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嘉嘉

（十二）爸爸在农场的日子

大约是在1958年的秋季吧，爸爸被下放到郊区三元里萧岗的东平农场劳动，离开了他热爱的电报员岗位。

那是一个周日（因为我记得那天我不用去学校），早上天空灰蒙蒙的，天气有点凉，我和外婆给爸爸送行。爸爸穿着一套浅蓝色的工作服，头上戴着浅灰色的工人帽。在多宝路口他坐上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放在车上，再把一副床板竖着搁在旁边。他拉拉我的手说：“你以后要听话哦。”我点点头。我不清楚爸爸为什么要走，他究竟要去何方，但是我明白这是离别。遥望着三轮车慢慢地载着爸爸渐行渐远，外婆的泪水顺着脸庞流下来。我默默地牵着外婆的手回家去。伤感在我的心弥漫。那情那景我毕生难忘。

爸爸在农场里从事着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上过山割茅草，烧过砖打过瓦，种过蔬菜养过鸭子，虽然很辛苦，他仍然是很认真负责。他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坚信自己不是反党分子，事实终有澄清的一天。他的信念支撑着他克服了无数的困难，顽强地生活下去。

没有爸爸的家是多么的冷清。妈妈忙着工作和家事，外婆忙着照顾我们一群孩子，接送弟弟妹妹们去幼儿园，还操持我们的一日三餐。（佣人爱姐已经辞退了）。在静静的夜里，我强烈地思念爸爸，我抚摩着爸爸的小提琴怀念往昔家庭的欢乐。口琴被爸爸带走了，在孤独的晚上，他是否会吹奏一曲，让晚风传送给我们呢？爸爸肯定是超过我十倍地记挂我们啊！

嘉嘉

(十三) 共同度过经济困难时期

爸爸在农场的那几年，也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们家经历了缺吃少穿的日子。粮食也开始定量供应了。我曾经听见妈妈说：“嘉嘉的粮食定量才每月11斤大米，她正在长身体，怎么够吃呢？”

外婆在中午的那顿饭就经常给我们熬粥或者磨米糊吃，晚上才吃米饭。早餐就没有得吃了，间或可以分到两颗苦味的水果糖。我小小的年纪就知道饥饿的滋味。我在睡梦里梦见叔叔给我们送来许多许多的西饼，堆满了房子，我在梦里也笑了。

爸爸每隔一段时间会回家休息，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我争着去街道饭堂给爸爸打饭，一斤米的饭票打回一盆被切割成一块块的蒸饭团，爸爸风卷残云似地一扫而光。我好惊叹他的饭量啊。

爸爸每次回家都会想方设法弄一些东西给我们吃。他带回蔬菜、番薯等，如果没有食品，他就去山上采摘一捧岗埝果，或者钓一袋小田鸡回来。外婆把小田鸡剥了皮，混上面粉炸了给我们做菜。那炸田鸡香香的脆脆的，好美味啊。我们吃着甜甜的浆果，笑声又重新荡漾在厅堂。

有时爸爸的确从农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带回来，他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步行去西郊南岸铁路边的农贸市场，高价买回几扎青菜，生菜啊大白菜啊，用油汤水煮给我们吃。他望着我们吃得满嘴的油水，会“呵呵”地乐着。

那一年除夕，我听见妈妈在责怪爸爸。原来爸爸的单位在春节前分发年品，有两种选择：两块肥皂或者一包冬果只能择取其一。爸爸选择了冬果。妈妈嗔怪说：“冬果吃完就没有了，肥皂家里可以用许久呢。”爸爸轻声地说：“过年了，孩子们怎么能够没有东西吃呢？”我含着香甜的冬果默默无言，那是父亲的一片心意啊。

家里人知道爸爸干的是体力活，消耗很大，就千方百计地节省粮食给他补充伙食。外婆把用粮票买回来的面包、馒头切成一片片在铁锅里烤干，装在铁罐里让爸爸带到农场去吃。偶尔外婆会煲一锅糯米饭，淋上浓浓的黄糖浆，装在瓦罐里让妈妈给爸爸送去。妈妈就带着弟弟一起去探望爸爸了。我望着那冒着热气的糯米饭，多么希望能够尝一口啊。外婆好象猜到了我的心思，她慈爱地摸摸我的头说：“嘉嘉最大最乖，那饭是送给爸爸吃的，我们不吃，听话啊？”我就一声不吭地毫无怨言。但是我好羡慕弟弟哟，他去到农场一定可以尝上几口吧。

每次爸爸休假完了，在星期天的傍晚要赶回农场去。我总是依依不舍地把爸爸送到巷口，目送着他戴上鸭舌帽骑着自行车，匆忙地向西郊泮塘的方向踩去。我紧紧地注视着他的身影，直到他消失在马路拐弯的地方。

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农场的劳动回来和我们在一起，我年少的心充满惆怅。

如梦令

回复 嘉嘉 的帖子

好想给嘉嘉姐姐的帖子配上一首温馨的歌曲《可爱的家庭》，可惜只有“校友活动园地”才能发音乐帖，不然听着那首温馨的歌，读着嘉嘉姐姐温情脉脉的回忆，多美。

嘉嘉

（十四）父亲回来了

在1963年的春天，在我即将考中学的时候，爸爸因为表现好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结束了四年多的农场生活，终于回到家来啦。他被重新安排在沙河郊区电信局上班了。

几年的繁重劳动使爸爸的胃病更严重了，他的牙齿也坏掉了，后来装了假牙。

我们几姐弟除了五妹还在读幼儿园，其余的都上学念书了。晚上爸爸下班回家，就忙碌地辅导我们学习功课，教我们读英文字母。朗朗的读书声使家庭生气勃勃。

我专心致志地学习，成绩很优秀的，在班级里还担任了班长和少先队的中队长，顺利地考上了市重点中学---广州市第一中学。爸爸为我感到欣慰。

爸爸修理好了他闲置了许久的小提琴，还配了新的拉弓，细心地用松香给拉弓打蜡。等我们做完了作业，悠扬的琴声又缓缓地响起来。“延安颂”“灯塔颂”“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是爸爸的挚爱，他放开心情引吭高歌：“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用歌声深情地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无比热爱。至今我还可以完整地唱出爸爸教给我的这些革命歌曲。

爸爸给我们每个人买了口琴，教我们吹琴的技巧。我比较笨吧，学得不好，但是我的弟弟妹妹们都吹得很好的，他们用口琴打拍子很有节奏，当大家一起吹奏歌曲的时候，那雄壮的声音象一个行进中的小乐队般激动人心。

爸爸没有因为他的政治遭遇而沉沦，他怀着对家庭的无限热爱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重新投入了新的奋斗历程。

爸爸回来了，经济状况也逐步好转了，妈妈的脸上恢复了笑容，我们又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有爸爸在家的日子，真好。

嘉嘉

(十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过了几年舒心平静的日子，物质丰富了，孩子们学习进步了，身体也壮实了。父母的工作也挺顺利的。

意料不到一场新的风暴在孕育着。

1966年的夏天，当我初三准备考毕业试的时候，学校突然宣布暂停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一年我16岁。

一夜之间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地排列在校道上。学校操场树杆上、教学楼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的大标语，上边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黑七类狗崽子不准乱说乱动”等等。我茫然地看着这一切，有一种肃穆的气氛。一小部分人挑起的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场面开始了。

接着开始了“破四旧”的行动，不少的老师和同学的家被红卫兵组织抄了。我们班也有几个平时很好的同学被抄家，家里遭受了大扫荡。

我明白虽然爸爸已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摘帽右派”仍然是“黑七类”的边缘人，我小心翼翼地不敢乱说话，惟恐厄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那一天学校开会批斗“牛鬼蛇神”。我们在台下坐着，台上押上来两个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优秀语文教研组组长陈老师和年逾五旬的慈祥的女老师伍老师。他们的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帽，胸前挂着的牌子写着“牛鬼蛇神”几个字。

我感到很突愕。陈老师在语文兴趣班里辅导我们读外国名著多么的有水平，伍老师象母亲一样关怀同学们，他们怎么会成为了牛鬼蛇神呢？有人领头喊口号，我们也盲目地跟随着喊。台上的红卫兵把老师的头大力地磕在扩音喇叭的铁头上，他们的头被磕出了血肿起来，好象寿星公的头一样。

我看着可怜的陈老师，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那个是我的爸爸我会怎么样呢？我的心软起来，手也耷拉下来，咽喉再也喊不出来了。但马上我又责备自己：你在这样严肃的斗争场合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可怕呀！如果被别人知道了就死啦。我很恐慌啊！我在少年时期就遭遇这样的运动，不得不在良心的责备下做出口是心非的表现，多么的悲哀。

我首先想到的是爸爸，我是在为爸爸担忧啊。

嘉嘉

如梦令 发表于 2011-10-8 23:03
有这么有才情的父亲，难怪嘉嘉姐姐也有这么好的文笔。

斑竹，我认为自己现在即使能够写下少少的肤浅的文字，主要是母校和老师教育的结果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能够实现我在一中读完高中的理想，该是多么的好啊！我们的母校和学校的老师无可非议是一流的。

如梦令

好玉还需雕琢，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是父母赋予你上乘的遗传基因，给予你良好的文化熏陶，功不可没。

嘉嘉

（十六）爸爸的信

面对社会上纷纷乱乱的局面，我们家里也在清理物品了。因为“破四旧”是政府号召的，所有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东西必须从我们的身边清除掉。如果被红卫兵抄到了问题就严重啦。

我们家清理的大部分是书刊杂志、旧相片等。有的旧相片是爸爸妈妈和以前的同学、朋友一起照的，因为与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也不清楚他们现在是什么政治背景的，都被剪切烧掉了。外婆把外公遗留的一副很精致的乌梅木牛骨麻将放在炉子里烧，总是烧不化的，白白糟蹋了。

我的手上有一叠爸爸写给我的信件，几十封吧，是爸爸在农场的那几年写给我的回信。

想当年我才八岁，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妈妈就教我给爸爸写第一封信。我在信里告诉爸爸，我学习很好，很听话，参加了少年先锋队。爸爸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他在信里写道：“爸爸知道你学习很好很高兴，知道你加入了少先队很高兴，知道你学会了写信很高兴。”他还叮嘱我要听妈妈的话，带好弟弟妹妹。我第一次收到爸爸的信很兴奋的，反反复复地读了许多遍，爱不释手。爸爸的字体写的是很正规的楷书，我知道爸爸平时是写草书的，现在为了让我能够读懂，爸爸一笔一划地认真写着。

后来我就经常给爸爸写信了，信里都是说我们记挂他啊，我们很听妈妈话啊，我们的学习成绩啊，还有就是叫爸爸买番薯回来给我们吃啊等等。爸爸无论多么的劳累，每次都给我回信的。我把他的所有的信件收藏起来，经常翻看，每次都感受到无穷的父爱。

运动中看见家里在清理东西，我捧着父亲的信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给父亲带来麻烦，因为毕竟是他在农场劳动的特殊情况下写的，假如被造反派查获了，会不会无限上纲成为挑剔的把柄呢？为了避免那无妄之灾，我还是狠下决心要把它们烧掉了。我慢慢地把它们一封一封地放进炉子里，默默地看着飘忽的火苗把它们化为灰烬，惋惜、无助、彷徨。

我现在经常想，假如当时我不是那么的恐慌或者想一个办法把爸爸的信藏起来，在今天该是多么宝贵的珍藏啊。唉！

嘉嘉

（十七）爸爸让我们去工厂劳动

在文革期间，学校没有人管了，我和读初一的妹妹无所事事。我就跟着同学去各个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中山大学、华工、华农、华师大、中山医学院等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看完大字报似乎知道了许多的新鲜事情，又似乎很懵懂。

在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大串联行动。能够获得火车票去北京大串联的大部分是红卫兵和“红五类”的子女，我是当然的没有份的。在1966年的冬季，开始了步行大串联，许多同学步行去井冈山、延安、北京。有几个同学凑我去步行大串联了，我就和爸爸商量。

爸爸担心地说：“女孩子在外边很不让人放心的。现在是冬天啊，等天气暖和了才说吧。”我就没有参加。后来我的那些同学步行去到井冈山就都累得病倒了，折回了广州。

其实当时爸爸是担心我们受到外边的影响，他和妈妈还必须去上班，没有时间看管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爸爸就和电信局联系，让我和妹妹去电信局的修机班劳动。我天真地问爸爸：“工厂的工人也去大串联吗？我以后可以去吗？”爸爸就哄我说：“是啊，如果以后工人叔叔去大串联，你就可以参加啦。”我就开心地去了。

我们在修机班每天和工人叔叔阿姨们一起修理电话，刮漆啊、涂漆啊、绕电线啊，倒也充实有趣的，我就慢慢地淡化了去大串联的心思。

外边的世界越来越热闹和纷乱。我们在工厂里有规律地按部就班地劳动着，外边的“一月夺权”“二月逆流”等我们都没有受到影响，很平静地度过了。直到1967年3月，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们才离开了工厂回到学校。

嘉嘉

（十八）我和爸爸的冲突

回校“复课闹革命”其实是没有复课的，老师们都成了“臭老九”，我们在学校没有人管理整天乱哄哄的。反而学生的集中使不同观点的同学分歧越来越大，产生了许多的“群众组织”。 群众组织在学校里互相贴大字报攻击漫骂对方。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社会上也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其中有工人造反组织、农民造反组织，形成激烈的对立。后来甚至发生了械斗和枪击武斗事件。我们居住的街道路口也装了栅栏，美其名曰：“文攻武卫”。一到傍晚大街上就没有行人了。

在这样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下，1967年的秋天我们学校有的同学冲火车去北京回来了。他们的成功诱发了我们的欲望，有同学向我提议一起冲火车去北京了。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地，能够去到北京，在天安门前照张相片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但是在运动的初期我们几个同学都失去了安排去北京的机会，我们“同病相怜”地决定冲火车去北京。

我回家收拾行李。爸爸看见了，问我准备去哪里？我告诉他我准备和同学冲火车去北京。爸爸很震惊。他紧张地拉着我，说：“我们好好地谈谈，好吗？”

我和爸爸坐在床沿上，爸爸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思想动向。他和气地给我分析冲火车行为的不合法性和危险性：如果在火车上被发现没有车票会在中途被赶下来衣食不保的、会遇到坏人的。他还跟我解释家庭的经济状况：爸爸妈妈的工资需要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买火车票去北京。难道为了我去北京全家人不吃饭了吗？

我说：“爸爸，我有钱呢。”爸爸问我：“你有多少钱啊？”我骄傲地说：“我有8元3角钱！”（那是我几年攒下来的零用钱呢）。爸爸哭笑不得，说：“那是多么的少啊，你就依靠那一丁点钱去北京啊？”。但是我还是坚持着要去，我说：“怎么别人可以去我就不能去呢？”

爸爸生气了，他严厉地对我说：“谁去你也不能去！这是我的原则！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我心里明白爸爸说的有道理，我知道自己理亏拗不过爸爸，但是我的心不甘啊。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读书时学习成绩好被贬为“刘少奇的黑苗子”，在家庭成分的问题上我被认为没有与“摘帽右派”家庭划清界线而遭受到许多的委屈和白眼。我心灵的伤痛自己默默地忍受，从来没有告诉过爸爸妈妈。可是现在连去北京的最后机会也没有啦，我“呜呜”地大哭起来，把心里的委屈和压抑尽情地发泄出来，痛痛快快地哭了很久很久。

最后我还是听爸爸的话没有去冲火车。事情也就过去了。

直到现在爸爸还记得那件事。不久前他还对我说：“那次你闹得好凶哟。不过你最后还是听话没有去的。你不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疼爱你啊，多么的担心你啊！”

这是我和爸爸几十年父女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冲突。那年我17岁。

嘉嘉

（十九）爸爸在学习班里

在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继妈妈参加荔湾区教育局的“封闭式学习班”以后，爸爸也在郊区电信局的“学习班”里被封闭起，不能回家了。

我们学校的老师在广雅中学参加“封闭式学习班”，传回来的消息是教高三年级俄语的女老师投河自杀了，还有其他学校的老师跳楼了。

大人们是不准去探望学习班里的家人的，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去探望爸爸的任务就义不容辞地落在我的身上。外婆收拾了爸爸的几件衣服，还有一壶凉茶，让我给爸爸带去。我从多宝路搭上3号车然后去越秀南转乘11号车，往沙河奔去。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的，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从报纸社论的论述中和我对形势的观察中了解到，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是打打闹闹写写大字报的阶段了，是要下真工夫专政一些人的阶段了。学校里许多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不知道爸爸能否逃过这一劫。

我透过车厢的玻璃窗，望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涌上一股悲哀：为什么我的爸爸不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我们在一起呢？伤心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公共汽车里的叔叔阿姨以为我病了，争着给我让座。

到了电信局的门口，我使劲地把眼泪擦干。我不能让爸爸知道我的悲伤。

看门的人没有为难我。我经过走廊看见了贴有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但是我没有心情去细看。在走廊中间的一个小房间，我看见了爸爸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我高兴地喊：“爸爸，爸爸。”爸爸站起来也高兴地说：“你来啦。”我把衣服和凉茶递给爸爸，挨着他身边坐下。我不眨眼地注视着他，多么希望他永远能够陪伴在我的身旁啊！

爸爸简单地询问了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都好好的。他嘱咐我一定要听妈妈的话，照顾好弟弟妹妹。他轻轻地对我说：“爸爸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别担心。你回去告诉妈妈，爸爸一定不会自杀的，我会回去和你们在一起！”我用力地点点头，我相信爸爸的话，他一定会回来的，他舍不得我们的。

与爸爸相聚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离开时我站在房间门口依依不舍地回头一望，爸爸也在凝望着我呀，他送给我一个微笑，向我扬扬手。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回旋着爸爸的声音：“爸爸一定不会自杀的，我会回去和你们在一起！”我的眼泪又涌出来。

差不多到家了，我停止了哭泣。从这一刻起，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明白我所做的一切将影响到我的家庭。我要和妈妈、外婆一起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爱护好弟弟妹妹，一齐等待爸爸的归来。

那一年爸爸45岁，我18岁。

嘉嘉

二十）我们要离开爸爸了

在1968年的夏季，解放军军训团和工人纠察队进驻了学校。学校里由军训团、工人纠察队和个别老师组成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学校的工作。同学们都回到学校，在军训团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下学习政策文件。在革命委员会的高压下，学生群众组织分崩离析趋于瘫痪了，停止了对立的行为。我幼稚地以为从此可以继续我们的学业了，却料不到这是我们求学生涯寿终正寝的日子。学校革命委员会要把学校里66、67、68届的学生全部进行分配了。除了一小部分的同学被留校、升学、到工厂以外，其余的学生全部分配去农村务农了。这就是“老三届”的来历。

我和妹妹也在务农之列。

我到电信局学习班把分配的事情告诉爸爸。爸爸沉思了良久，他说：“或者你们可以回家乡的，那里有堂哥哥可以照顾你们。说不定以后爸爸也要安排回去的，那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当然一切要听妈妈的安排。”我回家以后就给云浮家乡的堂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家乡是可以接收你们的，但是我们这里很穷，只有石头，你们回来会受苦的呀！”妈妈坚决不同意我们回贫穷的故乡做农民。我们就服从学校的安排分配到增城县新塘公社。

1968年11月6日，我们启程了。爸爸还被关在“学习班”不能回家给我们送行，只有妈妈和小妹妹把我们俩送到学校。我们下乡的一切筹备都是妈妈操劳的。我们和一大批的同学一起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学校，告别了广州城。

政治运动的旋涡把我们从父母的身边抛开，我从此无可选择地离开慈爱的父母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那年妹妹16岁，我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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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号召“破四旧”时，我还在读小学，找遍家里的全部家当，也不知有什么是四旧的东东，后来在邻家大孩子的“启发”下，终于把家里唯一有嫌疑的“军棋”烧掉了，当时还为此心痛了一阵子，但也松了一口气，不用再担心红卫兵来抄家了，呵呵，那时是多么幼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