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sunkang33 于 2017-4-24 23:12 编辑
高中毕业了,同学们按照学校的统一分配陆续离开校园,奔赴工、农、商、学、兵各行业,从学生进入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没有选择,只有工作才能养活自己。1972年8月28日拿着这张学校开的毕业分配介绍信骑着旧的红棉牌自行车我来到西片中学(中山八路石路基广州市第12中学),来自9间学校的10个同学到齐后西片的老师将我们介绍给湖北外贸驻广州办事处仓库主任朱家和。朱主任—抗美援朝的汽车连连长,他开着一台“小三马”接我们到位于黄沙大道144号湖北驻广州办事处。 办理了报道手续,黄科长看完我的介绍信后还给我说‘这个你自己保管,我们看了就行了’我随手夹在单位发的小笔记本里,没想到这一夹就是四十二年。 报到第二天单位发给我们坚固呢工作服,上面印有‘湖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中统水鞋。我被分配到业务科下属仓库水产班,负责供港水产的加工工作。仓库在如意坊南站十三道内,每天晚上都有从湖北运来的生鱼、鳝鱼、水鱼、乌龟、娃娃鱼、田鸡、田螺、桂鱼等水产在仓库卸车、第二天加工后运到新风码头装船到香港。
业务科黄科长说:‘你们的工资是按仓库工人待遇每月三十四块五毛、粮食定量三十斤,等下给大家调整粮食的证明这几天把手续办了,九月一号正式上班。报到这几天算半个月工资给大家,拿到钱后先买点饭菜票。参加工作了就是大人啦、不再是学生啦、不要再问家里要钱吃饭了。。。。。。’我庆幸自己能与充满浓厚人情味的领导、勤劳、耿直、忠厚、认真、朴实的师傅们和一群朴实的同事一起工作。
这一天我领到了十七块二毛五分钱工资。买了五块钱的饭菜票,十块钱交给妈妈做家用。这一天开始不再让爸妈养了。 这一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负担。 这一年我十八岁。。。。。。
四十年前的故事----我的第一个师傅
曾大定。湖北人。湖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水产科派驻广州的水产加工师傅。曾师傅四十多岁,长年一人在广州工作,仓库就是他的家。勤劳、耿直、忠厚、认真、急性子。他说的地道湖北话令很多新来的同事无法和他沟通,刚参加工作好一阵子不知道他说啥,他也听不懂我们的话,给他骂不知道,我们骂他,他也听不懂,大家叫他光头曾他也恩、恩的应着。
每天一大早他就起来就查看刚从火车上卸下来的水产,安排当天的加工工作指导我们有序加工。‘才鱼加多少冰、鳝鱼要换水、娃娃鱼、水鱼、要怎样抓才不会被它咬到,乌龟、田螺、青蛙、大闸蟹、冰鲜的桂花鱼、怎样把残次的挑出来。。。。。。’每天加工出口的水产品一般会有十到十五吨,由于都是鲜活商品,每天残次品处理都很多,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大秤边加工边处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找他的人可多了,省委、省政府、军区、医院、学校各种数不清的有关系的单位每天都来找他,‘老曾啊给我们留点才鱼。’‘老曾啊给我们留点水鱼’‘好好,等一下、等一下’。在指挥加工工作的同时他应付着众多的有关系的采购者,有序分配残次品。每天总是忙到最后才吃饭。慢慢的我们跟着师傅也学会了湖北话,学会了对各种水产品的质量分辨、加工、保鲜的技能、学会了诚实做人认真做事。每当我值夜班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拿张板凳坐到仓库门口望着星空听看火车来回倒车与我一起拉家常、谈论着国家大事,师傅文化知识不多却十分健谈。与曾师傅一起工作累!开心!
1976年永远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周总理、朱总司令、***先后离世,这一年广州北站出现多起火车压死人的事故其中一位是湖北的押运员。这一年的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事随曾师傅到北站为湖北供港专列751次列车水产加冰、为押运员派发边防证。每年的11月到春节前隔天都有湖北的一趟专列运载牛、猪、家禽、活鱼供港。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押运员在北站为专列加冰加水、协助押运员处理残次品。一列车有18—20个车。列车一般停在第九道。停车时间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在这个时间里要为每列车加上冰和水、卸下残次商品,时间是很紧的,我们都是提前把每条一百斤的冰条抬到预定的停车位置,每节车要加四条冰。晚上的北站每条道上都停了车,为了赶时间一般我们回程都从列车底部过去。师傅年纪大只负责发边防证和处理残次品,我们都提醒他不要爬车底绕着走,慢点就慢点。但是还急性子害了他。这晚在发完边防证回来处理残次品的路上,他从一列临时停车的列车底部过,这时火车突然启动,师傅一下慌了神后腿没来得及出来车轮就压过来了。‘完了、完了。’师傅只说了一句就倒在血泊中。几个同事赶过来抱起师傅流血的身躯、捡起断腿、在北站医护人员简单处理后抬上了运冰的大货车送往陆军总医院。从三元里北站到流花路陆军总医院,路是这么黑、这么远、车是这么颠、这么慢。。。。。。师傅流血过多。。。。。。
那一刻眼泪忍不住涌出,生命竟是如此脆弱、生死只在刹那间,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师傅那浓重的湖北音‘么事?快点、搞么事、个把马。。。。。。。
- 容
回复 undefined : 我记得1976年12月的那个晚上,月冷风清,我和一个同事在当时的仓库主任(老朱)家聊天,听到了这个噩讯,我当即骑自行车赶往陆军总医院,到了医院,听说曾师傅不在了,是因为失血过多当时就去世了。我是在医院的太平间见曾师傅最后一面,白布单下的脸苍白苍白.....可这张脸昨天还是红光油亮、胡子拉碴、高声讲话、大口吃饭,工作越忙,这张脸越是容光焕发。视工作为唯一的曾师傅,身边有我们这群青年小伙小女子,人到中年的他是那么的姿意、那么的开心!谁曾想,这一切会在1976年12月的这一天戛然而止!命运太残酷。就像一把锋利剃刀瞬间嵌进心里,血喷出而后痛。太平间最后一面,我甚至来不及心痛,走出医院,一轮清朗的月,照见一地的落叶。人说:月圆照人团圆。可今夜,却月圆照人离.....
- 我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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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甲之年,回眸幕幕如过电影,珍惜生命,大智若愚。
- 背景画挺好,黑白照感觉挺好。感恩自己的生命进程中出现的过客-------父母、夫妻、子女、发小、同学、同事、朋友、或者工作的服务对象甚至宿敌,这是一种缘分,他们都是有缘人,珍惜身边的每一个有缘人,他们让你感悟生命!珍惜生命!
四十年前的故事----我的第一位领导
赵新文—湖北黄冈人,原四野炮兵团长,北战南征一路南下到广东,71年到地方工作,任湖北外贸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处长。
处长一直喜欢穿一身军装,冬天的时候一身呢子军服更显他军人的气质、威严,每天见到他大家都会自然立正、恭恭敬敬叫一声“赵处长好!”。在单位上班每天都见到很几次,每次见面大家都是不自觉就叫上一句。处长也每次都点点头回答“好!”。一次职工大会上处长突然颁布一条新规定“以后大家每天见到我叫一次就行啦。不要见一次叫一次,办事处五十多人我每天要点几百下头累不累嘛!”。哈哈。。。大家会意地笑到一起。其实是他的为人加气质令大家见到他都会很自然就叫他一声“赵处长好!”。
老处长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体力工作,但是每次大家忙的时候或者加班他都是搬个凳子坐在二楼的走廊上看着大家、不管白天或晚上都要守着大家直到工作完成。见到他大家工作都特别得有劲。他的专用“吉普”也经常成了外勤员工的交通工具,“工作为重、工作需要你们就用”每次他要到市里参加会议都会带上外勤的同事一起,先把他送到会议地点后,我们用他的车去办事后回来接他。记得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坐他的车一起去办事,到了市里开会地点把他放下我们就去办事了,跑了3个单位,回去接他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隔着门口的玻璃看见到他一个人坐在值班员旁边的凳子上,开车的老林师傅说“叫你们快点!你看处长在等了,这下肯定要挨批了!”。3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怕去叫他,后来两个同事把我推进去了。这下遭了,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等多久了?“赵处长。。。”刚开口处长就打断我的话问 “业务办好没?”“3件事都办好了、要您久等。。。”“没关系办好就行,回去!”。一路上3个人坐在车上不敢吭,处长却一路上与老林师傅说笑聊天。此后大家都自觉遵守一个原则“十一点半前不管事情办没办完都先接处长”。毕竟这是处长的专车!说起专车还有一个故事—76年办事处新调来了一位“政工干部”新官上任,因为要用车处长没同意产生意见,他就提出质疑‘这辆吉普车到底是专车还是公用的!’事情闹到湖北外贸局。局长说了一句话 “这辆吉普车是局里配给赵处长的专车,是考虑他的身体和工作需要,按照办事处的级别是不能配小车的。”从此这位干部再也不敢提用这辆车。
处长喜欢看书、看报,《南方日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都是他每天必看的报纸。他经常对大家说“我就是没文化才当不了大官,你们要多学习、多关心国家大事”。处长十几岁就当兵,青春都献给了祖国解放事业,只是在部队里学了一点文化。学习文化知识成了他现在的主战场。每当周末休息时看见当时广州军区、广空的领导过来看望他,每个人都是敬个军礼叫一声老首长好!。我就想如果他文化知识多一点、身体好一点一定是部队的大官!。。。。。
处长特别关心年轻人,72年之后陆续有年轻同事加入到办事处工作,单位大半以上都是青年人,发挥青年人的积极性尤为重要。
76年办事处团支部第一次改选,他亲自过问,并以党支部书记名义在选举结果报告上写上批示。我还清楚记得,那天我把这张团支部改选投票结果的报告呈给他批,他看后在报告上直接写了团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名单后给了我,刚走出他的办公室门口,他又把我叫回去,想了一下又在报告写上“呈报工商局共青团团委批示”,对我说“还是要报到工商局团委你拿去”。也许他突然发现自己可能越权了。当年中南五省驻广州办事处归口广州市工商局管理。(其实他也没越权,当年办事处虽然党员不多但是由于处长的资格老党组织一直都是党委编制。对湖北外贸局报文件都是盖党委的印章,属地管理的广州市工商局有意见,提出办事处只能是党支部,为免影响两省市关系对广州市有关单位都是以党支部名义。)我拿着报告来到了位于长堤大马路的市工商局,团委书记反复看了几次,想了一下后拿去给局长,局长看了后哈哈一笑着对我们说“赵处长批示了,我们就按照执行就是了。”这下我为难了,发展一个团员都要工商局团委最后审批何况是支部改选。这是一个组织原则问题,我跟局长说“既然按赵处长批示办要不就批签同意吧。”局长又一笑“赵处长批示了我们就不能再批了,也不用再批了”。我急了还想说点什么团委书记拉了我一把说“哪有在领导的批示上写同意的!”哦。。。处长是他们的上级啊?我拿着这张报告回到单位,第一个见到是政办室杨主任就向他作了汇报。杨主任听后说“不行这是组织原则问题,一定要团委批。”他自己拿着报告骑着单车上工商局去了,快下班的时候只见他一脸的不高兴回来了,嘴里说着“这怎么可能,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这不是搞一言堂吗!”原来他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第二天他又向湖北省外贸局团委报告,结果最后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按赵处长批示办”。这张惊动两省市两个局、由湖北办事处赵新文处长签批的薄薄信纸成了最终的“红头文件”没人敢接、只好由我这个团支部书记一直保管,最后成了我个人藏品中的一页!这也是我参加工作后经历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当团支部书记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没有补贴更没有工资,只是多了一项工作、多了一份责任。当了十年团支部书记发展了一批团员、为团员青年做了一点工作,没有辜负处长的厚爱。
赵处长一个作风硬朗敢做敢为而又平易近人、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员工严格要求而又严于律己、大事把关、小事不管、一心为公、。。。。。。他是一位深受大家敬服的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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