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树常青---朱华凯校友谈《一中校友》

如梦令

        ——我心目中的《一中校友》
        65届 朱华凯

      《编者按》朱华凯在我校高中毕业后，当年高考成绩优秀，被清华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工作，从基层做起，80年代末已任重庆市江北区委书记，90年代调任重庆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时已是正厅级干部。本世纪初调返重庆任中共重庆市政法委副书记（书记是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他对本刊的评价，对编委同仁是极大的鞭策，我们定当努力，务求做到最好。

       广州一中校友会会刊《一中校友》到今年已创刊20周年，即将出版第20期了。作为一中的校友和一个忠实的读者，我为她由衷地赞叹，为她诚心地祝福！
       1993年，我到重庆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任职。不久，从原先的班主任、一中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黄稼昌老师那里得到了纪念母校建校60周年的画册和创刊后的头两期《一中校友》，立刻就被吸引和打动了——精美的画册和朴实的会刊，介绍了母校的成绩、现状和发展前景；介绍了一中校友会的工作和打算；介绍了有成就的杰出校友的事迹；反映了各届校友和学校老师丰富多彩的活动；表达了一中学子对母校的深深眷恋……可以说，让我看得热血沸腾，豪情激荡。从此，我就成了《一中校友》刊的忠实拥趸，十九年来每一期必看，而且为她写过一些稿件。从此，我也成了校友会活动的热心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后来被增选为校友会领导机构成员。我从自己身上体验到，《一中校友》刊让我更加热爱母校，《一中校友》刊让我更加注重在为人做事的各个方面无愧于一中学子的身份。
       我调回重庆市委工作以后，校友会办公室人员特别是刘巧华学妹仍然经常与我联系，并按时寄来每一期《一中校友》。我发现，这个刊物不但坚持办下来了，而且不断地有所改进——篇幅更扩大了，内容更丰富了，编辑更缜密了，校对更仔细了，印刷更精美了，彩图更漂亮了。更重要的，是参与写作投稿的校友更多了，既有古稀老者，也有80后的青年；所刊登的文章质量更高了，许多都有丰富的内涵，读来让人既受感染，又受启发。我不禁赞叹：《一中校友》刊保持20年长盛不衰，真可谓生命之树常青！
       回顾起来，校友会刊上让我扩大眼界、深受感染、印象深刻的内容真不少。信手拈来，且举几例：
       第18期万虹、赖润华所写的《沧桑八十年——浅谈广州一中校史》，让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母校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我在校六年（1959-1965）以外的“之前”和“之后”。我知道了1928年建校后的一中校训——“勤、诚、勇、毅”，这言简意赅的校训含义深刻，也是我们各个时代的一中学子必须一以贯之的精神。看到母校艰苦创业、从无到有的发展，看到母校历尽坎坷、渡过抗日战争的难关，看到母校全面提高、成为省重点中学的辉煌，看到母校励精图治、在改革开放中的创新，我深深地为一中而骄傲，为自己是一名一中学子而自豪。
       第14期刊登的廖晓翔校长在校庆75周年庆典上的讲话，让我了解到这位从全国竞聘中脱颖而出的一中掌舵人的办学理念——“严谨而开放，民主与科学，实践和创新”。他强调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一中必须要有“二次创业”的拼劲。的确如此！当我了解到母校已成为广州市创建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的信息，深感鼓舞，这就是一中重振当年雄风的大好机遇。
《一中校友》的每一期，都有“校友会之声”专栏。它反映了每一年校友会的工作情况，传达各届校友会理事代表会议的精神，汇集校友们的精彩建议。其中，介绍母校几个海外校友会形成发展过程的内容让我十分感慨。的确，事在人为！八十年代末，经过当时的学校教导主任黄稼昌等有心人多方面的联络、走访、恳谈、发动，海外一中校友的爱校热忱得到了发挥，不仅使60周年校庆办得更好，而且开始建立了“奖教奖学金”。海外又带动了境内，各行各业校友们的支持，使一中校友会发展成为广州市中等学校校友会中的佼佼者。
      《一中校友》早年的几期，介绍过一些在学术上很有成就的校友，让我认识了三位中科院的院士——生物物理学家梁栋材、激光专家刘颂豪和热工技术专家蔡睿贤。当时，“院士”在我心目中那真是了不起的称号。看到三位老学长深沉的爱国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崇高的奉献精神、谦和的为人风格，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校友会刊的“桃李芬芳”专栏，向大家介绍了许多校友的事迹。这当中，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说几个我认识的吧。
       第13期《商海豪杰，校之俊彦——记一中校友会会长杨浩益》。记载了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从零起步、创立“侨美发展饮食集团”的经历。与此同时，他为社会公益事业、为一中校友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杨浩益与我不是同时期在一中就读，但是我们俩都是“沙面仔”，当年我就在他的小饮食店买东西，又看着他发展壮大，这其中创业的艰难我略知一二。
       第14期《赤子之心，老而弥坚——记广州一中海外校友会主席李振光》，读来令我深有同感。我是参与校友会工作以后认识他的。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的性格像重庆人，很直爽。交谈中得知他在一中读书时的趣闻、后来去香港从打小工做起的经历、发达以后的种种考虑、出钱搞母校“奖教奖学金”的初衷，等等。我很受感染，大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第13期那篇《母校常在我心中——记服务校友会22年的黄稼昌老师》，使我感到十分亲切。黄稼昌老师是我高中二年级时的班主任，他当年兢兢业业的从教精神、循循善诱的工作作风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又恢复了经常的联系，我常常被他为母校校友会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在他的亲历亲为和竭诚努力之下，许多很有难度的事都得以办成，这令我十分钦佩。而今，黄老师已经是77岁高龄了，却仍然在为校友会效力。
       校友会刊不仅报道了“重量级人物”，同时也报道“小人物”。第12期《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和第15期《甘为校友孺子牛》两次报道了任荣海校友。她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后来做了校工，几十年勤勤恳恳地工作，从无怨言。同时,她还热心地为校友会和原初三（4）班的同学服务，深得大家的好评。
       要说老校友亲自撰写的稿件，最让我感慨的是第10期1948届校友梁文燮等人所写的《回眸半纪，同沐春晖》和六年后梁文燮、宋展之在第16期发表的《六十年后来相聚》等文。他们当时平均年龄已是75岁，但是他们的母校情结、同学情结从未淡化，仍然积极开展活动，关心母校发展，让我这小学弟十分感动。的确，“年华逝水一甲子，耄耋犹忆少年时”是他们恰如其分的写照。
       老校友撰写的稿件最让我感到振奋的，当推第19期杨学勤的《做个自豪的中国人——回忆胡锦涛主席访问秘鲁的难忘时刻》。此文描述了2008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秘期间，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主席杨学勤以秘鲁华侨侨领身份出席有关活动，五次见到胡主席的情景，读来令我激动，我像杨学长一样，为祖国的强盛而欣喜、自豪。他还多次接待过中国国家领导人，许多照片刊载在《一中校友》上，这也是一中的骄傲。
       老校友撰写的稿件最让我欣赏的是第12期许广新所写的《我家有盏古老的油灯》。散文诗一般的风格，清新朴实的文笔，讲述了童年时代的贫苦和贫苦当中的快乐；抒发了五十年代考上广州一中并获得人民助学金的幸福感受；回顾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历和感想。读后我也陷入沉思，这是许多同龄的一中学子的心路历程啊！
      《一中校友》创刊以来，我的关切也陪伴了她20年。过去，我在企业办过期刊，深知这项工作的繁杂、艰辛。《一中校友》刊能够保持生命之树常青，除了历届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广大校友的关心和资助以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编委们的辛勤劳动——早早策划，多方征稿，修改排版，以及夜以继日的集中编辑付印，这份精美的刊物才能到达各方读者的手中。作为她的忠实读者，我衷心地向编委们致敬！
（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