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了我一辈子的三位语文老师 67届高二4班
黄承炬
我当语文教书匠已30多个春秋了。今天,如果说我已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学功底,具有一定的教学水平,教学也颇受学生欢迎的话,那么这一切,都是当年一中三位我敬重的语文老师为我打下的根基。可以说,这三位语文老师影响了我一辈子。
一、黎适英老师 黎适英老师是我初三的语文老师,身材高大而有点佝偻,慈眉善目,讲话、讲课慢腾腾的。黎老师的古文、古诗词功底十分了得,平时,总能顺手拈来一些古语名言辅助说话,令人感到文绉绉的,同学们背地里称他“老夫子”。我当时很喜爱古诗文,非常喜欢听黎老师上课,心想,什么时候我能像黎老师那样出口成章就好了。 黎老师有句“名言”:不熟背《岳阳楼记》,就不算学好古文。我100%照办了,走路如厕都在背诵。以至数年后在海南岛下乡时,我仍能当着校友(农友),对《岳阳楼记》“倒背如流”。后来走上教学岗位,我也学着黎老师的口吻对我的学生:不熟背《将进酒》和《琵琶行》,就不算学好唐诗。 我从小就热爱古诗词,也学着写。一次五·四青年节,我依照《忆江南》词牌的行数字数“填”了一首墙报诗,请黎老师改。黎老师看后微微一笑,依旧慢腾腾地:“你学填词,太好了!但你这是哪门子《忆江南》嘛?只是打油诗而已。填词,是要倚韵合辙的。”我问:“什么是倚韵合辙?”黎老师打开了话匣子,也不管我懂不懂,详尽地给我讲诗律,讲平仄,讲对仗,讲押韵。我半懂不懂问,这么复杂呀?比数理化公式还难。黎老师正色道:这些可是我中华灿烂文化的精髓啊,你们这一代不学,谁来继承弘扬?可不要到我们一辈就“断代”啦! 牢记黎老师的教诲,一路走来。今天,我已能倚韵合辙写诗填词了,还经常用黎老师讲的那番道理教育我的学生,培养了不少能用浅易文言文写作、能写诗填词的青年学生。衷心感谢黎老师的“启蒙”之恩!
二、陈佐老师 陈佐老师是我高一的语文老师,身材高挑,精瘦干练;她为人爽直、快人快语。听说她是记者出身(这也成了文革挨整的“罪状”),写作教学自然一流。无论课堂教学或课外辅导,凭着记者的敏锐,她总能很快地发现并抓住问题,打机关枪般说出一大番道理,讲得同学们心悦诚服。 我酷爱写作,陈老师很快就发现了。因而平时为我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办公室、教室外走廊,她总是时时处处给我讲古往今来的作家轶事,辅导我章法、谋篇、修辞等等。我最爱听她的作文讲评了,她总能抓住同学中那些普遍和个别问题,摘录典型案例剖析,批评风趣幽默、尖酸刻薄,但总是对事不对人,大家听来,有则面红耳赤,无则哈哈大笑,总之都能印象深刻地吸取写作上的经验教训。我就作了一次“典型”,还被陈老师点了名。开始,陈老师把我一篇习作作为范文宣读,还不时发出“精彩”、“好句”的点评;我正暗自得意间,接下来陈老师说,结尾,结尾!大家猜,黄同学是怎样收束的?接着念了我那段令人脸红的文字,“看看,看看,空洞抒情,既不切题,又有两个病句!前文漂亮,结尾丑陋,就好像吃一盘可口的炒花生,吃到最后一颗是臭的!吃完没美味,还得去漱口!” 全班同学都望着我哈哈大笑,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但后来一想,陈老师这是严格要求、重锤敲打呀!下课,我找到陈老师,由衷地说,陈老师,谢谢您! 这一幕,几十年后一直挥之不去,以至我在写作教学中碰到学生那些虎头蛇尾的习作,都批评曰:“就好像吃一盘可口的炒花生,吃到最后一颗……”
三、梁洁英老师 梁洁英老师是我高二的语文老师,矮矮胖胖的,一副慈母的模样。她既不像黎老师那样泥古文绉,又不像陈老师那样快人快语。她教学严谨,一丝不苟,从不发脾气;即使是批评学生,总是和风细雨,维护其自尊心。 梁老师治学之严谨,令我叹为观止。课堂上,她的板书总是提纲挈领,工工整整;字体娟秀漂亮不说,连行距字距都整齐划一。碰到要补充的要点,她个子矮够不着,一定搬个凳子站上去工整地写到黑板顶端空白处。同学们劝请她不要麻烦了,写黑板两侧就行;她严肃说:不行,老师板书是一种身体语言,我要是这样做,你们也跟着这样书写,将来你们做文案岂不乱七八糟?梁老师这席话我记了几十年,后来我担任语文科组长了,有些青年教师现代教学技术玩得很溜,课件做得很漂亮而懒于板书,我就用梁老师这席话启发他们,幷作出决定:今后语文教师要用身体语言影响学生书写,绝不允许单纯用课件代替板书。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从海南考上了大学。入学第一天,意外地见到梁洁英老师!她依然慈母般拉着我的手:欢迎啊,苦尽甘来的大学生!原来梁老师是在师院“下马”后调到一中的,师院复办后又调回来当副教授了。十年后再次成为我的老师! 梁老师在大一时教授《现代汉语》,在大学讲坛上,她治学更显严谨,深刻地影响着我在语言学上知识修养的形成。毕业时,出于在语言学上的特长,我的选题是全系最“冷门”的《广州话名词说略》,也出于对梁老师的敬佩,我诚邀她作我的论文导师,她欣然答应,启发我说:语言的发展是随社会发展的,研究语言,一定要有充足的语言材料;必须离开象牙塔,走进社会,搜集语言材料。在她的启发下,我在课余经常到茶楼、公园等公共场所,竖起耳朵听市民说话吹水,搜集语言材料。 论文初稿出来,梁老师一如既往地细致严谨批阅。我在论文中提出一个“前人很少涉及”的观点:广州话名词带“哥”字后缀的,都带有亲昵的意味;比如“新郎哥”、“细佬哥”、“学生哥”、“后生哥”等等。梁老师阅后在下面画了一条红线,并用她那娟秀的字旁批:结论轻率!“鼻哥”、“鹩哥”、“膝头哥”有何“亲昵”可言?这行红字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来敲击着我: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和浅尝辄止! 如果说,我后来在教学科研上有所建树的话,梁老师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 如今,三位老师已先后驾鹤西去了!亲爱的恩师,你们的耳提面命,不仅给我传授了知识学问,还教会了我做人,学生永志不忘!愿恩师们走好!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