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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抗战女台长徐佩珩
徐佩珩，1919年出生于广州黄埔夏园村，是独生女。1931年至1935年在广州市第一中学读书，1937年毕业于广州市第二中学。1937年8月31日后日寇空袭广州越来越密，回到家乡黄埔夏园村躲避战火。不久瞒着父母回广州考上了“在营模范团”妇女连，当上了女兵。艰苦的军营生活，使她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磨练成一位刻苦耐劳、不怕牺牲的民族战士，她们接受过美国女记者的采访，宋庆龄也接见过她们。
1938年10月18日，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广州沦陷在即。 19日晚，“在营模范团”转移到佛山三水，步行向西北方向挺进。抵达广宁古水，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大半年后，妇女连暂时改为妇女工作大队。随后进入广宁县城，北上到达连县三江。妇女工作队归入广东省政府地方行政干训所，徐佩珩考上了干训所通讯系。结束通讯系学习以后，被分配到设在曲江县的省政府无线电台总台三号分机见习。不久被调往驻在茂名县高州城的省政府南路行署电台，后来又转辗韶关、柳州、桂林等地，最后进入军令部无线总台桂林支台。 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徐佩珩受派潜入敌后，到广州建立秘密电台。当年中秋节过后，在组长陈守忠的带领下，和总台派来的助手龙学湖装扮成一对夫妻，携着伪装好的小型收报机和发报机等工具，离开桂林进入广东，带着电台的返乡路异常危险，为了逃过日军盘查，需要四处躲避，有时还得防日军空袭。一次，途径肇庆时，防空警报突然拉响，伴随着轰轰的飞机引擎声是接二连三投下来的炸弹，徐佩珩和“丈夫”险些被击中，仓惶逃出后，房间便被击中，燃起了大火。在肇庆逗留期间，总台曾来电征询，希望他们能从日后的工作着想，结为夫妻。他们复电总台，愿意遵循上级的意愿，注册结婚。 春节过后，陈守忠终于领着小组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时而走旱路，时而走水路，从肇庆出沙头经白土、明城、杨梅、高平来到与敌占区南海九江一江之隔的鹤山沙坪。不久，畏缩不前的组长陈守忠被扣押，挺进小组解散，上级命令徐佩珩与助手继续前进。从桂林到已沦陷的故乡，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期间一波三折，历经艰险，最后还是和龙学湖一起带着收发报机到达预先选定的潜伏地点——夏园村西邻的东湾村的一所房子里。 将收发报机安全运抵东湾村的住处后，马上按当地风俗举办了“请新女婿”仪式，两人从假夫妻成为了真夫妻。 他们在此建立起秘密电台点，“我们将收发报机藏在泥墙空位里，外面盖上泥板，再挂上岳飞画像，设上长台、摆放香炉等做掩护。天线安在室内效果不好，就藏在竹竿里，再晾上衣物，伸出天井。”做好种种伪装，终于建起了秘密电台。 徐佩珩为军令部第二厅无线电通讯总所敌后第15分台上尉台长。化名翠萍，代号“赤坚”，意为“赤子之心，无坚不摧”。 徐佩珩立即架起收发报机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总台呼叫，凭着出色的技术，很快便与总台联络上了。从此，在日寇占领下的广州城郊，每天都有一串串激越的电波越过千山万水，飞到重庆。 总台明确指示，不再派人来当组长，也没有任何组织对他们提供协助，他们直接受总台领导，日后的工作，就靠他们夫妇两人孤军作战、独力担承！ 在敌人眼皮下工作，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一天中午，徐佩珩突然听见一阵急匆匆的皮靴声朝她家方向来。“幸运的是，日军在我们家门口跑过，并没有破门而入。”而她至今仍记得当时丈夫对她说的话：“如果我不幸被捕了，你可把责任完全推到我身上，我去你留，继续做好工作。”这番悲壮的话让她顿时热泪盈眶。
回到夏园村后，徐佩珩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她常常是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发电报。发的内容主要是每天的天气以及旁边承担大量日军军运的黄埔港及广九铁路方面的动静及时报告给重庆方面。从桂林带来的电池不久便耗尽了，她只好自己动手，用小电池来制作替代品，“合起来共需96个小电池。”电池当时在沦陷区是控购物品，一次只能限买1个。为了凑够96个，夫妻俩只好分头到多个地方去买。时间一长，担心此举会引起怀疑，他们便借口说女儿晚上怕黑常啼哭，想弄个小夜灯，央求亲戚帮忙代购，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1944年底，徐佩珩夫妇发现日寇在广州珠江村一带下令农民砍伐果树草木，然后又开始招雇民工炸山碎石。原来，日寇准备在这里建设一个军用飞机场。“赤坚”把这一消息、方位和地理环境等资料报告了总台。不久这个待建的日军机场很快遭到了我方两次飞机轰炸，游击队也开始袭击负责施工的汉奸和工头，敌人机场建设被成功阻止。因为赤坚电台的信息准确及时，徐佩珩及丈夫龙学湖在抗战胜利后双双获得二等龙华奖章。
抗战胜利后，秘密电台完成使命而被撤消，内战一触即发，而徐佩珩却拒绝了新的任命，辞职回到丈夫的老家海南。1950年，由于时局原因，龙学湖惜别妻子儿女，只身离开中国内地，之后重返南洋，在马来西亚定居，从此一水隔天涯。 那40年间，徐佩珩带着四个子女回故乡务农。承受着诸多的各式各样的罪名，咬牙独力抚养四个儿女长大成人，目前子女均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徐佩珩也在1990年，与分隔40年的丈夫得以相见。 徐佩珩的家中，有一张友人送来的手绘画《母子同心》。画面上一位年轻母亲背着绳索正在用力犁地，身后四个孩童也在帮忙推着木犁。徐佩珩的儿子说：“这就是我们儿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父亲离开后，家中的日子愈发过得艰难。母亲为了生计，从头学起，每天在田间劳作很久。夜晚昏暗的灯下，等孩子们都睡着了，她还要织毛衣、做针线活来帮补家用。 这样的家境却无法阻止徐佩珩让子女读书的决心，为了儿女的学业，她倾尽其所有。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可她依旧宽容、善良、坚忍。经历了时代的波澜起伏，徐佩珩仍保持着一颗恬淡的心，她花了20年的时间，手书了50万字的回忆录和30万字的游记。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她前70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抗日期间的经历，许多人和事都记录得非常详细，极具史料价值，手稿现已被广东省档案馆收藏。
１９９５年７月，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热浪中，徐佩珩接受“黄埔电视”的采访，她领着记者，经过一番的寻觅，终于在一片废墟中确认了当年设立秘密电台的所在，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她异常平静地说：“几十年来，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当年我投笔从戎，不为升官，不为发财，只求救国。抗战胜利五十年来，我一直只是个为两餐奔忙的普通老百姓，每当我回忆起当年那段血与火的生活时，我都有一种自豪感，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我对得起我的祖国，对得起我们的民族，对得起那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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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7 2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