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庚和小平 这不是故弄玄虚。史学家发现，促使杜鲁门总统下决心使用原子弹的，是中国一位的“007”。 1987年9月，在美国费城举行了《美国宪法》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活动，美国政府邀请各国显要作为嘉宾出席。被邀请的中国人一共有三位：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夫妇和蛇口工业区主任袁庚。前两个人的出席可以理解，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美国人请了一个跟美国历史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地方官员出席。 袁庚，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他的故事被多次提起。他冒着被再度打倒的风险而写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将被永久载入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但是尽管如此，美国人的邀请仍然让人感到不解。 费城的纪念大会之后，少数宾客应邀登上总统的游艇。里根总统热情洋溢地对当时在场的，为美国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几个人物特别表示谢意。第一个人是南非主教图图，第二个人南美洲的人权领袖，第三个，就是中国的袁庚！在场所有的人为袁庚鼓掌，但谁都不清楚里根总统感谢他什么，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韩叙。韩大使悄悄问袁庚，美国人怎么这样尊重你？而袁庚矜持一笑。 如果把时间退回43年，我们会突然发现，袁庚确实承当得起今天美国人对他的这份敬重。那时他犹如盟军远东情报战线的“00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出色情报工作，拯救了无数盟军将士的性命。 袁庚真名叫欧阳汝山，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棚区王母圩中和里，加入中共时改名袁更。解放初期出国护照上误写为袁庚，一直沿用下来。 今天的国人，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想到的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但是实际上还有一支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队伍，孤悬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得到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高度评价。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亦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 １９４４年４月间，盟军部队空袭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战斗中，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尉飞行员克尔驾驶的战机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中，克尔被迫跳伞逃生，被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小鬼队”营救，藏匿于九龙一个山洞里，躲过日军一次次搜捕，最后辗转护送到广西桂林。克尔中尉将死里逃生的经过，详细报告给美国常驻昆明的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陈纳德向华盛顿请示，美方表示希望与东江纵队进行情报合作。 1944年10月9日，东江纵队就与美国进行情报合作的问题，向党中央发去了请示电报。收到电报后，***当即批示：“抄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请周复。”10月13日，党中央回电同意了东纵的请示。随即，纵队设立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正式任命袁庚为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主管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敌占区的情报和交换情报的工作。为了方便与盟军联络，特别授予袁庚上校军衔。 1944、45年，美国空军“飞虎队”常常远道由昆明飞到香港，虽然长途跋涉，但是每次出动均能准确无误地轰炸日军的核心军事设施，招招致命。人们无不称赞飞虎队飞行员训练有素，投弹近乎百发百中。但是又有谁知道，袁庚领导的东江纵队情报处早已将日军在香港的军事设施调查清楚，连同地形地标全部记载在地图上，使得飞虎队轰炸机能够对日军基地造成致命打击。 东江纵队情报处先后向美军提供过日军在广州天河、香港启德、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和说明，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计划图、日军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攻击队K2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香港日军海防图等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他们被盟军誉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这中间最为精彩的一笔是找到了美军苦苦寻觅而没有发现的日军王牌部队，“雷波部队”。 1944年的衡阳战役中，在代号为“波雷部队”的日军129师团的打击下，国民党守军第10军伤亡惨重，军长方先觉被迫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并率各师师长向日军投降。衡阳战役后，“波雷部队”突然销声匿迹了。 臭名昭著的“波雷部队”是日军的王牌部队，他们的行踪备受美军关注。虽然美军每天用三部电台，形成交叉信号追踪这支部队的动向，但什么信号也没有捕获到。 就在这时，美军开始了“逐岛反攻”计划，逐步由太平洋向日本本土推进。美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随后，美军调整了战略，想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建立战略反攻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迫使日军尽快投降。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执行勘测任务是困难的。袁庚命人去侦察日军在粤东和闽南地区的布防情况。 15岁的情报员黄文，以杂役的身份，经常出入九龙宪兵分部的文件油印室；女情报员文淑筠连续守候在港岛半山区一栋面海楼房中，用望远镜监视维多利亚港日军舰艇的一举一动。很快袁庚就得到了消息，在汕头两岸和福建东山岛一带，发现了日军构筑的洞穴工事。袁庚向甘兹上尉展示了他们所发现的洞穴式地堡结构。这结构与日军在塞班岛、硫磺岛所构筑的工事一模一样：日军为了堵截美军的登陆，用钢筋水泥构筑洞穴式地堡，设置于滩头前沿，每座地堡可容纳四五个军人，配备机枪弹药和给养，地堡前部枪眼紧贴地面，射角开阔，一座座洞穴式地堡按一定距离设置，火力相互连接成网。士兵钻进钻出的门很小，设在地堡后部。战斗开始后，小门即从外面关死，洞穴内的士兵不可能作任何转移或逃生，唯有与洞穴共存亡。除了滩头洞穴式地堡外，日军还在后方设置了大量的洞穴式工事，有的是利用天然山洞，有的则是依山崖挖掘而成。大小洞穴也互通成网，宛若迷宫，他们藉此负隅顽抗。很快这一重大情报火速送达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他们获得的情报虽然振奋，但是日军的雷波部队却没有消息。为此袁庚派出大量的侦查人员，他们化装成小学教师、卖菜的、修鞋的……总之一切眼线围着汉奸转。一点一滴，把零散的消息变成完整的有价值的情报： 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正沿着惠樟公路向惠州进发。袁庚判断，这支部队很可能就是雷波部队。然而证实这个判断并不容易。为此袁庚命令情报人员进行深入侦查，确认包括其师团部队所在地，各处布防和装备、中队以上指挥官姓名等。 接着，东纵驻广州和东莞等地的情报人员买通了一名日军翻译，从他的口中得知了驻守在这里的日军是“波雷部队”。至此，“波雷部队”的失踪之谜解开了。原来，日军情报机构得知，美军想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就命令“波雷部队”关掉所有电台，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从衡阳一路南下秘密到达广东沿海伏击登陆美军。这也是美军无法查知“波雷部队”踪迹的原因。 得到我方提供的情报后，美军决定避开“波雷部队”。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８日，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白宫主持召开一次如何结束战争的高层军事会议。会议否决了原定在日本本土和华南沿海登陆的作战计划，决定了一个所谓“政治解决”的构想，就是致函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投降，则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 历史学家认为，袁庚领导的“东纵”联络处，向盟军提供的情报，无疑为美国最后下决心使用原子弹，同时放弃在华南沿海和日本本土登陆的计划，提供了依据。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早上８时１５分，Ｂ－２９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全球第一枚原子弹。但是日本政府没有立即投降。３天后，即８月９日，美军在另一个日本城市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８月１５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句号。 题外的话 对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取得的出色的成绩、亲密合作和不怕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美军代表欧戴义由衷地表示钦佩和感激。在战争结束前一个月，他给东江纵队曾生司令员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道： “我最近从战略部的负责人那里收到一封高度赞扬我们工作的信，除了其它事外，他说，你的工作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优越的，而且对我们在中国方面这个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这赞扬与真诚的尊重已属于你及袁庚先生所建立与管理的优良组织，对于这一点，没有一个赞扬的字是多余的。我一直清楚你对抗日事业的努力合作态度，并且极其珍惜和我们维系着坦率与诚挚的关系。” 二战结束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诬蔑中共“消极抗日”。中共中央决定通过香港《华商报》，公开刊登这些信函。 事隔２１年之后，中国开展*****运动，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曾生被打倒。广州红卫兵到处搜集他的“罪证”。最后他们在当年的香港《华商报》上，发现了美国人给曾生的函件、电报，认为发现了一宗重大的“美国间谍案”。 而函件电报中又提到了一个“袁先生”。红卫兵穷追不放，终于查明他就是袁庚。 红卫兵“审问”袁庚。袁庚说：他当年所做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要说，必须请示中央，中央批准了，他才能说。1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中央调查部向中央文革打报告，要求对袁庚进行“停职接受审查”。 报告到了中央文革顾问、分管中调部的康生手里。４月６日，康生在报告上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于是担任中央调查部副局长的袁庚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投入专押政要名人的秦城监狱。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袁庚向王光美提起秦城监狱，他才知道，关押他的那间牢房，也曾关押过这位共和国第一夫人。袁庚被押五年之后，经周恩来亲自过问，于1973年9月30日，袁庚才获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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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9 1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