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前后的广州一中（1956-1959）

张志湘

大跃进前后的广州一中（1956-1959）

序：《学生手册》（1958-1959学年度）

我手头保存着一本广州一中《学生手册》（1958-1959学年度），它真实地记载了那一段时间我在高三六班的学习生活。

这本《学生手册》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封面——学校、班级、姓名、学年度、学生须知（本手册由学生自己保存，但老师索阅时应即交出；上课时交给提问老师；每周要交家长查阅等）

封底——注意事项（3-104页由学生记载；班主任每周记上出缺席情况；家长每周签字等）；公私合营清华印刷厂承印

1-2页：课程表

3-104页：每一天每一节课课题、提问评分、教师签名等。

105页：学生成绩表（学科、学季总评、出缺席情况、班主任签名、家长签名等）

106页：奖惩登记表（年月日、奖惩方式、原因、校长章、家长章）

107-108页：操行评语及等级

109-110页：学校和家长的联系、家长对学校的意见

111页：关于学生之升级、留级、毕业、补考之通知

112页：家长须知、电话、住址

由此可见，这本《学生手册》的主要是记载每天上课（活动）的具体内容。正因为如此，它也相当于一本日记，真实地记载着每一天的上课（活动）情况。例如。：1958年10月7日的记载——

时间		学科	课题或习作摘要	评分	教师签名
星期三	1	化学	金属的特性
	2	俄语	第一课
	3	历史	太平天国运动
	4	代数	数学归纳法
	5	物理	测验
	6		勤工俭学
	7
	8

每当我打开这本《学生手册》，拂去岁月的风尘，揭开历史的篇章，高三阶段的学习、生活，历历如在目前。现在就让我根据这本小册子，回忆一下当时母校的情况。因年代久远，一些细节可能与事实有出入，还望知情者指正。

一，全民大办钢铁，数学老师牺牲

1958年下半年，中国掀起一场“超英赶美”运动。具体地说，就是要在钢铁产量方面尽快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但是当时中国钢产量比较低。1957年只有535万吨。于是，中央提出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任务，要求达到1070万吨。可是，国家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多建一倍的钢铁厂，只好发起“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企图通过群众运动迅速提高钢铁产量。从城市街道的小脚老太太到农村的普通农民，一下子都成了“炼钢工人”，更不用说学校的师生了！

当时，我校每个班都在大操场建了“炼钢炉”。据我的《学生手册》记载,10月9日（星期四）第6-7节课，“讨论炼钢问题”；10月13日（星期一）第6-8节课，“全校动员为钢铁而战”；10月14-15日（星期二至星期三）都是停课“为钢铁而战”；10月18日（星期六），“昨夜炼钢，今晨休息”；10月20日（星期一），第6-7节课，“停课搞钢铁乎！”……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炼钢炉”是炼钢厂的“高炉”、“平炉”。它其实就是在地面上用耐火砖砌起的一个汽油桶大小的炉子，旁边安放着风箱。高度大约1米。所谓炼钢，就是炉内架起木柴把上面的焦炭点着，然后把废钢废铁放进去，再用风箱鼓风加大火苗、提高炉温，把废铁烧化成为铁水，就算“炼钢”成功了。（当然，所炼出的，只是一堆含碳量极高的废铁）

就在这全民大办钢铁的狂热中，我校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高中数学老师伍寿仪在炼钢过程中，用一根钢管去捅炉内的焦炭和废钢废铁块，岂料这根钢管竟是土枪枪管，里面还有火药，而伍老师恰好把装火药的部分放进炼钢炉中，火药遇火爆炸，几十粒钢珠射入伍老师的胸膛，伍老师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的《学生手册》在10月27日（星期二）中记载着：“全体老师为伍寿仪老师送殡，故上午停课。”但大办钢铁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的《学生手册》记载着：10月26日（星期一）第8节班会，“讨论炼钢安全”；10月28日（星期三），“停课准备搞钢铁、放‘卫星’”；10月31日（星期六），“钢铁卫星日”……

伍寿仪老师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但我认识他。他是广东人，那高高瘦瘦的身材，和蔼可亲的面容，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国家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钢产量，早就达到年产1亿吨；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瞎折腾”，终于成为历史。伍老师在天堂也可以安息了。（未完待续）

张志湘

二，学生停课军训，教官喜结良缘

1958年，台海局势比较紧张。国际上阶级斗争也很尖锐复杂。在全国掀起了大办民兵师的热潮。我校也不例外。据我的《学生手册》记载：9月15日（星期一）下午6-8节：“防空演习”；9月22日（星期一）第八节校会：“听台湾海峡形势报告”；9月29-30日：“民兵大操练”（停课两天）；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6-8节：“本校民兵团成立大会”；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6-8节：“射击预习”；11月22日（星期一）第八节班会：“民兵班讨论”；12月4日（星期四）下午6-8节：“射击预习”。

由此可见，根据“全民皆兵”的思想，有时甚至要停课搞民兵训练。

当时，我校来了两位解放军同志作军训教练。其中一位叫徐光福，另一位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好像姓李）。两位都是外省人，说普通话。他们负责全校各班的军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十分辛苦。所谓军训，还是以队列训练为主，偶尔搞下射击训练。由于解放军同志亲自指导，同学们进步很快，成绩显著。

这两位教练，后来好像就退伍留在我校。不久，他们几乎同时结婚（爱人都是我校广东籍工人）。第二年又都做了爸爸。前些年，我打听一下，二位还在一中，但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家了。祝他们健康长寿、生活美满幸福！

顺便说个趣事：由于教官“徐光福”的广州话发音类似“除光裤”，当时我班同学便把“李史天（副校长）-陈庭仲（语文老师）-徐光福-赵福基（高一时班主任）”等几位老师和教练的名字连起来“造句”，用广州话读出就是：“李史天把陈庭仲除光裤（徐光福）揍腹肌（赵福基）”。O(∩_∩)O哈哈~^_^有趣吧？（未完待续）

张志湘

三，        名为“勤工俭学”，实则义务劳动
     勤工俭学制度，由来已久。上个世纪初，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蔡和森等就曾到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它的本意是，学生边读书边做工，赚取一些劳动报酬，补贴生活费用之不足。
     1958年下半年，中国各学校开展的勤工俭学，恐怕都是没有劳动报酬的。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参加体力劳动，克服好逸恶劳的坏习气，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觉悟。至少，我和我的同学在当时所参加的各项勤工俭学活动，都没有报酬。因此，这实际上是义务劳动。
当时的勤工俭学，有几个特点：
一是安排时间长，往往冲击文化课学习。从我的《学生手册》第1-2页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到，1958年9月14日-11月22日，大体上每周安排2-3个下午；11月23日起，则是每周两个下午加上星期五一整天。（星期五叫“勤工俭学日”）至于临时性停课参加劳动，更是家常便饭。——如果加上大办钢铁时间、军训时间、停课搞卫生时间、写大字报时间、进行大辩论时间等等，实际上课时间并不多。
二是校办工厂劳动为主。当时，在校内东南角（今饭堂一带）有一排平房，就是校办工厂，在勤工俭学时间，我们经常在那里劳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制作耐火砖（大办钢铁需要）。在一个木模子里填入耐火泥，用木槌拍打结实，再把模子拆开，拿走“砖头”。晾晒干了，再送进砖窑煅烧就成了。由于年轻，每天站着举槌拍打数千次，倒也不觉得累。记得有一次，我正举槌怕打时，有一位加拿大外宾来参观，还给我拍了照片。
三是劳动内容繁杂。由于勤工俭学的主要目的是思想改造，所以并不强调学习某一项生产技能。我们当时劳动的内容也很丰富： “盖水泥厂厂房”（1958年9月19-20日两个下午）；“抢修芳村铁路支线”（9月24-27日）；“去荔湾人工湖劳动”（挑塘泥）（10月11日下午）；“搬运石英砂”（11月10日下午）；“运瓷器”（11月28日）；“义务劳动”（11月5日上午，内容不记得了）；“去越秀西湖劳动”（1959年1月24日全天，“越秀西湖”大概是今天的流花湖）等。
这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抢修芳村铁路支线”了。这条铁路线，就是广州钢铁厂的铁路线。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使钢产量一年时间翻一番服务。为此，全市干部职工居民学生，都要去工地义务劳动。当时的芳村，还是一片农田。小山丘上则是坟地。我校学生在中秋节前奉命赶去工地挑土方。我清楚地记得，1958年的中秋节之夜就是在芳村铁路工地上度过的！——查一下《万年历》，这一天是阳历9月27日。大家24小时轮流上阵。晚上，工地上一片灯火通明。不时可以看到腐朽的棺材板、尸骨和完好的棺材。无数具腐尸发出的臭味令人作呕。但大家毫不在乎，热情很高，没有畏缩。我当时是“兼职记者”，一边劳动，一边到各班采访，编写油印小报，分发给各班。（可惜一份也没有保留）
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不懂得尊老敬老。对于老年人免费乘公交车，说三道四；更有甚者，强调“我上班很累”，在公交车上不给老年人让座（我因还在上班，天天遇到），真是数典忘祖。试问：没有我们这些爷爷奶奶的辛勤劳动，能有荔湾湖、流花湖、东山湖的秀美景色供你享受吗？我们年轻时为广州市建设出了力，老了享受一下有何不妥？说到累，你的体能能和老年人相等吗？老年人站半个小时同年轻人站半个小时，谁更累？胡耀邦、肖华十二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走路还要打仗，累不累？我们年轻时参加那么多的义务劳动，有谁喊过累？！哼！不说了。再说我就成九斤老太了。（待续）

张志湘

四， 出《一中青少年》  登《广州青年报》

五十年代的广州市一中，有一个校刊，叫《一中青少年》。我从进入高中不久就应聘为记者、编辑，直至毕业。

《一中青少年》的主办单位是校团委和学生会。每两周出一期。它不是“纸质”的出版物，而是六块（八块？）大黑板。大黑板分立在主楼东门前面两侧。很显眼，读者不少——因为它的内容很丰富，既有校园新闻，又有班级新闻，还有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和漫画、宣传画，所以很受师生欢迎。曾有一段时间，我和潘邦榛（笔名珊斯。今广东粤剧院著名剧作家）、荀炜（外班同学。后失去联系）三人合作，撰写章回小说《哪吒游记》，在《一中青少年》连载。笔名从各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就叫“珊炜湘”，三个人轮流写作。文风半文半白。内容以学校生活为主，有褒有贬。当然也不限于此。我记得，大约是1959年上半年，学校附近的如意坊发生火灾，大火烧了几个小时之久，最终使繁华的墟市变成一片废墟。我以哪吒脚踏风火轮从天空观看的角度，描写了这场大火。现在的如意坊，是一片死气沉沉的仓库区。而大火前的如意坊，大多数居民是是渔民和社会下层居民。以木板房为主。楼房不多，且很低矮。街市很繁华，卖水产品的档口，卖日用品的小商店，卖蔬菜水果的铺子等，都有。横街窄巷，人来人往，摩肩擦踵，熙熙攘攘。火灾发生在白天。有没有死人就不知道了。为了描写火灾的惨烈，我还“借用”了《口技》一文中对火灾描写的句子哩。（不知道算不算抄袭？）

校刊出版前，我们几个同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主楼前取下一块块大黑板，用车推到北侧50米处的第一排平房的学生会办公室（几排平房大都是教室。第一排平房前面是一个小操场，小操场西面靠围墙处是饭堂）。在那里，有的同学改稿、排版，有的同学用冷水（加少量胶水）把立德粉兑开成浆糊状。然后由汉字写得漂亮的同学，用毛笔蘸着把稿件抄写到黑板上，画上插图和花边。全部完成后，再运回主楼前，装进黑板架。

由于喜欢写作，我试着向报纸投稿。我写的报道《八年老屋洗澡记》终于在《广州青年报》发表了！这是1958年2月25日的事，当时我正读高二。1959年1月27日，我的一首儿歌《大家来讲普通话》，在《羊城晚报》发表——这是我在大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1959年，潘邦榛和荀炜也都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作品——潘邦榛写的是粤曲，荀炜写的是小说。这都要归功于当时社会风气正，《羊城晚报》真正做到了认稿不认人。不然，我们几个默默无闻的中学生的作品，怎么能够登上全国第一家晚报的版面？——再看现在，在某些报刊发表文章要靠关系；有的不仅不给稿费，甚至要自掏腰包买版面，才给发表作品。多么可悲！（待续）

五，术业各有专攻   不必面面俱到

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至今恰好50年。回顾这50年来的经历，反思一下在中学学过的课程，觉得很多知识无用。

现在的中学，高中二年级开始分文理班。考大学，数学是必考科目——尽管文理科考生题目不一样。我认为没有必要。应该从高一开始分文理班，文科学生不再强迫学数理化生，只把它们当做选修课来学。高考时文科生不考数理化生，只考政治、语文、外语、历史、地理。其理由是：

第一，在我这一辈子，高中学的许多数理化生知识都没有用上。数学只用到平方开方百分比、二元一次方程、勾股弦、平面和多面体的面积和体积计算、制图基本知识；物理只用到阴电阳电、正极负极、火线零线、线路图；化学只用到酸碱盐基本知识。以上这些知识基本上是在初中学到的。对我这个文科生来说，高中阶段深奥的数理化知识，一辈子也没用上。例如，数学中幂的几次方、反三角函数、正切余弦，物理中的欧姆定律、焦耳-楞次定律，化学中的分子结构式、炼钢法、烃等，一辈子也用不了一次。

第二，全面发展的人极少。由于每个人的大脑左右半球思维重点的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有的偏向文科，有的偏向理科。我从读初中起就偏科，重文轻理。考大学时，如果也要考数理化生，那我肯定落榜，只能一辈子做个普通工人农民。好在我们那个年代高考报名分三类：理工类、医农类、文史类。文史类考生只考政治、语文、外语、历史、地理，而不需要考数理化生。就这样，我才考上大学，后来还当上教授。

第三，有人可能会说，多学一些数理化知识，可以开拓思路，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哦。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会越来越不够用哦，所以中学应该多学一些基础知识。不错，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会越来越不够用。许多知识随着岁月的流逝会过时、无用。但许多新知识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学习。例如，我的电脑知识就是从退休那年（2001年）开始学习的，由于退休后每天还要上班，都要用到，所以越来越熟练。此外，我还开了微博、博客、手机微信，还有自己的QQ空间；每天我都上网发帖灌水——这些知识，都不是中学学到的，而是在实践中以及老年大学学到的。

又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读研究生时，为了准备毕业论文（《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和阶级属性》）答辩，曾看了一些有关哥德巴赫猜想（和陈景润有关）、海相沉积与陆相沉积（与李四光有关）、优选法（与华罗庚有关）的书刊。这些自然科学常识，都是自学的。其基本观点，至今没有忘记。

所以说，根据我的体会，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的特长得到充分发展，真正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不应向他们灌输一辈子都用不上的知识，应该从高一分开始分文理班，文科考生高考时不应考数理化生。（待续）

张志湘

平心而论，我的高三理科成绩，还不至于一塌糊涂、一败涂地。数学、物理还可以，只是化学差一点。请看《学生手册》中的成绩表——

张志湘

六，课业负担不重   学生健康成长

1958-1959年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的中学生除了学习文化课以外，还要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学习知识。例如，大办钢铁，制耐火砖，到万顷沙砍甘蔗（及种甘蔗），军训等等。因此，真正上文化课的时间不太多。

总体上看，五十年代的中学生负担比现在的学生轻得多。不少同学上学时连书包都不带，几本书、几个笔记本往胳肢窝一夹，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脚上趿拉着木屐（木拖鞋），甚至打赤脚，就去上课了。老师讲课也很随便。有个制图课老师，姓吴，最喜欢用半边屁股坐在前排同学课桌上讲课，十分有趣。记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把作业交来！我在你们制图作业上签上我的大名：‘口天’”。

即使是高中生，课外作业也不多。晚上花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写完。

年轻人生性好动，体育课是最受欢迎的。刘继明、林泽三、杨文欣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站排时，一位男生不好好站，林泽三老师就批评他说：“你都高三了，过两年就做老窦（父亲）了，仲咁八厌（还这么调皮）!”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夏天的体育课，一般都是游泳。由班级体委带队，在如意坊码头坐小船到对岸的海角红楼泳场游泳。由于无人辅导，也不考试，我去过那么多次，依然没有学会游泳，成为终生遗憾。

下午，一般在四点钟就放学了。这时，球场上到处是学生。我当然也不例外，打打篮球，玩玩单双杠什么的。玩得一身汗，天快黑了，才回家洗澡吃饭。记得当时许多男同学都会在单杠上玩“小振上”——双手抓住单杠，身体前后摆动，当双脚在前到达一定高度时，突然往下一甩，双手同时向下按，使身体突然上升靠近单杠，然后双臂伸直撑在单杠上。记得学兄欧阳旭（57届，后来考上长沙铁道学院桥隧系，在西部地区山沟里修路架桥几十年。晚年落户深圳）最会做。可是我怎么也上不去。不知是不是臂力不够所致。

由于高中时加强了体育锻炼，高中阶段是我身体发育最快的时期。初中时，我差不多是班级最矮的，在教室里都是坐第一二排。高中二三年级时就坐到教室的倒数第二三排了。最终，身高定格在一米七。

由于高中时加强了体育锻炼，我们大多数同学的身体素质一直不错。记得有一位叫陈式才的高年级同学，长期保持着广州市中学组男子跳高纪录，成为我校一宝。当时有同学在《一中青少年》模仿《罗敷传》赋诗云：“日出东南隅，照我陈氏楼。陈氏有好仔，取名叫式才”（后面的诗句忘记了）。我班体委杜润强当时就参加过全市马拉松比赛，跑完全程，成绩合格。大学毕业后，我在东北一所中学当老师，校运会上我还和学生一起跑三千米。跑完啥事没有（我的爆发力不行，耐久力可以）。不像现在有的学生，跑800米就晕倒；跑1000米就猝死。虽然我已年过七旬，但至今仍在工作，乐此不疲。走南闯北几十年，从未因病住过院。好了，就此打住。（待续）

张志湘

  七，兄弟班情谊深   五十年心连心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市一中实行“兄弟班”制度。简单地说就是高中班与初中班“结对子”，“一帮一”。例如，高三某班与初三某班结为兄弟班；每一个高中同学都要带一个与自己学号相同的初中同学为弟弟（妹妹）。高中班还要派出同学担任初中班辅导员，协助初中班班主任管理班级，组织活动。1958年时，我担任了初一八班的辅导员，同时带学号与我相同的黄伟雄（毕业后去了香港）做弟弟。

辅导员除了上课，基本上要和弟弟班同学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与他们谈心，做思想工作；指导他们写作业等。放学后，还要到他们家中走访，与家长沟通。由于是同龄人，互相之间没有隔膜，“倾得埋”（谈得来），大家关系十分融洽。弟弟班的同学们都喊我做“老张辅导员”。高年级的学生辅导员等于是“副班主任”，班主任老师多了一个助手，也很高兴。当时许多同学的家我都去过。去的最多的是住在恩宁路昌华大街的鲍铿家。他家是一栋三层楼房。地方比较宽敞，家长也很好客。放学后，许多同学都喜欢到他家聚会（当然主要是写作业和玩）。鲍铿比较淘气，后来在学校、老师和家长共同帮助下，有了很大进步。毕业后在广州市百货公司工作。后来去美国定居，与同班同学陈德闻结婚。现在夫妇俩在美国开餐馆。前几年，我还同他们通过电话呢！

我毕业时，由下一年级的潘昭勋（后来他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广西日报社工作）担任辅导员。但我与这班同学关系甚好。我考上大学后，平时都有书来信往。每逢元旦，他们则寄贺卡给我。记得有一年的自制贺卡，充满涂鸦，用红药水写满各种玩笑话，甚至在信封中夹着糖果寄给我吃，十分有趣。我大学毕业后到东北后，其中一些同学还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有的同学在婚姻恋爱上遇到问题，还写信征求我的意见。1990年，我从东北调回广东后，更是多次应邀参加他们班在穗同学组织的活动。潘昭勋辅导员也和我一起参加了这些活动。例如，到东莞市邓湘雯新居作客；到公园聚会；到某老人院看望患有早老症（谁也不认识；一句话也不说）的一位同班同学等等。有时，远在英国的黄美韶还和我通电话，互致问候呢。跨越半个世纪同学情谊，真是难得！

后记

原来打算只写高三阶段生活的，谁知越写越多，把高中三年的一些人和事都写上去了。这样，题目也得改为《大跃进前后的广州一中（1956-1959）》。（完）

附：1958级初一八班校友通讯录（局部）。为尊重个人隐私，涂去了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请谅。

张志湘

回复 依慈 的帖子

看来，老校友的回忆录还是有用的。这不，“兄弟班”的传统，至少又提前五年。

张志湘

张志湘 发表于 2013-6-4 21:30
七，兄弟班情谊深   五十年心连心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市一中实行“兄弟班”制度。简单地说就是 ...

附件：初一八班通讯录第一页前四名都是辅导员（包括简宜明、蒋赞平）
空格之下，才是学生

张志湘

有趣！学友们从50年代的教育制度谈到现在的人才培养，探讨得越来越深入。

唉！现实与书本总是有一定距离的。许多东西，书上是根本不会讲的，但现实又不得不这样做。只能在实践中去领悟。

朱镕基给某会计学院的题词就是“不做假账”。可见——

张志湘

      五十年代末，市一中学生有趣的文娱生活也不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
      1，校学生会组织的1959年（或1958年）的元旦晚会，在礼堂举行。学生会干部男扮女装，戴着头巾，表演小合唱（诙谐的俄罗斯民歌《妈妈要我出嫁》），逗得全场哈哈大笑。记得第一段歌词是：“妈妈要我出嫁，把我许给第一家。第一家他是个不忠实的人哪。妈妈我不嫁给他！”后面几段唱到“第x 家是个好喝酒的酒鬼”、“第x 家是个没有钱的穷鬼”、“第x家是个不懂事的小孩”、“第 x家是个大傻瓜”等等，一共九家，都有毛病。到最后一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妈妈我嫁给他。” ——这是否也反映出当时的婚嫁观呢？     
    2，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伍德昌的拿手好戏是演奏“锯琴”——用钢丝弓子在手锯（锯木材用的普通锯子）上演奏《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如泣如诉，十分动听。余音绕梁，如雷贯耳，半个多世纪不退。至今印象深刻。不知现在市一中还有没有人会演奏？

张志湘

回复 如梦令 的帖子

没见过？校庆时请伍德昌再表演一下（记得以前表演过）。好吗？

张志湘

就是用这种手锯，演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