京的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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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叶剑英“屡批屡犯”

林彪“自我爆炸”后，叶剑英重新走上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1972年参加接待尼克松，因为说“谢谢”而遭到批判。

1971年9月13日夜里，叶剑英被周恩来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第二天清晨才回来。他对秘书交代说：“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

秘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发生什么事情了？

林彪摔死的消息是叛逃后的第二天晚上才被证实的。这之前中央非常紧张，叶剑英已经做好了带军队打游击的准备。

14日晚，中央知道了林彪已死的消息，才稍稍松了口气。周恩来见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已经成熟，及时请求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顾虑地说：“我连各单位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

秘书马上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应过来：“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林秃子——死了！”大家惊醒了，忘记了这是在开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竟然激动得晕倒了。

1972年，叶剑英的子女们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尽管这来得多么漫长、多么周折，但毕竟两国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是中美两国值得纪念的一年。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出色地完成了接待、谈判和参观等一系列工作。

尼克松离开中国后，一些群众对帝国主义怀有仇恨，不能理解政府的举动尚有情可原，但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竟然也不顾大局，背后煽动人们对周恩来等领导人打开中美大门提出质问。后来他们又直接授意军委批判叶剑英，理由是叶剑英和美国军事顾问会谈时，在对方介绍情况后，说了一声“谢谢”。他们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丧失中国人立场的举动。

从1972年到1974年之间，为了美国的问题，叶剑英随着周恩来接受了好几次批判，然而他却又“屡批屡犯”，前脚受批判后脚又去彬彬有礼地迎接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使者。

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1976年，随着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叶剑英在2月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务。对外的解释是：叶剑英身体不好，为了让他很好休息，以后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晚，张春桥给叶剑英的秘书来电话，说要看看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打电话回敬张春桥：“我没有病，身体很好，不需要你来看。”

跟随叶剑英二十多年的秘书头一次看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八个月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拉开了大幕，叶剑英从台下走了上来，从容自若地参与指挥了这场将永远载入史册的战斗……　

（本文摘自《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chenxiaoshan

1990年圣诞节，与叶剑英的孙子叶学宁。叶学宁像他爷爷吗？

2011-10-23 15:26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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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为何力挺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 （转载）

   
    客观地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顺利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没有叶剑英的推荐与首肯，简直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关系，类似如当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历史上有一特感人又特震撼的镜头：入会场合，周特意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毛的身上，并主动闪其身后。一时，众红军目瞪口呆，上司走在部下身后，且礼遇隆重，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千古难遇。

    叶剑英亦如此。叶于“后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发挥关键性作用，不仅因资历与威信使然，重要的是他掌控着军队实权。当然，这一权力也是拜毛泽东所赐。自林彪事件突发后，毛突然间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决定予以重用。让叶担任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无数史料显示，临终前的毛泽东确实害怕有人否定文革，曾对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叶有托孤之望。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起初叶也确实忠于毛的嘱托，正如他后来的检讨信所言，视华为“后主”而“尽忠尽心”。

    不久，叶、华的分歧逐步浮出水面。叶认为华始终未能跳出“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框框。在对待邓小平复出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两人矛盾不断加剧。而华本人并不谙于权力斗争，且与老将军队伍对比之中，深感自身资历严重薄弱，故而在叶的反复劝说下，被动同意邓小平的复出。

    这一复出，系邓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复出。这一复出，那些蒙受冤假错案后得以平反昭雪的老革命家老将军们，迅速团结在叶剑英、邓小平的周围，特别是陈云的政治地位再度崛起，遂使华国锋阵营势单力薄，权力逐步位移。有些人甚至经常当着华的面向邓（当时是副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自然明白，高层的人事变动势所难免。

    没多久，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首先向华国锋阵营展开冲击。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邓等中央领导人抓住机遇，坚决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此役，华国锋方寸大乱。

    会后，华提出由叶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以年事日高为由予以婉拒。但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主持大局的叶主动找邓谈话，二人在对关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问题上达成一致。甚至连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都做了安排，意思是“胡邓叶赵李陈华”排序为妙。胡，即胡耀邦、李，即李先念；陈，即陈云，华位列之末。此议，等于提前决定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更明显的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陈云直截了当地说：“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正当形势趋于尴尬境地时，叶剑英再次发挥关键性作用。他突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此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接受批评。

    叶的这一表态，也等于表明自己开始退至二线，为邓的全面掌舵正式让道。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议由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陈云、李先念等随后发言表示支持。

    事后，他向人解释为何力荐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时说：“小平同志比我年轻，精神饱满，懂经济，懂军事，资历深，威望高，还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我若做军委主席，那么当年粉碎四人帮的性质立即就会被外界歪曲：以为这是党内的一次军事政变，我是万万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

    故而，结合时代背景，严格地说来，没有叶剑英的力挽狂澜，历史是否又要改写，尚未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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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施援手胡耀邦死里逃生
来源：今晚报

叶剑英在逆境中扶助胡耀邦 　　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胡耀邦当时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耀邦同志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鼓噪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印象。后来他知道耀邦常常秉烛夜读，好学深思，更是夸赞不已。 　　1964年11月，耀邦同志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同志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他在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欢迎，人们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竭力想把耀邦同志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的高度。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大为震惊。叶帅自建国以来，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到批判，当时赋闲在北京，仅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但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直萦绕在心，对于日盛一日的左倾错误深为忧虑。当他获悉耀邦同志的困境后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帅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 　　耀邦同志能够脱离左倾包围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和叶帅的革命情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帅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继续横行霸道，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竭力整顿亦是困难重重，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帅忧虑不已。1975年春，叶帅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耀邦同志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帅得知耀邦同志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同志说明情况。 　　7月7曰，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只工作了120天的耀邦同志又被打倒。叶帅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去了权。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四人帮”被粉碎后，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称赞耀邦同志的三条建议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同志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地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 　　他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在湖南和华有过一段很好的共事经历，华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可是耀邦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帅于1977年2月间约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耀邦同志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率先平反党校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l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两文，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在理论思想战线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耀邦同志的这些举措，叶帅深表赞赏和支持，要他大胆地放手干。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上书、上访党中央。但是当时中组部的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顽固抵制平反，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1977年11月，叶帅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他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耀邦同志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亲自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坚决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个“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当时分工主管组织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上述工作不断阻挠。但是耀邦同志有叶帅等人的坚决支持，更有“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畏气概，一往无前，坚持不懈。 　　叶帅是在我们国家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第一个着重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此后，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再三再四地提出要重视干部的年轻化。他对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增补了63岁的胡耀邦很是高兴。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帅立即表示赞同。胡耀邦说，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恐怕难以胜任重职。叶帅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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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重大历史关头的叶剑英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出生，1986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89岁。在这89年当中，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涌现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世纪伟人。叶剑英跟随孙中山、拥戴毛泽东、匡助邓小平，是一位紧跟时代前进的巨人。

　　孙中山对叶剑英的评价是：“年轻有为”；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是：长征路上，是叶剑英“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叶剑英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评价叶剑英的一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排除巨大阻力，最终推举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总是习惯地称叶剑英为“老兄”、“老帅”，对叶剑英的评价是“在中国历史重要转折关头为人民建立功勋”。

　　江泽民多次评价叶剑英，他说叶剑英“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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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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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端大事不糊涂”，在中国革命的几个关键时刻为党 为人民屡建奇功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宋朝大臣，“大事不糊涂”，本是宋太宗称赞吕端的）这是毛泽东生前送给叶剑英的两句话，也是对他一生重大贡献的高度评价。这两句话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1994年7月5日，笔者和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的黄特伟等同志去拜访薄一波。薄老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叶帅一生对党有很大贡献，最大的贡献是两件事：一件是长征途中将张国焘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的“密电”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挽救了党和红军。记得1959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从北戴河回北京继续开，毛主席把我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加以修改后，要我在会上再讲讲。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会场上气氛活跃，几位同志插话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等等。毛主席有感，突然兴奋地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又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剑英足以当之！”我听了，觉得这句话讲得最为贴切，在座的同志也都有同感。另一件是粉碎“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他是核心人物，办了一件大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事。

    叶剑英获取张国焘的“密电”的具体经过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在毛儿盖开会，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甘南。但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9月9日密电陈昌浩等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取张国焘的密电后，立即秘密赶到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迅速脱离险境。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

……

    当然，正如薄一波指出的，毛泽东用“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扬叶剑英，不单指长征途中及时报送“密电”同张国焘作斗争这件事，而是从广义上，指叶剑英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党历史转折的危难关头，总是忠贞不渝，洞察局势，把握方向，机智果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一再作出重大贡献。例如：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广州蒙难之际，叶剑英毅然与陈决裂，挺身而出，率部誓死保卫孙大总统。再如，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关键时刻，时为蒋任命为新编第二师代师长的叶剑英毅然与蒋决裂，投奔共产党。又如，1927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划和加紧进行南昌起义的紧急关头，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汪精卫、张发奎等密谋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逮捕，阻挠起义，便火速下山通知贺、叶，并通过“小划子”会议商量对策，保证起义顺利进行，取得成功。又如，当南昌起义失败，汪精卫下令张发奎等派兵追赶，企图消灭南下途中的起义军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向张发奎“献策”，力阻不追，结果保证起义军顺利开往广东，准备参加广州起义。其他如广州义举，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西安事变，藏身张学良公馆，多次密谈，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再度合作；辗转奔波为抗战，身居虎穴，“舌战群儒”；顽敌重兵压境，延安危急，巧设“空城计”，转危为安；在北平军调谈判斗争400天，不辱使命，等等。在这些重大历史关头，叶剑英曾经历多少惊涛骇浪，遭遇多少迷雾暗礁，但他始终能把握正确航向，大智大勇，一往直前，化险为夷，做到“大事不糊涂”。我们要向叶剑英学习，像他那样，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决不退让。这里一个关键在于“忘我”，只有“无私”才能“无畏”，大事当前，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大事不糊涂”，在个人利益上不计较，即“小事糊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英勇拚搏，取得胜利。
……

摘自：《“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为纪念叶剑英百年诞辰而作》（作者：军事科学院 范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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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元帅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前,微睁双眼,看到站在面前的叶剑英,眼睛一亮,用手臂示意叶剑英。叶剑英只顾伤心,没注意到,低头走出病房。护士忙叫他回来,毛泽东双目微睁,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挺身站出来,争取华国锋。叶剑英多次与华国锋交谈,请他放心,只要他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叶剑英又找汪东兴谈话,在叶剑英的努力下,10月6日抓获“四人帮”。大家提议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说,我是军事干部,对地方不熟悉,推掉了。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此病常常引起并发症,特别是肺部感染。1981年春,叶剑英在武汉对何长工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离84岁还差两个月。何长工说,那你这两个月得注意点。叶剑英说,大概阎王在这两个月不会请我,我也不会主动去。两人哈哈大笑。

　　1982年,叶剑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疗小组认为应该输抗生素。在叶剑英生命的最后三年,数十次肺部感染,有几次特别严重,持续时间很长,使用过几十种抗生素,静脉穿刺上千次,都没有产生副作用,两肺部炎症基本消失,这在医学界是少见的。

　　1983年11月19日,叶剑英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好转。

　　由于病情反复,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二号院的家中卧床两年半。1984年4月19日,他得了脑血栓、肺炎、腹泻,多次出现高烧,呼吸困难。7月仍高烧不止,呼吸困难,出现黄疸和腹水。7月16日、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22、23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剑英的病情。专家妙手回春,叶剑英的病情再次好转。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叶剑英的第三次病情通报。

　　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昏迷,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律、血压都不正常。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仍没有什么效果。10月21日,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22日1时16分,心电图机上的波峰消失,成了一条直线。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噩耗。各地组织悼念活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叶剑英是一位大战略家,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10月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修改悼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的一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

　　追悼会后,中央领导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0多年前在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

　　1987年10月22日,是叶剑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巨幅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卧碑上刻有100多字的碑文,概括了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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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为纪念叶剑英百年诞辰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