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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萃藻学长与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下，数千名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 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广泛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以下转载于中共广州党史网站»广州党史»党史纪事 >1935年 ：
“消息传到广州，全市学生和各界群众热血沸腾，纷纷行动起来，热烈响应、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广州抗日救亡运动涌现出新的高潮。
12月11日，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同一天，中山大学师生3000多人在王均予、麦蒲费、钱兴、曾生等“中青”骨干的组织下，举行规模盛大的抗日大会，一致通过呼吁全国实行抗日的通电。会后，在“中青”、突进社等抗日团体的组织发动下，广州学生于12日举行了第一次抗日示威游行。中山大学和附中师生3000多人从石牌出发，浩浩荡荡奔向巿中心，沿途高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散发《告同胞书》。途中有各校学生1000多人加人游行队伍。随后，中山大学学生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联络队，加强与全市各校之间的联络，还分别到巿区和农村开展抗日宣传。
12月31日，中山大学等广州各大中学校学生共4000多人冲破当局种种阻挠，再次举行了全巿性的示威游行，并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取消一切压制民众抗日活动的法令，保障民众享有舞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以“中青”、突进社为骨干的进步学生，在曾生、钱兴、粟稔、罗宗煌、吴超炯、李群杰等领导下，与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反动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州学生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中山大学进步教授何思敬、邓初民等也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1936年1月9日，中山大学以及广雅中学、执信中学等广州各大中学校学生近万人举行一二.九运动以后第三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汇集到长堤“新填地”广场，召开广州全市学生抗日大会，许多工人和市民也闻讯参加，与会者达3万多人。大会宣布成立广州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山大学学生曾生被推选为主席。这是参加学校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会后，学生队伍继续游行。行经惠爱西路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门前时，众多学生对其一直以来压制和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径十分愤慨，部分愤怒的学生捣毁了教育厅。”
麦蒲费即原广州市立一中1934届毕业生邱萃藻。早在1933年在一中就读高中时，他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真理，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出版部负责发行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均予取得联系，在广州秘密创建了《时代文化》(党的秘密刊物)读者会，发展会员30多人。 1934年邱萃藻考入省立勷勤大学。是年，各地“时代文化”读者会改为“中国青年同盟”，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组织。1935年7月，王均予因上海党组织被破坏而选择转移到广州，同邱萃藻等骨干重建“中青”，取名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仍称“中青”），领导核心是王均予、邱萃藻和钱兴。 “中青”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团结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基本任务。并仿照地下党的活动方式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生活制度。“中青”组织遍及广州大中学校并向外县发展。先后共发展盟员160多人，其中广州约占100人。成为当时广州地区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组织最严密的党的外围组织。 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王均予、邱萃藻、钱兴紧急碰头磋商， 与“突进社”联合策划，由中山大学起带头作用，并带动各校学生一致行动，由曾生负责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钱兴负责中间联系。示威游行的宣言是由王、邱、钱起草，在大石街刻腊纸油印。广州“一二.一二”运动在广州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了三次学生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大游行，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推动了广州以至全省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 | 
发表于 2013-12-9 1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