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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平凡人 于 2015-12-9 17:29 编辑
回复 依慈 的帖子
我三十多年前服务于出版业,岑老也算是我半个领导,因为当时广东只有几家出版社,大多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美术、科技、少儿编缉室分出成立出版社,如花城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科技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等。刘斯奋学长也是出版界大哥,任职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出版局局长等要职,岑老应算是斯奋学长的父辈了(岑老比斯奋父少九龄),三十多年前(除了几个新闻、文学创作的大小哥哥)岑老已为出版界大佬了,他家人也是出版界,也是我同事。举办学生征文比赛岑老又是评委又是颁奖嘉宾作台柱。今天我还藏着他的散文集《当你还是一朵花》(还有北师大李燕杰的<<塑造美的心灵>>),两本都"毒草",有点洗脑,让我以毒攻毒。
岑桑,1926年生,广东顺德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广州市影剧场公司副总经理,广州文化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及主任、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岭南文库》丛书执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1997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首届伯乐奖。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58年起在广州文化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工作,曾任社长兼总编辑。1990年退休。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他在长达38年的编辑生涯中,贯彻执行党的出版方针,处处以大局为重,一贯兢兢业业地工作和奋斗,为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曾参与创办花城出版社和<花城>文学杂志;倡议并参与组建广东教育出版社和新世纪出版社;倡议并参与编辑出版“朝夕文丛”、“越秀文丛”等多套影响颇大的丛书;倡议并参与创办《农村文化室》、《译海》等6种期刊。80年代初,他及时组织重版了一批在“文革”中被禁锢的著名老作家(包括欧阳山、秦牧、吴有恒等)的优秀作品。
1990年底他刚办了退休手续,正打算在摆脱了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之后,将酝酿多年未能动笔的创作计划付诸实施时,组织上让他出任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岭南文库”(大型综合性丛书)的执行副主编,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毅然挑起了这一重担。在组建编委会和编辑部、制定总体规划、拟订选题、联系专家学者、组稿审稿、开展调查研究,甚至筹集出版基金等方面,处处亲力亲为,倾尽心血。在他精心指导、严格要求、以身作则的影响下,编辑部形成严谨、实干岑桑的工作作风,做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经过5年努力,已出书36种(其中有4种获奖),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内书展,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他又出任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启蒙教育系列丛书”的主编。鉴于“丛书”系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他以其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的经验,指导作者和编辑弄清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制定了创作和出版的原则,并且从拟定选题、挑选作者、审定书稿的工作,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并对每本书稿逐字逐句加以斟酌和修改。现在出版的4种书,受到社会普遍欢迎。由于他在关心少年儿童方面表现突出,获广东省“热爱儿童”先进个人称号。此外,他又为培养和扶植优秀中青年人才作出积极贡献,多年来在省内的培训班讲课。他是一位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出版作品27种,多种作品获奖。
——作者:孙琴安
在当代的老作家中,岑桑是一位路了很宽而又勤奋多产的老作家。他是以散文闻名于世的,但除了写散文外,他也写小说、诗歌、评论、传记文学、杂文等,甚至还搞过儿童文学。他的散文集《当你还是一朵花》六十年代初出版后,曾风行一时,极受读者欢迎,在青少年朋友中影响更大。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语文第二册选有他的著名作品《失败是个未知数》。
岑桑能走上文学道路,成为一位成就非凡的作家,全是靠他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所取得的。他出生于广东顺德县葛岸村一个贫穷的农人家庭,从小孤苦伶仃,曾在照相材料店、灯炮厂、木材店当过学徒工,吃了许多苦头,可以说阅尽人间沧桑。十几岁起,他开始爱上文学,文学给了他奇妙的享受,这对于饱经忧患的他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慰藉。一九四九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岑桑主要在出版社工作,编辑过许多优秀作品。他非常关心青年作家,一旦发现有才华、有造诣的青年作家,他总是热情鼓励,积极扶植。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撰成后,在出版中曾遇到许多麻烦和阻力,最终是岑桑力排众议,冲破种种阻力,终于在他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下,才使这部优秀作品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从此,戴厚英便与岑桑全家人成了好朋友。
中国当代的散文作家很多,真正有特色、有成就的却并不多,岑桑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散文清新、明快,抒情类散文常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味,议论类散文则生动活泼,见解深刻,敢怒敢骂,敢于针砭。我总觉得,岑桑的散文之所以有魅力,除了内涵以外,还在于他对散文语言的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论写何物,语言总是那样流畅饱满,详略得当,舒卷自如,精练得体,有时甚至相当精致。就我所知,岑桑不仅自己创作勤奋,辛勤耕耘,而且非常关心青年作家,凡发现有才华和文学造诣的青年人,他都热情鼓励,大力扶持,期望他们在文坛上能早日崭露头角。上海就有几位中青年作家得到过他的关怀。
岑桑中等身材,青年时颇有几分英气,也很精神,现在老了,略有点胖。他说着一口难懂的广东普通话,每次我从上海给他打电话,通话时总感到费劲,而他每次也极认真而竭尽全力地想给我说清楚,可总不易听懂,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我从岑桑的口音和说话中总算是有点领教了。他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任职多年,现已退休。有趣的是,他有两个儿子都继承父业,也在出版社工作。我只要去广州,总要和他们见见面,通通话,他们是出色的编辑,也是爱戴父母的孩子。
附
<<作家戴厚英之死>>
2011年10月24日 13:04 来源:《人民公安》杂志 作者:李动
茫茫人海,何处觅踪?
侦破陷入了僵局,案件犹如山间的云雾,缥缈缭绕,朦胧不清。
戴厚英是遐迩闻名的作家,是个特殊人物,因此这个案件成了特殊案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均对此案予以高度重视,作出批示,务必尽早破案。
一本日记本使案情柳暗花明
16天过去了,案件没有进展,上级天天晚上听汇报,全社会瞩目,侦查员们压力巨大,一筹莫展。
28日从美国匆匆赶回的戴厚英女儿戴醒,在其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三本日记,她逐字逐句细读,把怀疑的来往人中摘出54个名字写在纸上,于9月13日交给了警方。侦查员提出要细看日记本,然戴醒认为日记本记载着母亲的个人隐私,不愿对外公开,警方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晓以利害,保证只许专人看,决不外传,她终于顾全大局地交出了三本日记本。
陈申东副支队长与老民警徐一中字斟句酌地阅读,于第三天在日记本里发现这样的句子:1996年4月25日,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锋,带来其爷爷的一封信,要我多多关心。陶锋本人是厨师,要求帮助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
老侦查员徐一中读着日记蓦地想起在查阅戴厚英的来信中曾见到过有张便条,立刻翻出信件:我的孙子小锋在五角场工作,望多关照。署名李文杰。便条上还附有:陶锋,住宝山区呼玛一村。
侦查员迅捷跟踪追击赶往该处寻找线索。最后了解到陶锋系安徽临泉人,1974年1月27日生,春节至8月中旬一直在上海南京路、山西路口的“政通餐厅”打工,现已回老家。据一位老乡反映,见他身上曾挂过一个“爱华”随身听,25日晚7点半来过,当晚11点坐去阜阳的火车走了。
政通饭店老板反映,陶锋圆脸、秃顶、络腮胡子、穿红衬衣,这些特征与戴厚英住处的小女孩的描述完全吻合。
案件终于有了转机。
作案嫌疑人在安徽界首落网
9月24日上午7时30分,刑侦总队重案支队陈申东副支队长、虹口分局刑侦支队杨璐副支队长和两位侦查员开着尼桑警车,如离弦之箭,直射安徽。深夜12点20分,一行人员风尘仆仆地赶到安徽界首。
临泉厨师职校的老师在上海提供一个线索:有一个叫陶锋的学生,25日晚上,回安徽后,曾打来传呼,告知与同学张玉飞一起在界首找到了工作,不回上海来了。
疲惫不堪的侦探们顾不上旅途劳顿,一大早就去查找电话号码,原来是界首邮局打出的电话,线索又中断了。
陶锋的爷爷李文杰住在界首,为防止走漏风声,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让安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警探张晓东冒充陶锋的同学找他。李文杰见孙子的同学前来,热情有加,告知陶锋不在家,现正在昌盛宾馆打工。
警方为防止对象逃跑、行凶、自杀,决定冒充食客来到宾馆用餐。侦查员们点完海货后,以海货是否新鲜为由,4人来到昌盛宾馆厨房寻找陶锋。只见一圆脸秃顶、身着白衣的青年正在烧菜,特征与对象吻合。两名侦探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如饿虎扑食猛地一下扑上去,紧紧抱住猎物。
秃顶青年第一句就问:“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对方一听一切都明白了,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瘫软。
侦查员让其打指纹,陶锋有气无力地说:“不用打了,戴老师是我杀的。”
侦查员当即在陶锋的裤兜里搜出了戴厚英的2000元钱和500美元存折,并在其宾馆的住处搜到戴惠的“爱华”随身听,又在其爷爷李文杰住处的黑包内,搜出了大批的金银细软和所盗的零碎物品及一双“力度”牌黑皮鞋。铁证如山,至此,震惊全国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被害案,经过21个日日夜夜的艰苦侦查,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抓住凶手的消息迅即传开,上海警方听到擒获凶手后,无不欢腾雀跃。
这天正是戴厚英女儿奔丧后飞赴美国的日子。上海警方上门通知戴醒抓获凶手的消息时,邻居告知她刚离开去虹桥国际机场,准备回美国。为了让戴醒及时得知破案的消息,侦查员拉响警报,一路飞奔直冲机场。以最快的速度赶至机场候机楼后,很快找到了戴醒,侦查员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告知了将要出境的戴醒,她听罢顿时潸然泪下,为母亲死于非命,更是为警方神速破案。
戴醒带着欣慰的心情飞回了美利坚。
戴厚英最后的警言:“你会后悔的”
陶锋谢顶圆脸,络腮胡子,粗壮皮黑,中等身材,手大脚大。在大量的证据和科学的鉴定面前,他深知无法抵赖,便一股脑儿地交代了作案的动机和全过程。
1996年春节期间,陶锋听说上海到处都是宾馆,到处可以淘金,他自恃会厨师的手艺,便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扒分”,然而,盲目地来到大上海后,自己瞎闯了半天都感到收入不理想。回家探亲后,爷爷告知陶锋自己有个学生在上海很有作为,随手写了张便条让陶锋去找她。陶锋的爷爷系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1947年曾因参加学潮被国民党报纸通缉,他让陶锋请戴老师帮助查找一下这份报纸。
1996年4月25日,陶锋揣着爷爷的纸条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很有作为的戴厚英,没想到她的家如此简陋。戴厚英见到老师的孙子找上门后,听到要帮助其找工作感到很为难,她一介书生,平时很少与人打交道,又不熟悉宾馆、饭店的老总,但她没有扫对方的兴,还是口头答应去问问,但又婉言自己是个不出门的读书人,恐怕难以如愿。
陶锋离开戴厚英家后,大失所望。他好不容易地找了份工作,干得好好的,没想到餐厅的老板为了招上海厨师,随便打个招呼就无故解雇了他。陶锋愤愤地离开餐厅后,一时找不到理想的饭店,便开始仇视上海人。他看到上海人这么富裕,心态极为不平衡,最后想筹一笔钱偷渡到台湾去打工。他向老乡借1万多元却被婉拒。走投无路之际,他蓦地又想到了戴厚英曾答应给他找工作的承诺。
8月25日下午3时20分,陶锋敲开戴厚英家的门,见戴惠一人在家,戴惠见是认识的老家人,就泡了一杯水,与之聊了起来。其间戴惠的妈妈来过电话,告知去外婆家吃饭,不回家吃饭了。戴惠返回客厅,调电视机之际,陶锋见其穿很短的裙子,遂起歹念,上去从背后掐其脖子,致其昏迷后将她抬至北面小间内,又返回客厅翻箱倒柜。
4时许,戴厚英从超市买东西回来,见房间零乱,发现陶锋在屋内,戴厚英惊讶地问:“你干啥?”陶锋一时慌了手脚,惊慌中突然随手抓起一只香水瓶砸向戴厚英,戴厚英奋起反抗,但毕竟年老体弱,不是对手,陶锋猛掐戴厚英的脖子,使其昏迷后,他又到厨房抓起菜刀狠命砍戴厚英的脖子。戴厚英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告诫他:“你这样做会后悔的。”
然而,失去了理智的陶锋根本听不进去,又是一阵猛砍,一个著名女作家的宝贵生命在这个野蛮无知的厨师手下永远地结束了。
在北间床上昏迷的戴惠被客厅里的响声惊醒,她果断地从门后抓起一把拖把,见陶锋举着血淋淋的菜刀砍来,文弱的女孩毫不示弱,用拖把柄拼命反抗,但19岁的少女毕竟不是强壮厨师的对手,也惨死在凶手的刀刃下。陶锋失去理智地一口气杀了两个鲜活的生命后,脱下带血的衣服和袜子,清洗了身上的血迹,更换衣服后,卷起劫掠的钱物,慌忙逃逸。
1997年10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杀人罪和抢劫罪一审判处陶锋死刑。
几天后,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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