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洒招工路

嘉嘉

         1975年夏天，火热的太阳照耀着增城县南香山脚的土地。在这片山村贫瘠的土地上，我和我们广州市第一中学的老三届知青同学们已经辛劳地耕作了七个年头。除了个别被招生读书、迁移别处、冒险逃港的同学，依然有三十多位同学在此日起而作，日落而息。

     原本一起分配到我们生产队的七个知青已经走了四个。和我一起下乡的妹妹扬扬在1974年冬天被招生回广州读中专了，文华顶职去了湖南铁路局做巡路工人，海清病退回城了，阿强逃港去了以后杳无音信，生死不明。还剩下的男生曾明和阿帮，每天在生产队里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俨然成为老农了。而我已经在这里成家了，在这年的端午节后生育了小儿子，我的女儿送回广州父母家养育着。知青生涯不同的遭遇让我们曾经年轻而朝气蓬勃的性格变换为深沉的漠然。

     某天，大队通知我们去开会。当我们聚集在那狭窄的会议室里，管理知青的民兵吴营长给我们讲话了。他的说话大意是：“现在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开始对知青进行招工了。被成功招工的同学将回到城市工作，还没有招到的人要继续安心在农村劳动等待消息。”他的话恍如一颗重磅炸弹，让沉闷的知青群体骚动起来。在那如死水一样沉寂失去了希望的心灵里激发出沸腾的浪花：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城啦！

     我们每个人认真地填写着招工的表格，把离开农村回城工作的热切希望倾泻在这张薄薄的纸片上。

   

(待续)

嘉嘉

     当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我的家公老祥很不解地说：“*主席不是说知识青年要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吗？怎么现在又要走了呢？”我没有许多的语言给他解释，我深知知青的心愿他不会明白的。这个在农村披风沥雨辛劳了一辈子的老农，为了养活他的一窝孩子，练就了一身本领，他会造房子、榨油、耙田驶牛、插秧，所干的一切农活都是年轻人的师傅。但是他不明白，知识青年有更大的抱负，他们不甘心在农村耗费一辈子，他们要读书，要做工人，要学技术，要回到城市、回到父母的身边。如今这朝思暮想的机会已经来临了，谁会不愿意走啊？

     过了两天，大队部通知我：因为我是与当地的青年结婚的，所以我要比其他同学补充两个文件：一个是夫妻不会因为招工而离婚的保证书，一个是我广州的父母家庭同意接纳我回去居住的同意书。这两个文件写好以后还要盖上所属单位的公章的。

     当天晚上我们夫妻就写好了保证书，保证无论我分配到任何地方，都不会与老公离婚。并双方按下了红红的手指模。其实我心里觉得这样的保证书是很荒诞的，夫妻感情能够用一张薄纸来维系吗？但是为了完备手续，我们只能屈从了。

     我把需要写接收证明的事情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快地回复我：“你是我的女儿，我们无条件地迎接你回家。即使你把孩子和丈夫一齐带回来，我们也可以接受。无论目前家居怎么的挤迫，我们即使一齐睡地铺，也要把你迁回来！”不久，广州方面就寄来了“接收意见书”，上面盖着我父亲的单位“广州市电信局”的鲜红印章。

     我把所有文件交给了公社知青办公室。然后心情平静地等待着那招工的好消息。

(待续)

嘉嘉

LiDeJi 发表于 2013-12-2 21:58
是否有人假离婚，回左城先至算。

那时的人没有这么奸诈的，要不就真的离了.

嘉嘉

    从夏种到秋收，稻子在田垄里渐黄。知青们悄然离别了农村。不清楚是谁先走谁后走，不清楚大家被安排去了什么单位，一切在默默地进行着。只有我家隔壁住着的知青曾明在离开前的晚上来告诉我：“明天我就会走了，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再见了！”我心情复杂五味俱全地送走了我们生产队的最后一个同甘共苦的同学。从此一排知青住房变得孤清寂静。

    直到秋收结束，我的招工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我去新塘公社知青办询问，办事员告诉我，我的档案已经被分类到了广州市房管局，就等他们来拿了。叫我回家等通知。我就毫不怀疑地安心地返回了。最后，在元旦前，全大队的知青就走剩我和我们班的同学亚辉了。

嘉嘉

    亚辉的遭遇很悲惨。读书时他是我们班最斯文的男生，性格文静内向如姑娘，学习成绩很好。他务农的生产队距离我们生产队大约2公里的路程。来到农村一年多以后，不知道他是思虑过多还是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患了精神分裂症，偶尔会出现危险的行为。善良的农民怕他发生意外，总是自发地伴随在他的左右保护着他。他也回过广州治病,经治疗有所好转。由于他的病况，令来招工的单位不欢迎了，所以他也迟迟没有动静，被遗留在农村里。

    他来到我的家向我倾诉郁闷的心情。看着他垂头丧气的面容，听着他焦虑的无助申诉，我安慰着他，叫他多来我这里玩，来我家吃饭，别一个人憋坏了。我的老公阿罗高中回乡在生产队当会计。他很同情阿辉，就相约他一起到增城县城的县知青办了解情况。某天，在冬日的寒风中，他们每人骑着一部借来的单车出发了。顶着北风骑行来回90公里路程去到县知青办，却是无果而归。

    春节过去了，当我再去公社查询的时候，却听见了坏消息：1975年的广州知青招工已经结束了。由于上级有通知，已经在当地结婚的女知青春节后暂停招工，所以我的档案已经被抽了出来，不能参加挑选了。我很失望，伤心，无奈。我猛然明白，我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别人的手中。

    我的第一次招工就这样夭折了。

（待续）

嘉嘉

69届新生 发表于 2013-12-2 22:50
沉痛的回忆...

真的很不想回忆这一段历史啊，很伤心.
今天终于把它写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那段历史的真实.

嘉嘉

LiDeJi 发表于 2013-12-2 23:09
有人会说这是峥嵘岁月。

见仁见智了。

嘉嘉

meiqliang 发表于 2013-12-3 06:42
回复 嘉嘉 的帖子

同感，但有时想下，回广州后未必一定如意，或者一早落岗呢，无左E十的好生活呢？只能向前 ...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是体验世态炎凉,当时真的很彷徨.

嘉嘉

     我的招工失败了，却无意之中成就了丈夫阿罗的职业路。

     阿罗是生产队唯一的高中生，大家推选他当了会计。在1975年正是中国大地兴起“批林批孔”“分辨儒家法家”运动的火热时期。大队组成了宣传队，抽调阿罗去参加了。他每天带领着一班刚刚毕业的学生哥写文章出墙报，四处去宣传。他的积极表现让大队支部的安书记看在眼里，很欣赏他的。

     刚巧在这年的秋天，农村信用社需要在本大队招收一名工作人员。安书记就对阿罗说：“你老婆已经填报了招工表了，以后她回到广州工作，你在家耕田，如果你去探望她，连车脚也没有，空着双手，怎么行呢？安排你去信用社工作吧，有份工资帮助你啊！”阿罗就这样成为了信用社的职工了。

     阿罗每个月有30元的工资，对于我的家庭是很兴奋的事情。但是他经常要去开会学习，又要买米买油买家庭日用品买饲料，工资就每个月都花光了，我们没有积蓄。我自己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劳动，要支撑全家三口人（我、女儿、儿子）在生产队的开支，很吃力。为了多挣工分，我背着一岁的儿子去劳动。但是儿子身体弱，经常生病，在夏天猛烈的阳光下他的头上长满了疮。我不得不常常歇工照顾孩子，劳动收入就减少了。在夏收以后生产队的分红预算中，我家超支了。超支就是把我的工分值扣除在队里的口粮杂粮支出以后，收不抵支了。我辛勤地劳作着，却欠了生产队的钱了,以后拿什么去归还呢?我很彷徨啊！

嘉嘉

     过了1976年的中秋节，某天，大队副书记来福给我送来一份表，他说：“这是专门指定给你的，全大队就这一份。”我看看，原来是“知青招工表”。我又遇到了招工的机会了。这个时候阿辉已经在我们知青同学的努力游说疏通下被吸收回广州上班了，全大队就只剩我一个未被安排工作的老三届知青了。我认真地填写了表格交到公社去。这时新塘公社已经划分为新塘、永和两个行政区，我们划属永和公社知青办管理了。

     我细细回顾第一次招工的经历，觉得当时自己太胸有成竹了，自以为是政策公布大规模招工万无一失，因此消极等待失去良机，以至后悔不及的。这次，我要吸取教训，主动积极地活动联络，免得又空欢喜一场。我就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丈夫阿罗，争取他的支持。

     从此我频繁进出公社知青办公室，办事员小钟每次看见我，不等我开口，就安慰我：“慢慢等候啊！”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所有的知青资料已经送到增城知青办了，我只能去那边询查了。我就准备上增城去。

嘉嘉

     从我们大队到增城县城40多公里，是狭窄的烂泥沙路，交通很不方便，每天只有三班交通车，如果乘汽车去，去到人家都下班啦。为了争取时间节省车费，阿罗就联系了隔壁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让他们上增城办事的时候，捎带把我也拉去。

     元旦以后的某天，终于等到了拖拉机出发的日子。为了不误车，我在清晨5点多就起床了。我摸黑去到拖拉机经过的路边等待着。咻咻的北风刮过，四周原野寂静无声。我伸长脖子往公路张望着，许久，才听见了拖拉机“突、突”的马达声。在一辆手扶拖拉机上露天的车斗里挤着五、六个人， 他们把我拉了上去。拖拉机颠簸在高低不平的泥沙路上，人就东倒西歪的象坐在筛子里，根本不能坐稳。又冷又累的在路上颠了4个多小时终于去到了增城了。我不顾饥饿疲劳，马上去找市政府里的知青办公室。

     增城县城位于山区，早晨的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大街冷清清的，气候也清冷清冷的。我觉得特别的寒冷，心情也很忐忑不安。市政府位于一座古旧的庙宇式的房子里，知青办公室是一间暗暗的厢房。

     知青办公室的一个男同志接待了我。他知道了我的来历以后，就打着官腔对我说：“你回去好好地劳动，安心在农村啊！”我对他说：“我现在已经超支了，怎么能够安心呢？如果我有一份工资，收入多少就花多少，也不至于欠债啊！”但是我的话打动不了他，我只能退出了。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乘坐着手扶拖拉机，喝着西北风，吸着泥尘，每次都是灰头土面的往来于增城的路途上，却等不到任何的招工的信息。我的心就一直往下沉。

嘉嘉

     有一天，我又去到了县知青办公室。因为我已经去过几次了，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他们就指点我说：“旁边的办公室里有广州市第*制药厂来招选工人的工作人员，你去问问他们要不要你吧。”我进入隔壁的房间，只见一张长长的桌子上缧着一叠叠的档案，有五、六个人围坐在桌子旁边翻看着这些资料。我对他们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然后直率地对他们说：“你们招收我吧！我很希望能够回广州工作啊！”可是他们几个只是抬了抬眼皮，没有一个人回应我。他们每个人都象是庙宇里的泥塑似的面无表情沉默寡言。我感到无比的寒冷，无比的伤心，觉得自己是个被遗弃了的人，再也没有人理解我和帮助我了。我悲从心中来，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面对着他们我嚎啕大哭，把一直以来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委屈发泄出来。但是他们依然是那么的冷漠，视如不见，甚至没有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我抽泣着跨过了冰凉的石板路，走出了市政府的大门，离开了这个让我感觉无比冷酷无情的地方。

      在回家的路上，我蹲在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里，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半路上，天空落下了毛毛细雨。春寒冷雨点滴在心头。同行的人把车斗里装公粮的麻包袋遮在我的头上和肩膀，我就这样绻缩着摇晃着晕眩着回到了生产队。

嘉嘉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着，我在家操持着一切农活，养猪、养鸡、种自留地、打柴草。那时我家养着2只猪和一群鸡。生产队分配给我家的任务是每年上缴国家一只“任务猪”，每只猪的重量必须超过120斤。还有是按照人口计算的每人一只鸡的“任务鸡”合计4只鸡，每只鸡的重量要超过1.5斤。这些任务卖到公社食品站里，是牌价收购的，单价只有几毛钱。自留地里种植的蔬菜番薯大部分都拿来喂猪了，只有那芋头可以在墟日里卖出几个钱。到了1977年春节前生产队分红的日子里，在公布的“社员分配榜”上，我的名字排列在“超支”的栏目里。我拿着私章在会计的分配清单上盖上红红的印，却空着手回家。我望着年幼的孩子，不知道自己还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摆脱超支的行列，“超支”象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我的肩膀上。我多么希望能够及早地当上有工资收入的工人，脱离贫困的山村啊！

嘉嘉

69届新生 发表于 2013-12-5 17:43
农民每年上缴国家一只“任务猪”、每人一只“任务鸡”。养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天哪，什么世道 ...

无奈啊！那个年代生存艰难啊！

嘉嘉

    丈夫阿罗在信用社里工作很积极，经常下乡搞信贷的，很受农民欢迎，也认识了一些朋友。某天，他下班回家告诉我：“上次与你一起坐拖拉机到增城的振南叔很同情你的遭遇，他有个远房侄子明哥在县政府里做办事员，振南叔愿意去沟通联系，看看明哥能不能帮助你。”过了几天，振南叔带着我到了县政府的宿舍楼找到了明哥。明哥四十多岁的年纪很热情，他看见我以后很惊讶地说；“你是广州下乡的知识青年啊？怎么那么的瘦弱呢？”他不了解我曾经患过钩虫病，并引起贫血心悸，目前还没有彻底痊愈。他耐心地倾听了我的诉说，很同情地说：“单职工户的家庭在农村的生活的确是很艰难的，我会尽力去帮助你联系有关部门，你下次把你丈夫的户口簿和粮簿带来，以证明你是单职工户的知青，希望能够获得照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