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7.1。 歌党德颂党功，也不忘资本家对国家的贡献。

平凡人

伍淑清：爱国爱心尽在细微中

     王富国 《 民生周刊 》（2011年第11期）
    他们在这一刻清楚地认识到这才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旗，而自己是炎黄子孙，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三月的北京，透着勃勃生机。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记者来到全国政协常委、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伍淑清下榻的宾馆，与这位为祖国教育、文化、经济发展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女企业家面对面，感知她大爱无疆、美丽而不平凡的传奇人生。
    小食品背后有“大故事”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因为这一时刻，祖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始向世界敞开。
    1980年4月4日，经邓小平同志的特别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的通知。通知正式批准中国民用航空北京管理局和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并开始实施。   
    伍淑清告诉记者，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通知的下发，是那个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新中国打破了近40年的封闭，与香港美心集团组成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80年5月1日，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直到今天，重提这份文件背后的故事，伍淑清依然感慨万千。因为，正是伍氏家族踏上祖国的一刹那，就已经为国际间争夺中美航线提供配餐服务的“大战”画上了圆满的结局。
    1979年1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卡特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卡特的会见，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震惊了世界，会见还签署了举世瞩目的中美通航协议，决定开通由旧金山直飞北京的航线，在80年代初实现通航。
    航班开通，需要配备飞机餐。美方对航空配餐的要求非常严格，而当时内地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能力提供合格的飞机配餐。当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配餐间，冰箱是放入大冰块的木柜，大白菜就堆放在地窖里，环境和卫生设备都远未达标。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人员来华考察后，不禁连连摇头，提出要在东京中途停站配餐。
    不过，邓小平坚持配餐必须在北京解决，他坚定地说：“不行，中途停站就不叫直航。”让配餐问题的最终解决，一锤定音。
    中国民航局为此曾先后接触多家外资公司，但是面对多家外资公司提出的优先升空权和高息高利的苛刻无理条件，中国民航局断然拒绝。航空配餐问题迟迟悬而不决，成为中美实现通航前一个不大但却相当关键的障碍。
    眼看中美直航的开通迫在眉睫，中方也很焦急。就在这时，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王匡找到了美心集团董事长伍沾德。那一年伍沾德55岁，他和大哥伍舜德在香港开创的美心集团，几乎包揽了全香港五分之一的餐饮业生意，事业如日中天。那一年的北京春寒料峭，刚走出机舱，扑面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伍淑清和父亲伍沾德尽管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但更多的是兴奋。
    当时，有些香港朋友对美心要到内地投资不理解。那个时候国家刚开放，办合资企业还没有先例。但伍沾德和女儿伍淑清很乐观。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就一定要搞改革开放。中国民航要飞国际航班，就必然要有符合国际标准的食品。让中国飞机上的餐饮走向世界，食品虽小，意义却很重大。伍淑清随父亲多次参与协商，从绿叶婆娑的盛夏，谈到银杏叶铺满街头的深秋。
    为国家培养人才倾尽心力
    少年时代的伍淑清就已经不是一个只会听大人话的乖乖女，更不是一个容易管得住的人。17岁时，伍淑清选择了到英国读书，后到美国升学，边上学边打工，还琢磨外国餐饮业和超级市场的经营管理经验。
    学成之后，她立即来到父亲在日本万国博览会开设的餐厅，从服务员做起，每天拉门、擦桌子、端盘子、点账，一干就是半年。每天晚上，她都会选博览会上一个国家的展台去参观学习。就这样，学到了许多餐饮业之外的管理知识。回港后，她协助父亲经营餐厅，经营管理的才能不断显露。
    她谈起当年帮助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优化服务的情形。1978年，钓鱼台国宾馆重开西餐厅，新华社香港分社安排了餐厅负责人和两名服务生、四名厨师到港学艺。那时从菜名到厨师用具都要从头学起，如马铃薯香港叫薯仔，内地叫土豆；香港的马蹄，内地叫荸荠。此外西餐用的锅铲和中餐也不同，厨师得重新适应。从最基本的功夫入手，伍淑清他们教了足足两个星期，包括餐具要如何规范化，厨具要如何现代化，连餐巾的摆放，也要求一丝不苟。
    当时国宾馆的厨房烧的还是煤球，后来在她的建议下，引进了欧洲设备，改烧煤气。
    说到北戴河，伍淑清一脸神往。当年北戴河要重开酒吧，国家旅游局工作人员带领秦皇岛酒吧俱乐部几个职员到香港学习，每天学习调鸡尾酒，喝得大家晕头转向的。1979年，她到北戴河，到历届领导人居住的别墅参观让她颇有心得。周恩来住的那栋是英国式的，很摩登。***住的则很传统，大厅还放着一个乒乓球桌，床上堆满旧书，很有读书人的感觉。
    “身为中国人是骄傲的！”

　1978年12月10日，伍淑清首次回内地。当时她走到西南部的成都、重庆，第一感觉就是「穷」，很多人还需要背煤球回家生火做饭，生活非常不易。后来她经常出入宁夏、西藏等西部最穷困的地区，希望可以做点什么，帮助少数民族家庭取得就业机会。
　　「越穷的地方越要去」。2006年，时任国家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发起成立了中非民间商会，伍淑清马上报名参加，并担任副会长。近年商会经常组织企业家前赴加纳、坦桑尼亚等地，进行相关活动，她认为，香港可以藉此配合国家政策，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非洲企业也可以香港为桥梁，了解内地情况，与内地合作、贸易。她举例说，商会早前举办了坦桑尼亚人才培训交流活动，把坦桑尼亚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带到北京清华大学与内地同行交流。此外，她还把南非和宁夏联系起来，南非的人才、投资引入宁夏，而宁夏的葡萄酒、农作物和矿产则输往南非。
　　鼓励香港年轻人外闯
　　伍淑清鼓励香港年轻人外闯，不要「坐井观天」，「行万里路」可以历练，既可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又可学习外语和待人处事。她还劝喻年轻人多读历史，感恩过去三代人艰苦奋斗，为香港造就的优越生活条件。她说，现在的年轻人觉得什么都可以向父母伸手要，却不知道父辈的财富是如何艰苦打拚得来，年轻人应当多反省，多出去读书打工，经历风浪，才不会看问题太简单，理解到人生不是事事圆满，一切只有靠奋斗。
　　多年来，伍淑清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她希望组织更多活动，让香港年轻人到内地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去农村扶贫、教书，而不是走马观花，看一些名胜古迹。她还希望研究出一个香港配合国家「走出去」的战略，为内地企业和其他团体提供更多的平台出外交流。另外，她希望建立一个专业人才培训中心，协助内地培育一批具技术专长、管理和语言能力的人才。她寄语年轻人，利用香港的优良环境，学知识做实事。她说，现在香港有些年轻人，缺乏知识和思考，容易幼稚地听信谣言，以为游行就是表现民主，为此浪费时间和精力，是很可悲。她认为，许多内地尖子生近年不去北大、清华，却来到香港读书，吸收来自全球的信息，学会独立思考，显示香港的学习环境优于内地，香港年轻人应该珍惜时间学习。

责任编辑：张琦

伍淑清以关心和关怀青少年教育为己任，孜孜不倦，并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全社会更多的热心人士参与其中。伍淑清敏锐地意识到，香港年青一代的健康成长，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关键。1998年初，她筹组并注册成立了“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计划每年组织一万名香港青少年到内地参观学习，认识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增进民族情怀，关心祖国未来，用实际行动落实特区政府提出的“我是中国人，香港是我家”的公民教育目标。作为该基金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伍淑清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五年来，她依靠香港各社会团体及各界热心人士，先后筹得款项4000多万元，组织了一百多个“交流团”到全国各地参观，举行各种交流活动，在香港组织了一百多场参加人数达三十万人次之众的各种大型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融汇于学习、参观、实践之中，极大地增进了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归属感。
1999年11月，组织国内中央民族大学附属高中及中央民大学56个民族的青少年出访美国，并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世贸中心双塔进行演出。
2002年3月，组织国内56个民族的青少年学生80人去往台湾，与台湾的青少年一起进行了成功的文化交流活动。
2002年7月，她出面协调，邀请台湾数十名大学生与香港各大学及北京、上海部分大学的学生代表，组成“中华历史文化教育交流团”，到内地多处历史文化圣地进行考察、访问，让两岸三地青少年有了一个面对面的机会，来互相交流同胞情谊，来共同探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明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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愐怀王匡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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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匡（1917－2003），广东东莞人，从少年时起，就参加爱国进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20岁的他，立即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后又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人物经历
编辑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40年代，任中共中央研究院哲学研究员。抗战后期，他随同部队到中原解放区，历任江汉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部长。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中共南京办事处任秘书，兼任南京新华分社采访主任。解放战争期间，他到太行山解放区任新华社临时总社国内部副主任，并参加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随军挺进中原，进军江汉。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新华社的四大著名记者之一。1949年夏、秋间，他跟随叶剑英同志南下，随军解放广东后，担任叶剑英为首的广州军管会的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后任处长），领导对国民党报纸的接管工作，同时担任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第一任社长。为了创办南方日报，他在南下途中，就与曾彦修、曾艾荻、徐峰等同志一起准备南方日报创刊头三天的大量稿件，从而使得南方日报得在广州解放之初的1949年10月23日顺利出版。1952年8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并兼任南方日报的第三任社长。直到1955年1月，他升任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同年7月，华南分局撤销，改设广东省委后，他仍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之后，又升任省委候补书记，分管宣传工作。在1957年，他奉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省委之命，主管筹备创办羊城晚报的工作。后来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委员、宣传部长后，仍一直关心羊城晚报的工作，特别是当羊城晚报转由中南局直接领导后，他经常指导羊城晚报的办报事宜。“文革”期间，他成了广东省最早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倍受长达十年的迫害。粉碎“四人碎”后，1977年，他得到“解放”，复出到中央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之后又被调任香港，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回京后又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离休后，他仍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和党的思想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晚年长期患病，终年87岁。1957年初，当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提出广东应办一份晚报，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兄弟报。王匡同志对此表示赞同，还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曾任中央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说过的“各家报纸面孔雷同，这是新闻界的耻辱”的话转告了陶铸。于是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决定把创办羊城晚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晚报）的任务交给省委宣传部，并由王匡同志主持领导此事。之后，在王匡同志统一领导下，由南方日报派人成立筹备工作组。应该说，羊城晚报的得以创办，首先应归功于陶铸和王匡同志。1966年“文革”开始后，早已交由中南局直接领导的羊城晚报，被广州的“造反派”强行封闭。王匡当时之所以成为要被打倒的“走资派”，其中有两条重要“罪名”，就是他参加创办和经常“遥控”《羊城晚报》以及重用、包庇秦牧、红线女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化界人士”。记得在他于1977年被“解放”，从拘留所回到广州后，他曾对我谈起，他因与《羊城晚报》有关而大受批判的经过。在那次谈话中，他还开玩笑说：“当年看文稿，我常修改，累得我闻得臭气阵阵！”原来他指的是过去大家写字都使用毛笔，而且用的是质量很差的墨汁，写起字来晾干了，纸上仍然不免存有一股臭味。从他这番话中，却可见他对文稿是怎样认真和严格修改的。他还回忆起，当年为了准备纪念广州起义30周年，省委决定由宣传部写一本正确反映广州起义经过、意义及其经验教训的名为《广州起义》的书的经过。“文革”后，羊城晚报复刊，我到了晚报工作。80年代初，我和路平同志曾被当时已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匡的提名，经省委派遣，上京参加对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遗作的文选的编辑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前往王匡的寓所拜访，他也喜欢与我谈论他在广东工作时的往事。他认为，编辑那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选时，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当年这位领导同志在世时的事迹应“一分为二”地看，对他的遗作也应“一分为二”地挑选。公开、正式出版文选时，应选用那些经得起历史考验，对当前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适应的讲话、文章，至于那些曾受错误路线影响，带有严重“左”的色彩的内容就不要选用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广大读者有利。至于要对一些人的生平、功过进行全面评价，那就要根据和参考各种材料，这另当别论。羊城晚报复刊后，王匡虽已不在广东工作，但每当他从北京、香港回粤时，他都很关心羊城晚报的发展。1992年，他正式回到广州休养。他在羊城晚报创刊35周年纪念时，与曾任省委宣传部长的陈越平同志一起莅临羊城晚报社，畅谈晚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得报社的同志们大受启发。1992年4月26日，王匡同志到白云山移葬与他同命运、共奋斗一生的战友、爱侣田蔚同志的骨灰于山麓，植以相思之树。并作“种树归来”一诗，充满了真情实感。田蔚同志是我党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时的最早几位广播员之一。

      广东解放后，曾先后担任广东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副台长、台长，离休前还担任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省广播电视局局长，对广东广播电视事业曾经作出重要贡献。田蔚同志逝世后，王匡同志大为悲痛，后来王匡长期患病，恐怕与他对其妻子的深切怀念不无关系。1993年，王匡同志经亲友们的多番劝告，才决定出版他的《长明斋诗文选录》一书，这实际是他多年作品的自我选集，于1994年正式出版。从书中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著作中的若干精华，使读者看后得益不浅。在该书中，收集有多篇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这些都是当年他向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工作人员所作的专门讲话，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寻觅足音
编辑南方日报：白手起家创办的产业王匡是南方日报社的第三任社长，为这份报纸的发展也是倾尽心血。带着对王匡的敬意，记者重新走访了南方日报社以往的办公地址，希望从这些旧址中，一窥这位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痕迹。《南方日报》创刊时的地址，是1949年10月20日接管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址。这座破旧、狭窄的四层楼房，坐落在广州光复中路（后改名为光明中路）48号。1950年5月1日，军管会增拨了沙面复兴路42号前万国宝通银行旧址给报社，作办公和排字之用（印报仍在光复中路48号）。1953年，斥资100万元，在西堤新基路37号建了一幢新楼，同时在西堤二马路新建了印刷厂，这才开始有自己的产业。印刷设备也是从无到有逐步添置的。创办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未及撤走的3台对开活版铅印机和一台抗战胜利后便没有使用的旧低速轮转机。印刷工人发扬了当家做主精神，迅速修复好这台轮转机和另一台接收《前锋日报》的低速轮转机。这两台“老爷机”便担负了1952年前的报纸印刷任务。据报社的老同志介绍，在这之前，经过朱德总司令批准，于1950年用党费从香港购进原天津《大公报》一台美国司高脱铅印轮转机（理论时速24万份）。这台轮转机于1951年运抵广州时，由于美帝国主义封锁，不给安装图纸，使安装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后来，在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把机器安装起来，于1952年胜利试机投产，成为当时远东地区印报能力最强、印刷机时速最高的印刷厂。电话通信设备初期只有接管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台20门电话总机，1954年更新了一台上海产的50门总机。这个时期的交通工具也较少。只有旧的福特、霍素小房车各一辆，美制威利士吉普车一辆，大货车只有两辆，一辆为斯蒂蓓克旧车，另一辆是由大客车改为货车的道奇T118.记者外出采访，往往要靠步行。


家乡情怀
编辑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东莞图书馆身为东莞人的王匡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王匡生前最喜欢买书，在晚年，他把自己毕生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家乡，他把在“文革”中被抄家以后又发还给他的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东莞图书馆，在图书馆专设“王匡书室”，为其珍藏展览，以育后人。王匡书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读书笔记、名人赠书，第二部分是珍藏图书，第三部分是珍藏的画册。赠书中有珍藏的图书：《上海博物馆藏画》、《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珍藏的画册：《广东省名画家选》、《广东书院画集》、《关山月画集》、《徐悲鸿油画》、《李铁夫》、《潮汕国画家选集》、《明清广东书法》、《张大千画集》、《邓白画集》、《关山月旅美写后画集》、《美国名画原作展》、《潘天寿作品集》等。建国后王匡多次回莞。建国初期，东莞的可园曾做过敬老院、幼儿园、小学之用。1959年，王匡提出重修可园的设想。1965年在陶铸的关怀下，由当时的东莞县委林若直接领导修复可园。

钩沉辑轶

      曾被毛 泽 东单独召见王匡毕生曾见过毛 泽 东两次，一次是王匡二十岁在延安抗大做红军老师的时候，毛 泽 东和他们几个教员谈如何教好文化课的问题。另一次就是在1958年，毛 泽 东在广州珠岛宾馆单独召见王匡。王匡第一次见毛 泽 东的时候才二十岁，到第二次见毛 泽 东时，已经四十岁，估计毛 泽 东也忘记了在二十年前，在延安曾接见过这位红军教员。1958年被毛 泽 东召见的时候，王匡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次相当的意外，王匡没有任何的准备，他和女儿正在家里吃午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他立即到珠岛宾馆去，说北京来的客人要见他。王匡问是谁，对方说你来了就知道。没想到这位客人竟然是毛 泽 东。王匡的习惯是将黑布鞋后跟踩在脚下，当拖鞋穿，他一见到毛 泽 东当即狼狈万分，第一时间蹲下去将鞋后跟提上来。谁知毛 泽 东对他说：“王匡同志，就这样吧”。那次毛 泽 东单独见他，但并没有吩咐特别的任务，也没作出工作安排，只是问他过往的经历，问他有没有读过马寅初和凯恩斯的书。王匡回来后也不太明白毛 泽 东的意图，但估计是毛 泽 东想对负责宣传工作的人才进行了解，量度他的工作能力，是否一个可用之才。冲破阻力重版35部名著
编辑“文革”后，王匡任国家出版局局长时，作出重新出版35部名著的决策，而且还用了印毛选的纸张。这个决策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冒险的事情，如果当时政治形势再有变动的话，这两条都是“死罪”来的，但王匡就是这样，完全豁出去了，不会因为受到“文革”的迫害，而改变自己的追求，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信念和真理选择，这也是儿女最敬佩父亲的地方。重印这批书籍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究竟哪些书可以重印，哪些书不能重印呢？由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真叫人疑虑重重，迈不开步子。想来想去，王匡就先从马克思肯定过的书、列宁肯定过的书、毛 泽 东肯定过的书入手，后来确定了35部中外名著。其次的难题就是缺乏纸张。“文革”期间因为长期不出书，仓库里根本没有储存的纸张，加上纸厂全部停工，仅存在仓库的8万吨纸全部是准备印刷《毛 泽 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的。王匡想，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毛选”第六卷、第七卷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毛选”第六卷、第七卷会涉及到“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庐山会议等问题的评价，这些问题中央都还没有做结论，为此，王匡专门为这件事去找吴冷西、胡乔木商量。吴冷西笑笑不回答，胡乔木则说：“‘毛选’四卷编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编得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编出来。”虽然是这么说，可这些纸是专门为出版“毛选”第六卷、第七卷准备的，谁敢动用“毛选”的纸呢？“毛选”印不出来岂不是要你负责吗？这个罪名可不小。于是王匡连夜进中南海，请示了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吴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从汪东兴那里拿到了纸，书终于顺利地开印了。这批书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发行。售书的第一天，对广大读者来说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通宵排队等候书店开门。书店里人头涌涌，摩肩接踵，新华书店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买到书的人满头大汗，如获至宝地捧着一尺来高的一大叠书从人群中挤出来，心满意足地走出店门，口里说要留给儿子看、留给女儿看。对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社会上有口皆碑，普遍赞扬。这批书出版后，很大程度缓解了书荒，初步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书籍如饥似渴的需求，给出版界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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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匡在五，六十年是住在沙面的街坊，夫人叫田蔚，是电台台长，一女儿王X吟是我前单位领导，（当年沙面驻有很多省级机关，有南方日社、新华通讯社、广播电台、农垦厅、农业厅、海关等，）有六，七十岁沙面住的校友会认识她家庭吧。

以下是摘自网络文章

《我与田蔚同志》
发布时间：2012-8-13 15:01:18  

      编者按：田蔚是广州解放时接管国民党广州广播电台的三位军代表之一，参加了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建工作。历任电台编辑部主任、副台长、台长，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唱片社广东分社社长等职。她为广东广播电视事业的创立、发展和壮大呕心沥血，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期发表吴明先的回忆文章，以表对田蔚同志的缅怀之情。  

我第一次见到田蔚同志是在1961年秋天。那时，我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助教。我在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夏天被分配到暨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助教。第二年暑假开学后，新闻专业决定开设新闻业务主课，准备请广州地区各大新闻单位的领导人来轮流讲课。大家知道，当年暨大的校长是陶铸同志。正是由于陶铸同志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以及广州各大新闻单位的领导人对陶铸同志的敬重，尽管他们工作十分繁忙，也乐意支持暨大新闻专业，并受聘前来授课。这些新闻单位负责人主要讲授如下课程：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同志主讲报纸的评论，广州日报总编辑曾艾狄同志主讲报纸的新闻报道，羊城晚报编委秦牧同志主讲报纸的副刊。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兼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蔚同志，被聘为《广播宣传》的讲授人，我被指定为与她联系的助教。我每次都提前45分钟到达省广播大楼等候，然后与田蔚同志一起坐她那辆浅蓝色的“华沙” 轿车到暨大，带她进教室。田蔚同志一踏进教室，就受到同学们的关注。因为其他来讲课的各大新闻单位的领导人，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士，惟独田蔚同志是一位女领导人，看上去年轻又漂亮，端庄又温婉，同学们很是兴奋。田蔚同志讲课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她那普通话里略带吴侬软语的口音，不紧不慢的语速，条理分明、丝丝入扣的分析，同学们听得清楚又记得牢，反映十分好。1962年，暨大新闻专业决定下马。我想，我新闻系毕业，本来就想做记者，现在可以趁此机会调去新闻单位工作了。但是，那时我国经济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到处都在精简机构，广州地区新闻单位也纷纷在压缩、搞下放。无奈之下，我给田蔚同志写了一封信，询问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能否录用我。不多久，我就被调入了广东广播电台。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见过田蔚同志一字或一面，但我知道，是她在后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时候，我年纪轻，肯吃苦，记者工作上手较快，后来生活、工作渐渐稳定了下来。1964年，我向我们新闻部的领导说，我决定今年某月某日结婚。他好像很吃惊的样子。第二天，在电台大院的路上，田蔚同志刚好碰见我，她说：“吴明先，你想结婚，要打报告，你恋爱对象要经审查才行。”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结婚，还要领导批准。后来我才知道，电台属于国家机要部门，调进干部，其本人和配偶，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行。据说，我们新闻部有位女编辑，结婚前其对象政审这一关通不过。领导找她谈话说：你要么结束这个恋爱关系，要么把你调离电台，二者取其一。结果，这位女编辑选择留在电台，放弃了那段恋情。所幸我对象的政审，不久就通过了。我结婚时，电台还分配我入住在电台附近的盘福新街那幢崭新的小洋楼里。田蔚同志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在解放区从事广播宣传工作，是“老广播人” 。广州解放时，她是接收广州广播电台的三位军代表之一。从这以后，她全部心血都用到了到发展广东的广播事业上，对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和广东电视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对广播宣传报道工作上，田蔚同志一直是抓得很紧的。省里一些重大的活动，她往往亲自出点子，调兵遣将去作报道，务求宣传好。我原来是专职报道广州市重工业这条线的记者，有时候也被抽去做重点报道。在老记者的带领下，我渐渐成长起来，后来能独当一面担负起重要的报道任务，以及国庆15周年的一些重点稿的采访报道等等。但是，我也有让田蔚同志失望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她让我去作省里某个重要活动的录音报道，要当天晚上播出（比报纸提早一天报道。这是广播宣传“抢新闻”的优势所在）。这个活动在广州举行，下午才开始。等我做了采访，又录了省长讲话、群众反应和现场音响等等以后，赶到电台已是下午6点钟，离《全省新闻联播》播出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了。电台的录音报道，与报社的文字稿件很不一样。报社的记者写完稿件，一交了之。电台录音报道，记者除了写好文字稿外，还有繁杂的后续工序要跟：进录音室与播音员、录音员三者配合，要多次反复才能把原来的现场录音、音响效果与稿件穿插好，混播好。在完成这一切后，我请新闻部的领导来审听一遍，算是通过了。这时，离播出时间只剩5分钟了，真好险呀！田蔚同志有一个习惯，一有空就收听自己电台的节目。这次，她在吃晚饭的时候听了我这个录音报道，很不满意，打电话叫我去她家。当时我也在办公室收听这个节目。见了我，她很不高兴地说：“背景杂音太吵，整个稿件都听不大清楚。失败！”对田蔚同志这个严厉的批评，我还是接受的，心想如果我事先准备得充分一些，考虑得周全一点，就不会这样手忙脚乱，......。

依慈

平凡人校友是个跨界人才,实力派.无论媒界金融汽车游艇食材音乐,界界都是涉猎分子,亦有省港工作经验.若1921年奉献至今,披荆斩棘指南打北,足以彰显广州市第一中学的弥坚.佩服,真不可多得!

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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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我还在千万过亿打晒蛇饼小虫堆等签证出关，后来出得关仲要十月培训。省港一事知道一点点的，1997年7月1日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喜日子。
  讲咗咁多想搏个八折美心月饼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