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偷渡，是人民内部矛盾

69届新生

2014-11-30 08:5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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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好不容易“督卒”成功，听说马上就要被遣返，辛酸的泪忍都忍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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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2日，习仲勋在怀集县林场视察。从左到右，许士杰、习仲勋、张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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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中，港英警察搜捕出大批内地偷渡入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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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2月，习仲勋在广东农村视察了解农民真实生活。从左到右，齐心、习仲勋、张汉青、胡庆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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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退潮时，露出大片的泥滩，曾经有人踩着相片中的泥板，沿珠江口岸边的泥滩，一个晚上去到蛇口，涨潮时，抱着泥板浮游过香港……

□陈佐翰
　　偷渡，在一个时期，被看作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是敌我矛盾，抓回的“偷渡分子”，被关押，审讯，甚至判刑，后来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怎么回事？
　　A
　　1962年，白云路的火车站疯了!
　　1962年3月，平静的广州白云路火车站，突然人声鼎沸，成千上万的群众潮水般涌向铁路售票处，要买到深圳附近平湖的火车票，不管是广州人，还是来自东莞、南海、佛山的珠三角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到香港去。当时不知哪里传来消息，英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开放三天，也有人甚至说，香港对内地去的人不抓，还安排职业谋生。一传十，十传百，珠三角群众无需号召，无需动员,都自觉动起来了。没边防证，买平湖的票，后面的路就是爬也要爬完它。人们离心似箭，开始还老实排队。住在白云路的人还记得，起初排队买票的人有一两万，一两万？想不到吧，许多还拖儿带女，衣衫褴褛。丧失买票信心的人突然见火车汽笛一响，潮水般冲向车站，爬墙冲进月台，砸烂车窗直接钻入车厢，人们起哄，嚷叫，有些见车就爬，也不知道是否向南的列车，使得到北京上海的车全部停运。次日香港报纸大字标题：“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  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大陆饥民满布边境山头  约七千人昨进入边界”“中共大量放人出境  万人伺机偷渡”。
　　市长曾生召集市里领导紧急开会研究对策。这件事他们也想不到。解放以来，建设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后来极“左”的政策，使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边活不下去，还不如过对面。因此，临近香港的宝安成为最早也是人最多的偷渡地盘。历史资料显示，“深圳历史上共出现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广东省共偷渡外逃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为什么一向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广州老百姓突然变了呢，大的原因不必说了，1962年影响广州的还有着具体的原因——
　　1961年6月9日，中共宝安县委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出口柴草。可能内容还不够具体，到8月27日，再递交一份《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  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中必须解决问题的报告》，报告建议有限开放部分地段，让两地群众增强来往，还列出“开放的地区”：大鹏，沙头角，西乡，蛇口……社员可以携带出口的物品，但进口的物品只能自用，不得销售。还规定，每月赴港不超过5次，带出的农副产品不超过5元，带入产品不超过5斤或5元，这叫“三个五政策”，也就是中国第一次开放政策，但限制却很严，当时魏今非副省长批示“同意放宽”之后，还特地写上：“主要是对边境地区的一种照顾，这不是增加开放口岸，也不是小额贸易。”但政策一放宽，老百姓的生活就有所改善，甚至出现解放以来第一批香港商人来做生意，宝安人的生活眼见着好转，这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啊。县委书记李富林甚至说，要把宝安“建成商品粮、水产、鲜、肥料、游览五大基地。”他送了些地瓜干给广东省委书记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陶铸高兴地说：“老曾（陶铸夫人曾志）收到了，斯亮（陶铸女儿）说好吃，我还吃了几块呢。”
　　陶铸不仅是吃几块地瓜干就高兴，他在想政策的问题。1962年3月，他接到一份报告，潮汕、梅县八个地区出现断粮、逃荒、卖孩子甚至自杀。他知道，1955年广东粮食177亿斤，1958年减产15亿斤，1960年，农民粮食配给减少60亿斤，相当于八个月的口粮，吃蕉头、蕉根，甚至吃糠皮，许多地方一天一顿只有一两米。他想，与其让老百姓在这里饿死，还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过香港谋生。但这时的红头文件却还是老一套说法，要求各地制止偷渡，对偷渡者要坚决收容遣送。
　　B
　　当时，英国当局限制内地人进入香港，当时香港3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广东人。很多家庭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大陆，叫人长期不见面，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这时，广东省已经开始反思，不能把逃荒者作为“盲流”，地方可以开证明让他们逃荒。这一年，针对中央指示“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广东也自有安排。压缩？好呀，宝安老百姓不是想逃难，而是希望被“压”到香港去。陶铸当然知道老百姓所想，但他没明说，而是讲，我们广东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不叫偷渡。
　　广州市委也有领导人说：“去香港也是压缩城市人口出路之一嘛。”政法委主任寇庆延对老百姓为什么偷渡说得更明确：“一是英国当局限制内地人进入香港，这是根本的原因。二是香港3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广东人。很多家庭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大陆，叫人长期不见面，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现在，许多人对当时领导的这种思想还不敢相信，真的会这样吗？真的，这种开明的认识，来源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首要的不就是要老百姓填饱肚子吗？！
　　1962年3月，省里决定，赴港审批权下放到公社和大队，换句话说，想走的都可以批。
　　这时，沙头角出事了，因为一条街分两边管辖，一是英国，一是中国，小孩滚个铁环也要到英国那边捡去，两个执勤的英军经常训斥我方的人，终于引起我方不满，一些调皮的孩子用弹弓打了一个英方巡警的眼睛。冲突由此而起，双方的人员立即冲到界碑之前，持枪对视，气氛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那时有规定，如发生重大事件，宝安可以与省里高层联系。宝安书记李富林立即拨通陶铸的电话请示，回电说：“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
　　第二天，陶铸从广州来到沙头角，听了汇报之后，陶铸气愤难平，说：“有什么了不起，放十万人过去，看他们怎么办？！老李，通知边防哨，把岗哨撤了。”什么？李福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陶铸见他不懂，再催，李富林说：“这……还是您通知吧，您是广州军区政委。”陶铸接过了电话。
　　第二天，老百姓下地时有所发现，边防的战士一个也没有了，一些脑子灵活的人立即高声喊，放人喽，放人喽！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大批的老百姓从各地涌来，一窝蜂地向香港方面涌去，爬山的爬山，过河的过河，到边界铁丝网，上千人一起呐喊，推掉它，几十米的铁丝网轰然倒下，几千群众排山倒海冲过去，第一批的百姓确实留了下来。逃亡的数字惊人，城市农村，大人小孩，1962年5月31日，宝安逃出1万1千人，东莞6月7日更是逃出2万7千人，增城、三水……都逃出不少，越滚越大。《广东省志·公安志》指出，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广州火车站的事件，正是这一事件的产物。
　　广州白云路的事件仍在继续，1962年6月5日，省长陈郁家里气氛沉闷，他知道白云路的火车站已经聚集两万多人，派去的警车被群众烧了，京广大动脉堵塞。此时坐在他家里的还有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还有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等人。此时，大家担心副市长孙乐宜的安全。他已带一队民警到火车站宣传，可广播车被推翻，群众泼上汽油焚烧。在陈郁家这个碰头会上，有人提议戒严，也有人反对。这时陶铸从广西回来，知道了情况，说：“什么内部矛盾，烧车，还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6日起，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开进车站，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四处逃散，1600多名群众进了收容所。第二天早上，火车站空无一人。北京严令广东省委把偷渡的事情当作第一要任来抓，宝安的三个五政策停止执行。
　　一切又回复原样。
　　C
　　习仲勋对宝安县的干部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冷冷清清，要下定决心改变面貌，让逃过去的人回到我们身边。”
　　1978年，“文革”已经过去，方苞成为宝安县委书记。这时又来一次偷渡潮，方苞自己也被红卫兵斗过，也看到宝安人民吃番薯粥，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政策总是摆来摆去，1962年，宝安偷渡的数字是12144人，可这次偷渡的是17456人。宝安此时30万人，在香港的也有30万人。为了反偷渡，生产队长、公社支书开会时都表态自己不会参与，“我们不会给社会主义丢脸”，可是……可是……没几天全跑了。1977年11月11日，省里在广州南湖宾馆开了一个会，王首道、焦林义、王全国，还有邓小平，听了关于偷渡的汇报，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哪里出错了？”
　　方苞知道了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也在深思。
　　过了没多久，新来的省委书记习仲勋会见县委书记，听到一个个汇报时说：“别汇报了，跟我到宝安，调查研究去。”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景，习仲勋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在收留所有几个被反绑着的农民在地上蹲着。习仲勋要民兵把绳子解开，其中一个还有张小纸插在口袋，拿过一打开，是偷渡路线图，习书记问：“怎么要跑呀？”一个小青年望望习仲勋，说：“往香港跑的，每月几百块钱寄回来。”
　　习仲勋没作声，对方苞说：“要抓这里呀。”他指着脑袋，指加强思想教育。方苞也不知那来的勇气，说：“抓？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我们天天吃番薯根。”习仲勋没有回话。
　　走到大队办的思想学习班，看到都是支书，习仲勋走到一个支书面前，问：“你说说，为什么都往香港跑？”那个中年人用广州话说：“呢个嘢好难讲既！”
　　习仲勋交代“三不”：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然后人群中听到一个声音：“我看，不要治……”
　　“什么？”他不懂广州话。方苞也感到奇怪。习书记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后说：“不治，人不是跑光了吗？”
　　“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吗？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吗？”
　　一句简单的话，令习仲勋没话说了。宪法，啊，宪法什么时候认真执行过？他心眼里佩服这个书记，没有发火，一句话深深触动他的思想。回去后，他对宝安县的干部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冷冷清清，要下定决心改变面貌，让逃过去的人回到我们身边。”方苞此时也放心了，说：“希望书记能开口子，把过去搞错的东西回复过来。”习仲勋回答：“我同意，搞错的都搞回来。”
　　习仲勋视察宝安后，分析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逃港历险见闻
　　羊城晚报主任记者李小瑛诉说上世纪70年代在深圳当中学老师时身边“督卒”（特指偷渡港澳）悲惨事件——
　　为了生活 付出生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海南岛大丰农场中学调到深圳光明农场中学当老师。光明农场临近香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香港电视，接触到语速很快、图像光鲜的画面。这里的人崇拜香港。每天，都有香港货车过来农场运走农产品，香港的货车司机口气大得很，眼中的内地人根本就是一穷二白的可怜人。对比太强烈，天堂、地狱的分界如此清晰，做香港人成了不少人的人生目的。我在光明农场中学待了两年，听到最热衷的话题就是如何过去做香港人。有一次和老师们到水塘游泳，看到我娴熟的泳姿，她们十分惊奇我怎么还留在这里，为什么还不游到香港？
　　救生圈早已禁卖，商店的塑胶枕头买到断了货，吹胀气后就是一个救生圈，抱着塑胶枕头跳进冰冷的海水中，对岸的繁华支撑着多少人的梦想，淹死的、被鲨鱼咬死的时有发生。而从陆路逃港，高大的狼狗就能撕碎逃港者的梦想。面对狼狗，只好抱紧边防战士的裤腿。
　　我的老师同事中，丈夫、兄弟、姐妹……不少人有过逃港的经历，百折不挠，屡败屡战。有个老师的老公已经逃港多达7次，每次都被抓回来关进看守所。但他仍不死心，还在时刻准备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一天半夜，人声狗吠声连成一片，众人都被唤醒了。“抓住他！”的声音一声紧过一声，突然，几声枪声响过，一声惨叫，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原来是来自清远的一对准备逃港的情侣，走了几天路了，好不容易来到临近香港的地方，准备当天半夜趁黑“督卒”，民兵追截时开枪，男子中弹而死，女子被押看守所。
　　香港回归后，一群热心人士在当年最多偷渡人员死亡的大鹏湾立了一座纪念石碑，悼念那些逃港途中的亡魂。毕竟，他们曾为追求美好生活付出了生命代价。

　　广州市党校教授陈小玲述说当年华师附中同学、后来广州知青的“督卒”经历——
　　两种选择 百味人生
　　我们华师附中初一（三）班的几个男生当年在东莞插队，有两个成功“督卒”的，现在在美国都是成功人士了。在班里的群里常说要写下那段惊心动魄的回忆，但直到现在还不肯写。我们附中高三时的一个同学，晚上还在东莞插队的村里夜校教村民马克思哲学。天亮就听说半夜已“督卒”成功。
　　70年代初，很多知青回广州练习游泳实施“督卒”。我们到海南的广州知青黄姑娘，她的男朋友在“督卒”失败几次以后，觉得有把握时，就从广州跑到海南带走了她。队里派出团支书去海口把她追了回来。那个男朋友果然成功督卒并去了美国。黄姑娘后来嫁了团支书也移居香港了。多年后与当年的男朋友在香港碰面。看到他在美国混得不好，黄姑娘告诉我，幸亏那时没有冒险“督卒”。

陈佐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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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慈

69届新生 发表于 2014-11-30 08:53
这孩子好不容易“督卒”成功，听说马上就要被遣返，辛酸的泪忍都忍不住啊

定性定论之后,"过河卒"在80年代纷纷回乡省亲,少咗两岸禁锢的悲剧.

橡草

当年细小的香港，收留了不少走头无路的广东知青！在感情上来说，香港就是他们重生的故乡，做人，不要忘本！

橡草

当年细小的香港，收留了不少走头无路的广东知青！在感情上来说，香港就是他们重生的故乡，做人，不要忘本！

LiDeJi

那个时期，大陆给香港输送了大批健壮的劳动力（经受过翻山越岭，挨饥抵饿，长途游泳的考验），为香港的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有力支持。

依慈

LiDeJi 发表于 2014-11-30 19:49
那个时期，大陆给香港输送了大批健壮的劳动力（经受过翻山越岭，挨饥抵饿，长途游泳的考验），为香港的腾飞 ...

都是铁人三项全能的叻人。

LiDeJi

依慈 发表于 2014-11-30 20:14
都是铁人三项全能的叻人。

是优的人力资源，而且都热爱香港。

62桃李

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者

来源：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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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偷渡治标治本并举

      盛夏7月上旬，烈日当空。习仲勋到职不久，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深圳考察。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一看，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宝安靠近香港，近几年外流香港的有好几万人，土地丢荒有20多万亩。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一天，才抵达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翌日，在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的陪同下，习仲勋沿着一条沙土路来到南岭村。这个地方是个山窝，断垣残壁，荒草萋萋，荒凉得很。这个村子十室九空。原来有600多人，近几年外逃香港500多人，剩下了100多人，大都是妇孺病残。接着，习仲勋来到沙头角考察，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照非常鲜明。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他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房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后来，习仲勋有一次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逃香港，冲击边防线。习仲勋感触很深：建国多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的破坏，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外逃的就会更多了。习仲勋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前来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当时，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广东对偷渡确实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广东边防几个县，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但也不管用。
      习仲勋认为，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才不会外流。习仲勋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力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事情果然不出习仲勋所料。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的高潮，人数高达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
      嗣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前往惠州，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他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一天有二万多人涌入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说：在前一段来看，已达到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偷渡外逃风，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习仲勋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提出，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一定要打好这一战役。
      紧接着，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专程到达珠海市召开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珠海由于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的人仍络绎不绝。1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常人满为患。在会议讨论中，习仲勋同意“偷渡外逃主要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一分析。他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强调正确执行对待抓到的大量外逃者的政策；强调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引渡其首恶；还强调要注意到偷渡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习仲勋说：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偷渡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习仲勋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最后说，要造革命声势，我们从来就是反对偷渡的。我们希望港澳的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并不去干扰港澳的经济生活。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偷渡的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
      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亲自领导下，广东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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