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在纪念知青下乡四十周年的时候写的,曾经在广州日报大洋网和粤海知青网发表,并获得大洋网2008年优秀原创奖。今天在母校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在此重新发帖,就权当是我送给校庆的小小礼物吧。并籍此机会,向我的母校致敬,向曾经培育过我们的老师致敬!永远忘不了的园丁:陈平校长、傅校长、潘主任、老师曾繁光、陈诗铭、梁灌林、陈克吾、向勤......,向你们敬礼!
知青岁月
(五)
晨曦初现,雄鸡的啼鸣声把我们唤醒。打开窗户一望,白茫茫的一片晨雾笼罩着青山绿水。人们的脚步声夹杂着牛犊的叫唤声,勤劳的农民已经开始新的一天了。
我们去到水井边洗涤。水井只是在田角挖的一个大水洼,旁边没有砌石头,泉水在底下冒出来,我们蹲下就可以汲取那清澈的水。
上午,队长安排保管员瑞伯带我们去熟悉地方。
生产队后边的大山名叫南香山,郁郁葱葱,方圆百里远近闻名。我们的村庄就在山脚下。生产队分成三条自然村落,都是清一色的泥砖屋,没有楼房。村民都是客家人,全村二百多人,除了一户姓梁的之外,都是罗姓,同族的宗亲。
生产队的土地是顺着山势分布的一级级的梯田,大约有一千多亩,高低错落大小不一地层叠着,灌溉渠道流淌着山泉水。旱地上种满一行行的甘蔗和木薯,水田里栽种的是稻谷。间或的菜地是社员的自留地。
山坡上长满了枝叶茂盛的荔枝、乌榄、白榄等果树。半山麓有一个大山塘,青幽幽的水望不到底;田地的中央还有一个大水洼。这些都是农业灌溉的水源。
田野上有一组一组的农民在劳动,有的在收割了早熟稻子的土地上种着冬种作物,有的在犁田,有的在割稻子。
这里离大队部有一公里多,寄信、购买生活用品都需要步行小路到大队的供销社去买。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山村啊!
瑞伯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生产队是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粮食充裕、分红水平居全大队的前列。荔枝是这里的特产。
我们一群知青东张西望,对这个新环境感到新鲜好奇。
(七)
初到农村生活的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其一,走路。农村劳动是赤脚的,无论是春夏秋冬,都不能穿鞋子。特别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除了除夕至年初四可以穿鞋子,初五开工就必须赤脚了。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虽然锻炼过不穿鞋子上学,但是当我们在真正的农村的泥沙地上走路,就十足象一个瘸子。粗大的沙砾、草头、树跟,扎得我们呲牙裂嘴,而且还需要扛着锄头挑着担子在走。有一次我粗心大意踩到了野生灌木两面针的枯叶,一排又尖又短的干刺锋利地扎进了我的脚板,那酸痛的滋味令眼泪也流出来了。我们经常都要挑刺。特别是在深冬的清晨六点钟,全体社员集中起来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分工作业。我们赤脚站在水泥地堂上,脚趾冻得红通通的,不停地在跺脚。那滋味真的很难受啊。
想不到原来在广州的大马路和阴凉的骑楼下走路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
其二,煮饭。初期生产队安排我们煮饭的地方是榨油作坊,那庞大的砖灶上架着一口大锅,直径有一米多,足以放进一头猪;灶膛是梯子灶。本来这是榨油的炒麸锅,现在榨油季节过了,暂时给我们做饭用。我们七个人吃的米倒在大锅里,就象大海中间的几粒粟。特别是那梯子灶,本来是烧花生壳或者稻谷壳的,现在我们把禾杆塞进去,火苗一舔就都到烟囱里去了。我们花费许多的时间和燃料,肚子饿得咕咕叫,辛辛苦苦才能煮熟一顿饭。
这种状况直到生产队给我们买了饭煲和小铁锅,砌了小灶以后才改善了。
其三,个人卫生方面。我们这里的农民家里没有厕所,公共厕所在晒谷场侧边一棵茂密的荔枝树下,是泥砖搭建的瓦棚。下边挖着一个长方形的深水坑,棚顶架着几条杉木,铺着疏疏落落的瓦,四面墙壁都是半截墙。中间就用几块大木板有间隔地钉着,留下空隙刚好给人蹲着方便。那排泄物就直接的掉进水坑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夏天会沤出许多蠕动的蛆虫。厕所门是由几块一米高的板钉的,人来就挡上,人走就挪开。最要命的是这个厕所不分男女的,谁进谁用。我们要进去就必须在外边大叫:“有没有人啊?”
生产队没有给我们知青搭建冲凉房。我和妹妹只好去那四面漏风的公共厕所洗澡。我们轮流站岗,吃力地从井边提着水,小心翼翼地到那里洗涤,恐怕衣服或者自己掉下去,也恐怕那一桶水不能洗干净肥皂泡泡。后来瑞伯带我们姐妹去他的家里洗澡,我们才舒服地洗上了热水了。
男生们就没有那么好彩了。他们在一天的劳累后,满身的泥尘,只能在水井边洗澡。他们打上一桶桶的水,从头顶淋下去,还互相的泼水。冬天的夜晚,他们冷得“嗨!嗨!”地喊叫,或者大声地吼着没韵没调的歌。
可是村民们还责怪他们弄脏了井水了。
其四,挑担。生产队买给我们的硬邦邦的宽大的硬木扁担,挑上担子还笔直的挺着,把我们的肩骨和脊梁骨压得好疼的,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把它放在肩膀的哪个部位才合适。农民们挑着一百多斤的东西健步如飞,我们挑起四、五十斤的担子直打趔趄,走路也歪歪扭扭的。
其五,语言沟通。村子里的人都是讲客家话,除了个别的中年男人会说白话以外,其他人的话语我们听不懂。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家的话,真的需要找翻译。这样我们就经常误会别人的意思,闹了不少的笑话。有时在劳动中他们因为我们的憨态而哈哈大笑,我们却莫名其妙地呆若木鸡。我记得在春天我们在农民的自留地里看见一种植物青青的有棱角的藤苗,问他们是什么,他们说是“侵秧”,说了数次我们还是不明白。一直到了秋天挖掘出它的根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心薯啊,哈哈!
过了一年多吧,我们才基本可以听明白他们的语言,包括方言和俗语,大家可以顺畅地沟通了。
虽然我们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可是我们没有气馁。我们认识到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农村锻炼的,应该真诚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激励着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坚持在农村生活下去。
(八)
客家人是热情好客的,他们淳朴而善良。不少的村民关心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适应农村的生活。
生产队的木工铭伯看见我们握着粗大的锄头柄力不从心的样子,在晚上收工以后,他用圆刨细心地为我们把锄头柄刨细。我们第二天握着光滑合适的木柄,舒适许多了。他还把我们的箩筐底装上竹鞘,加固了它们装东西的作用。
镜林叔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他知道我们使用硬木扁担很辛苦,就砍了竹子给我们削了窄窄的竹扁担,挑着东西轻巧而有弹性,真的没有那么辛苦了;他砍了单竹削出竹蔑,把我们的畚箕装上了硬竹耳,这样挑东西就不用总是去拉那很脏的绳子;他为了让我们能够把生产队分给我们做燃料的禾秆挑回来,用熟麻皮给我们搅扭了麻绳,搜寻了荔枝树的丫杈,削成小巧的草钩安装在麻绳上做成草索,他老婆路娣婶还送来了实心竹做的两头尖尖的长扁担,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索地把一捆捆的禾秆从田里挑回来了。
瑞伯的儿子树根经常很主动地帮助我们干重活。收割的时候他帮我们挑稻谷,一百几十斤的湿谷子压在他的肩膀上是轻松自如;休息的日子他磨好锋利的柴刀把我们从山上捡回来的松树柴劈开,砍成细细的柴枝。
村里的大嫂大婶经常把热乎乎的番薯、香芋塞到我们的手中;住地的杉木上经常挂着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新鲜蔬菜。
女孩子树梅和元娣拿来塑料胶带,在我们的竹笠内编织上一圈圈的鱼网花纹,这样帽子戴着就不会直接压在脑袋上,而可以有通风的孔隙,没有那么闷热了。
生产队里有一群年轻的姑娘,她们才十五、六岁,年纪比我们小,可是已经没有读书,每天参加劳动了。她们有树梅、元娣、满有、卢娣、金玉等十几个,她们和我们姐妹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在农村生活的许多方面,她们成为我们的老师;在劳动的时候,她们成为我们最好的伙伴和帮手;她们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拿来与我们分享。
回忆起农民对我们的帮助,至今我心里还是感激万分,他们有的现在已经作古了,有的还与我保持着联系。
(九)
秋收大忙开始了。
满垄的稻田好象一夜之间就熟透了。一串串金黄的稻谷沉甸甸地低下了头,在强劲的北风中很容易倒伏造成损失,因此抢收成为最紧急的任务。生产队决定每天凌晨三点钟开工,全力以赴投入收割。我们所有知青都义不容辞地加入了秋收的战斗。
生产队的收割小组基本上是按照家庭来划分劳作的。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家庭小组,和农民一起劳动。我和妹妹分到了松满家。松满是退伍军人,在大队小学任民办老师,他的老婆金凤是宣传队的金嗓子,如今为了支援秋收都回来参加劳动了。他们夫妻让我们割稻子,他们干打禾的重活。在读书的时候学校是组织过我们去参加农忙劳动的,所以割稻子难不倒我。我飞快地割着,整齐的禾把排列在我的身后,在冬天的气候中身体也暖烘烘的。秋收时稻田的水是排干的,土地晒硬了,累了可以蹲着割,还可以坐在禾把上偷偷懒,倒也还好的。松满握着禾把使劲地向禾桶里甩,把稻谷打下来。“蓬、蓬”的响声在田野上此起彼伏。冬天的清晨雾沉沉的,露水依附在谷子上,湿漉漉的。当太阳懒洋洋地升起来,禾桶里已经装了满满的一桶谷子,松满夫妻就把它们装在箩筐里,挑回生产队的晒谷场。
过了几天,我们也尝试着挑谷子了。后来生产队给我们买了新禾桶,我们就独立作业了。
午饭是生产队集中开饭,临时的伙夫把饭菜用大箩筐挑到田头,社员们就地围成一圈在吃。菜有萝卜啊,大白菜啊,猪肉等。我们又累又饿的觉得饭菜特别的香。吃完了休息一会儿,我们把刚割下的禾秆铺在田埂上,躺在上边伸伸懒腰。太阳晒得我们眯着眼睛,闻着稻草的清香,觉得很舒服了。
我们最不习惯的是半夜三点钟起来。我们没有钟表,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晚上收工煮饭吃了,洗完澡应该有九点多了吧。我们躺在床上,腰酸腿疼的,连转身的力气也没有。睡梦中我的手和肩膀还一抽一搐的,似乎还在打禾,实际上是疲劳过度了。朦胧之中好象听见了“蓬、蓬”的响声,是到了开工的时间了吗?我艰难地睁开眼睛,用力撑起身体,把妹妹摇醒。我们拿起镰刀和箩筐,摸黑去到田野。有时的确是迟到了,有时却是太早了,静悄悄的四野还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天上的寒星在向着我们眨眼睛。
我们写信给妈妈,告诉她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个闹钟。
生产队给我们买的禾桶是松树木造的,很重。我们很费劲才可以把它抬起来,当桶里装着谷子的时候,要移动它就真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了。我们姐妹两个使用它,收获了一块又一块的稻子。瑞伯家里劳动力多,都挤在一个禾桶干活,他就让儿子树根来和我们一起干。从此挑禾桶和担谷子的重活皆是树根抢着做了,我们才轻松一点。
别以为割稻子是体力劳动,有力气就行,其实也是有技术要求的。除了我们已经掌握的怎样拿镰刀才可以割得快又不会割伤手外,连扎禾秆也需要学。打干净谷子的禾秆要用几条秆把它们扎紧,然后把秆束散开放稳,象一个小人儿一样放在田里晒干做燃料。我们就叫它“秆仔人”。这个我学了三天才及格了。还有是禾把的大小,起初我们没有规律,大小不一,后来在农民的指导下,我们才知道需要根据打禾人的手的大小而放多大的禾把。后来我锻炼到左手的每个指缝都可以夹着禾棵,无论多大的手只要割两手的禾棵就可以组成满意的禾把啦。
生产队长每天巡逻各个小组,检查工作质量。他要求大家在禾桶口放置一只小竹箕,盛装禾桶射出来的谷粒,每天大约有七、八斤吧,保证颗粒归仓。我真实地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十)
我们毕竟是刚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没有独立生活经验,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
冬天的气候很干燥,凛冽的北风吹得我们的皮肤干干的,加上劳动时吸入的微尘,我的鼻腔和喉咙象火燎一样的疼痛。我们只好买来一分钱两颗的水果糖,太难受的时候就含上一颗。
农忙的时候由于每天开工太早了,农民的小孩子都会给父母送早饭,我们没有家人在这里,就没有早餐吃。好不容易熬到九点半收工回去煮好饭,人都饿得软软的。有时实在是熬不过去了,就花一毛钱加一两粮票买两个小饼和妹妹分着吃。那时年轻不知道爱惜身体。后来就患上了胃痛的毛病。直到离开农村以后花两、三年的时间才调理好了。
农业劳动是在野外操作的。那时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无论刮风下雨也要坚持开工。经常是火艳艳的烈日忽然间就转变为倾盆大雨,我们的衣服淋湿了又吹干,冷热交加无常。那时大家也不当一回事。现在年纪大了,腰肌劳损、风湿脚软的症状就出来了。
生产队每隔一段时间就杀一条猪分给各家各户。我们下乡后第一次分猪肉,队长喊到我的名字,我很惶恐,心想拿这么大块的肉怎样弄啊?我就摆摆手说:“不要啦!”队长就把它分给别人了。第二天,一个大婶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要猪肉呢?现在肉食缺乏,生产队好久才有一次肉分的,你们年纪轻轻的不吃肉,对身体不好呀。”我问她:“怎么吃呢?”她告诉我可以买药材煲汤喝。以后慢慢的我们学会了煲汤、煮肉,炒出几个菜也没有问题啦。
生产队分给我们一小畦地让我们种菜吃。在冬天我们也不知道应该种什么菜。我请分配到其他生产队的同学买了菜秧,帮助我种下了生菜。剩下的地方,我们看见旁边社员的自留地里种着苦麦菜,就拔了幼苗种下了。它们长得很快,我们摘来叶子煮熟了,吃下去哎呀好苦哟,难以下咽啊!我们告诉农民大嫂大婶,她们哈哈大笑:“傻瓜,苦麦菜是种来喂猪的,你们怎么可以吃呀?”结果我们把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拔出来送给农民喂猪啦.
(十三) 农闲的晚上,晒谷场上聚集了许多的村民在歇息。小孩子在嬉闹,老人家在聊家常,年轻人就在大队学校老师的带领下跳起了“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的创造,就是一边唱着革命歌曲一边跳舞。革命歌曲是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和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歌曲,例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北京的金山上”等等。我们知青也参加在一起跳舞,举手投足很认真,兴致很高的。 我们姐妹参加了宣传队,晚上还抽时间去大队部练习跳“忠字舞”。在党中央“九大”即将开幕的时候,我们废寝忘餐地抓紧练习,筹备庆祝。我们在生产队教社员唱欢庆“九大”的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在“九大”召开的日子,我们在大队组织的晚会上表演了欢快热烈的歌舞,尽情地抒发着我们对党的热爱之情。 后来我因为对文艺表演不大感兴趣,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就退出了宣传队,而我活泼热情的妹妹就继续在宣传队参加着演出,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公社的村村社社,他们的歌声响遍了四乡的山山水水。 我记得当时新塘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有许多是我们广州一中的知青,他们自编自导,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在劳动的田野上,在冬修水利的工地上,在节日的庆典上,到处留下了他们的倩影。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当地健在的人们还会回忆起他们所带来的欢乐。 |
(十四)
在那个年代政治气氛很浓,毛主席语录天天学,阶级斗争日日讲。
毛主席经常发表最新指示。当大队接到准备迎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就马上号令全体社员到大队部集合,进行庆祝。而这些最新指示总是在晚上到达的。我们一接到通知,就雷厉风行地举着红旗,拉着横幅,挥着毛主席语录和“忠字牌”,锣鼓喧天地排队出发。“忠字牌”是大家自制的,拿一块硬纸板,两面贴上毛主席的像和葵花、红旗等彩图,写上毛主席语录,大约是比A4纸大一点吧,人手一个。
我们整齐地坐在大队对面晒场的地上,在干部的带领下读语录唱革命歌曲。有时最新指示从公社“驾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庆祝会开完了天也差不多拂晓了,第二天我们照常开工。
大队每隔一段时间就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新文件,举行批斗会。在一片茂密的荔枝林里,全大队三千多社员按照所属生产队坐着,中间摆上一张桌子和扩音器,拉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横幅。宣布开会以后,就把斗争对象押上来。斗争对象被绑着手,低下头规规矩矩的。大队干部严厉地对斗争对象喊叫着苛责的话语,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有的过激的人还从台下跳上去对斗争对象拳打脚踢的。我悄悄地问旁边的大嫂被斗争的是什么人,她告诉我他们是地主、流氓等四类分子。
我们生产队也举行过批斗会,贫下中农对队里的地主、富农成分的人进行训话,牵连到他们的子女也是批评教育的对象。生产队的重活都让他们干,甚至死了人需要到山上挖坟坑也是他们要干的活。知青们对这些人是避而远之的。
秋收后生产队分配给我们姐妹一共八百斤稻谷,那是我们八个月的口粮,到夏收以后再分配四个月的口粮。那天大队召开会议,动员社员们交纳“忠字粮”。 “忠字粮”是生产队在完成国家的公粮和余粮任务以后,社员们从自己的口粮里拿出来卖给国家的粮食。各家各户都需要报上交纳“忠字粮”的数字。我和妹妹每人报了三十斤,有的知青个人报了一百斤。在交纳的日子里,我们挑上“忠字粮”, 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地把它们送到公社的粮站去。
(十五)
冬天也是农作物收成的季节。生产队的甘蔗、木薯可以收获了。
收获甘蔗首先要把蔗叶剥去。剥蔗叶的农活也是有学问的。蔗叶上布满许多扎人的小毛,叶边好象锯齿般的割手,一不小心就被小毛扎了,被锯齿割了,又痒又痛的。砍甘蔗也有技术,必须从贴近泥土的根部砍下去,过高过低都不行,砍高了影响明年新蔗芽的分蘖,砍深了把蔗芽砍没了明年就不能再生长了。熟练的农民拿着砍刀一挥,就砍倒一根甘蔗,斜斜的刀口很整齐,蔗头不会爆裂和积水,有利于它的继续生长。在蔗尾的末梢要砍下一段有叶子包裹的蔗种,大约五十公分长,把它们捆成一把把竖在浅水中养着,留待明年春天种植。
我感到收获甘蔗是很辛苦的工作。我们使劲地砍倒一大堆,把它们扎成两捆,用绳子束着挑到大队的糖厂。大队的糖厂离我们的蔗田起码超过一公里远,要穿越田野,趟过河流,再爬上河堤走一段路。又长又重的两捆甘蔗挑在肩膀上晃晃荡荡的,好象要把人绊倒。等我们去到糖厂的时候已经是大汗淋漓,身上穿的毛衣都脱掉了。
糖厂里的甘蔗堆积如山,工人们把它们输送到压榨机里榨出蔗汁,然后盛在糖锅里煮。一排巨大的糖锅直径有二米,糖水在里边沸腾着,冒着热腾腾的泡泡,旁边工作的工人拿着一条大棒在不停地搅动着。当糖锅里的水分蒸发了,糖浆就粘乎乎的好浓。工人就把糖浆倒在了围起来的席子上,冷却后切成长方形的一片片,黄片糖就炼好了。
糖厂里弥漫着糖的香味。我们在席子上拣起一小块糖碎含在嘴里,新糖浓烈的香甜沁人心脾。
收获木薯就很简单了。我们用锄头把泥土锄松,木薯就可以挖出来了。有时遇到很硬的土壤也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挖掘的。然后把它们装在畚箕里挑到大队的供销社去卖。
我们还在山地上铲草皮,晒干了堆在一起烧,沤成火烧土做肥料。
在山上劳动我们也有乐趣。农民拿小石头抛向白榄树的枝桠,“哗啦啦”的就掉下许多的白榄,秋后的白榄特别的甘香,嚼着嗓子很舒服。放牛的孩子采来酸甜的野果送给我们吃。还可以在山地上挖掘象小沙葛那样的东西吃,很解渴的。
社员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歇在树阴下,兴致来了就对唱起客家山歌,一唱一和的,尾音拖得很长,回音在山谷中回荡。有许多老年人也唱得很投入,声音很嘹亮的。我们听不懂他们的歌词,但是明白那是爱情的表述。
(十六)
秋收以后,按照大队的指示我们生产队联合附近的水口、龙马、蔡村三个生产队组成了大联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冬修水利等工作。
农田基本建设是把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梯田裁弯取直,挖通排灌渠道。几百个社员挥锄撬土,挖沟担泥,田野上人来人往,热火朝天。我们也和社员们一起挑土,一身汗一身泥的,一天下来也不知道来回跑了多少路。经过我们的辛勤劳动,纵横交错的田埂将几百亩的水田分割成整齐划一的方块,灌溉渠排列在其间,给今后农业耕作创造了更好条件,真是“旧貌换新颜”啊。
冬修水利是把山塘水库的堤坝加固。冬天水库的水排干了,我们把水库里淤积的泥土挖出来,挑到堤坝上,把它筑宽筑高。这样的劳动需要很好的脚力,挑着担子一步一步地走在斜坡上,很吃力的。干了几天以后就双脚酸痛迈步也艰难了。后来大队安排我去丈量土方,就是每天收工的时候把各个生产队取泥的地方的体积丈量出来,然后计算他们完成任务的进度。这个可难不倒我,体积的计算多么的容易。我找一个人做助手,拉着皮尺左量右量上量下量的,然后用笔算计算结果(当时是没有计算机的哟)。社员们都很相信我算出的结果,他们还啧啧称赞:“你看人家广州的学生就是有学问!”呵呵,我也沾沾自喜啦。
那一年(1969年-1970年)冬天我们被派去修筑红旗水库,红旗水库在现在罗岗区禾丰村的深山里。我们住在当地农民的烂泥砖屋里,睡在泥地上,有的人被安排住在阁楼上,他们在上边一有动静,沙土就“沙沙”地落下来。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挑土筑坝,任务很重。大家都疲惫不堪。
水库管理人员每天在土坝上钉桩,规划每个大队的任务,必须把土筑到与木桩同样高才能收工。有的农民上到坝顶倒了泥土,趁监工的管理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就用锄头把那木桩敲下去一点,大家都恨不得把那木桩都砸进去。
我们足足干了半个月,挑烂了许多的畚箕,挑断了许多的扁担,衣裤都磨烂了,我们每天都是灰头土脸的,人都差不多象难民了。
(十八)
生产队每个月评一次工分。因为农村的收入是要等农作物收成以后才有的,不象工厂可以每个月发工资,所以平时是按月把工分评出来。工分是按照一个人的劳动等级和出勤天数计算的,在年底生产队把全年的收入除以全体社员工分的总和,计算出每十分的分值,再计算出每个人具体的年收入,把家庭的收入扣除在生产队领取的口粮款、杂粮款等等,就是实际的分红了。
评工分是召开全体社员会议,把社员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一个个地评比。平时一级劳动力一天是十分,农忙时是一天十三分。
秋收以后我们知青参加了生产队第一次的评分。由于我们在抢收中表现积极,受到了社员的一致好评,居然被评为十一分,真是出乎意料的。
因为我们是在年底来到生产队的,所以一个多月以后在春节前生产队就进行分红了,每个分值是六毛四分钱,我和妹妹一共分到了四十三块钱。这是我们走进社会独立生活以后获得的第一次劳动所得,我们蛮开心的。我们把钱拿回家给了妈妈,妈妈给我们每个人织了一件漂亮的毛线衣。
(十九)
冬作物都收割完了,春节也将来临了。我感觉在农村春节的筹备是比城市紧张和隆重的。从农历十二月开始,农民就进入了春节的氛围。他们主要做的事情有:
搞卫生。农村住的都是砖瓦房,烧的是柴草,房子里结了许多的蜘蛛网和烟尘 。在春节前晴朗的天气,农村妇女就忙着洗家具,她们把床铺被褥通通洗干净,晾在门前的地堂上,五颜六色的好象万国旗,十分壮观的。然后是扫屋,把一大间的屋子里里外外清扫一遍,洗地板洗灶头,使家居焕然一新。我觉得这项工作是最有意义的了。
做新衣服。农村的风俗是过年必须穿新衣服的。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平时人们的衣服都是陈旧的打满了补丁,但是在春节前,无论家庭是如何的贫穷,他们都要为家人特别是小孩子添置新的衣服。我记得有的农民家里的确是太缺钱了,只能给孩子买新衣服,大人就请来染衣匠,把褪色的旧衣服染色,权当是新的了。他们的节俭给我的影响太深刻了。
做过年待客的食品。那时客家人过年吃的年品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他们做的有炒米饼、糯米糕,最有特色的是木薯片和糖榄角。晚上家家户户呼唤朋友邻居帮忙打饼,“梆、梆”的打饼声充满着村落的每个角落。我们也被邀请去帮忙,老老少少的人们挤在桌子旁边一边忙碌一边说笑,很热闹很喜庆的。当然那时粮食比较困难,所以做饼也要很节省粮食,不能做太多的,所以年品也是很金贵了。
许多的村民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年品,都让我们尝尝。那些很硬很硬的炒米饼、很软很甜的糯米糕、咸脆的木薯片、香甜的糖榄角,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是很宝贵很友好的招待了。
(二十一)
这里的农民有一句俗语:“望冬莫望年,吃了年饭又下田。”意思是说过冬节的时候农活已经干完了,可以歇歇了,但是过年以后就是春耕的季节了,忙碌的日子又开始了。
春节只休息四天,节后春耕春播马上就进行了。因为那时候人们信奉“人定胜天”,主观地把农业耕作的每个季节提前,提出“清明前莳完田”,在冬末春初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就开始播种了。但是霜冻经常冻死秧苗,所以浪费许多的谷种了。
稻谷播种的工作很复杂的。首先是把秧田灌水,将冬耕晒硬的土地淹灌,然后驶牛把泥土耙烂沤松。我们妇女的工作是踏落田里,用双手捞干净泥水里的稻草头和杂物。春寒料峭,清晨的水面上还浮着薄霜,水牛退缩着在农民的大声吆喝下踏入水田中。我们冷得搓着手跺着脚在田埂上跳来跳去的,等队长一露面,大家就很不情愿地辟里巴拉跳进田里。捞着杂物的双手冻得刺痛麻木,红通通的好象僵硬了一样不能弯曲。
等杂物都捞干净以后,农民把稀泥耙平,分成一畦畦,由田间管理员把泡过的稻种撒下去。过几天绿油油的秧苗就会长出来啦。
在三月中旬春插开始了。这是个争分夺秒的工作,必须在清明前莳完田。社员们分成耙田、挑秧、莳田等几个小组,早出晚归。我和妹妹负责挑秧苗,就是把秧田里的秧苗铲起来分送给莳田的社员。这项工作技术性很高。铲秧苗要附带着泥土厚薄适中,太厚了重量大挑不多,太薄了把秧苗的根铲断了,它就植不活啦。铲起来的秧苗一片片的顺着斜排在秧盆上,更不能把秧苗压断了。我们在老农的示范下谦虚地学习着。
秧苗装满两盆后,我们就挑着送到田里。这挑秧苗也很讲究的,必须观察莳田的社员在什么地方要接着用到这盆秧,就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太远了就接不上了。然后把用完的秧盆拣回去继续装。开始我们不懂,总是在田里踏来踏去的,踩出许多的坑洼,还赶不上需求进度,被莳田的社员责怪了。
我没有在田埂上行走的经验,有时看见那光光滑滑的地方就踏上去,谁知道那是田间管理员刚刚修筑好还没有干硬的田埂,我“噗嗤”一声就陷进去了,把田埂也踩塌啦,秧苗倾倒撒满在上下田的水里。我被田间管理员骂了个狗血淋头,好狼狈的。
我们生产队有许多的土地在山边,这样的田地有的地方是有沼泽的。农民都会绕开它们。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就经常陷进沼泽里。我不小心一脚踏进去,稀泥就“吱吱”地响,人就一点点地陷落,没过了大腿,那泥水浮着锈色,阴冷黏糊的,底下或者有沙石或者是无尽的深渊,好恐怖的感觉。我大声地呼喊求救,附近的人赶紧使劲把我拉起来。
春插的劳动量是很大的,除了我们挑秧苗劳累辛苦外,那犁田、插秧的社员更辛苦。插秧每人每天的任务是超过一亩的,从早到晚弯着腰一株一株地把秧苗插下去,还讲究横直间隔相等,保证成活。晚上收工的时候社员们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经过了大约半个月的辛勤劳动,春插就完成了。那广阔的原野披上了翠绿的春装,柔软的小幼苗在春风中舒展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十三)
花生是生产队重要的经济作物,它的产量直接关系到社员的食油供给,因此花生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可以说是见缝插针,沙质的水田、旱地、山坡地等都开垦成为花生种植的地方了。
在种植花生的季节,生产队安排社员晚上开夜工剥花生,就是手工把带壳的花生剥去壳,剔除瘪小变质的颗粒,挑选颗粒饱满的作为种子。我们在仓库暗黄的灯光下认真地筛选着合格的花生种子。
花生的种植是很精细的工作。需要把土壤耙得很细碎,分成一畦畦的,然后一行行地进行播种,每一粒种子间隔一把沤了肥料的草木灰,花费许多的时间的。我们一般是做撒草木灰的工序。
等花生幼苗生长出来以后,需要经常的松土、除草、施肥。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它们开出黄花的时候撒上生石灰,这样花生的果实才能饱满,产量才高的。
生石灰需要到很远的白石墟灰窑去挑。灰窑的石灰是用黄沙蚬的壳烧成的,很轻很滑,比石头烧的石灰细腻许多了,腐蚀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才把石灰挑回来。虽然路途很远,但是我们都乐意去的,因为很难得的去一趟墟镇啊。那里有我们很稀罕的食物如包子、云吞、糖水,还可以去逛逛商店,即使没有许多的钱去买东西,也可以过过眼福呢。我们装好石灰以后,就利用时间空隙去买一碗一毛钱加一两粮票的小云吞尝尝,也是很满足的享受啦。
(二十四)
春种结束以后就是忙碌的田间管理工作了。我们需要给农作物除草施肥。
稻子的除草工作很独特。首先是手工拔去大棵的野草,如稗子、三角草、过堂蛇草等。然后就用特制的木柄很长的耘田耙一行一行地撑耙,期间还泼洒大粪、化肥、草木灰等肥料。我们在烈日下踏在水田里,来回不停地撑,耙出深深浅浅的小泥沟,以期把小野草除去。粗涩的稻草叶子把我们脚肚子嫩嫩的皮肤刮得又薄又红,被那肥料的细菌感染了,就会溃疡灌脓。损伤了的皮肤每踏一步都火辣辣地疼。我就在晚上涂一点蓝药水,当时也不知道如何护理的。
最讨厌的是那水中的蚂蝗,那丑陋的样子真的很恶心,不声不响的就沾上来,吸饱了我们的血,吸得紧紧的扯也扯不掉。当然我也没有大呼小叫的,只是默默地赶紧把它搓掉。
天气渐渐地炎热了,农业的特点是室外作业,我们每天顶着烈日劳碌在田间,皮肤晒黑了,手脚也粗糙了。每天我们需要喝许多的水补充水分,为了解渴我们学习农民把葫芦茶泡在水中煮。我和妹妹每天要煮两锅的茶水,用军水壶装到野外,喝水就象牛饮一样大碗地“咕噜咕噜”地喝,真的一点斯文也没有啦。
(二十五)
为了发展副业提高收入,生产队与广州花木公司签订了合同,供应草蜢给他们出口。生产队组织了年轻的男女社员成立了打蜢队,我和妹妹也被安排进去了。
我们在每天早晨吃饭,然后一齐到大山上去捉草蜢。我们的“装备”是一个竹子编织的小笼子,一根安装着纱网的罩子,还有就是自己扎的树叶扫子。从此我们跟着年轻的社员们踏遍了新塘永和地区的山山岭岭。
我们用树叶扫子拍打草丛,把草蜢赶出来,然后就追着它,等它歇息在树枝、草头上的时候,就猛然地把纱罩按住它,捉起来关在笼子里。有时追出许多的路程才捉住一只大家伙。运气好的时候一天也可以捉二百多只吧,有时运气差,才收获几十只的,回去就被队长骂了(因为他怀疑我们偷懒了,其实很冤的)。
当地年轻的社员土生土长,在山岭上奔跑如履平地。当我垂头捉着草蜢的光景,他们已经翻过了几个山坳了。每每当我抬头张望,莽莽四野总是不见人影,只有头顶呜呜的松涛声和阵阵山风吹刮荒草的“嗖嗖”声,我有点害怕了,马上不顾一切地奔跑去寻觅他们,看见了他们的踪影心里才平静下来。所以我每天捉的草蜢数量总是很落后的,无奈啊。
我们没有自行车,每天要走大约三、四十公里的山路,在野外我们经受着阳光的暴晒、骤雨的冲洗,渴了喝几口山泉水,饿了有时就偷摘农民的桃子、番石榴、白榄吃。
令我最恐惧的是在山上经常遇到的毒虫野兽,还有肮脏的东西。我们的树叶扫经常扫到黄蜂窝、山蚂蚁窝,一不小心就被它们蛰了。有一次我扫到了一个大草窝,“蓬”的冲出一只大鸟,腾空而去,吓得我目瞪口呆的;又有一次我一扫,一条大蛇从树下窜起来足足有一米多高,象手臂那么粗的,它慌张地钻进石缝里去了,我吓得回头就跑,以后好几天看见竹子树枝都打哆嗦。最害怕的是误入了坟地,那一排排的金塔还有散落在地上的骷髅骨,总是使我半夜发噩梦。
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我和妹妹商量决定,我们不去打蜢了。第二天我们就挑着畚箕和社员一起去收花生了。队长看见我们姐妹,眼睛一瞪,大声地说“怎么不去打蜢了?马上回去出发!”我说:“很害怕的,不去啦。”队长苛斥道:“不去干什么活都不给你记工分!”但是我们是横下一条心了,不管队长怎样骂,我们就再也没有参加打蜢队了。
(二十七)
生产队一千多亩的土地种植着各种的农作物,需要许多的肥料,但是在那个年代化肥是很金贵的东西,最普遍的化肥就是氨水了。我们生产队分配到了氨水指标以后,就租用大队的大型拖拉机去广州氮肥厂运回来。氨水运回来之后社员们就把它们挑到氨水池里储存,等需要施肥的时候加水稀释施放。我开始挑氨水时不懂得看风向,往往被氨水熏得流鼻涕流眼泪的,一不小心还溅在手脚上,皮肤马上就火辣辣地疼。后来老农提醒我,要站在上风的地方才可以避免熏到的,还需要穿长袖的衣服才可以保护自己。
为了筹集更多的肥料,生产队大量收集农家肥,组织社员去捡牛屎、割绿肥。我很讨厌去割绿肥的。割绿肥是去那村前屋后、山边溪畔割那野草,如白花草、苦楝叶啊什么的,还有是那山涧湿地的嫩杂草,粘乎乎湿答答的,有许多的小飞虫扑面而来,咬得人痒痒的。而且每次都要求割满一大担才可以回来。
我曾经在山涧上割着绿肥的时候突然刮起了狂风,暴雨倾盆电闪雷鸣的,等我拼命地跑到山下有人居住的地方,全身已经湿透了,冷得发抖,而那雷电就在面前噼里啪啦地炸着。
有一次我过了河的对岸割绿肥,又遇到台风暴雨引起了山洪暴发,滚滚的浑浊的洪水卷着枯枝败叶使河流突然拓宽了许多,我不能淌过去回家了。我只好丢下担子,一个人顺着河流往上游走,一直到了水库的闸口,遇到了镜林叔在疏通排洪道。他一看见我,马上不顾危险跨越排洪道,牵着我的手把我拉过了对岸。那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忘记了害怕,如果我脚一滑,说不定我们就会被山洪卷走啦。
那时浮夸风比较厉害,公社要组织积肥大检查,大队和生产队就把社员们动员起来下死命令,集中人力割绿肥。但是那么多的人去哪里找那许多的绿肥完成任务呢?我们姐妹为了不落后于人,悄悄地去到邻近公社的村落的后山,拿着一根长竹子绑着镰刀,不管它是什么树木,都把叶子钩下来。那茂密的苦楝树让我们钩得只剩下最顶端的一蔟叶子,好象一把小小的伞在撑着。我们把叶子装好马不停蹄地就逃跑啦。回头望望那光秃秃的树枝,真是被摧残得惨不忍睹啊。
我们回家之后,在门口的树下用柴刀把树叶剁成碎碎的堆起来,再去鱼塘里打些烂泥糊在上边,封闭起来沤着。当大队干部来验收的时候,还夸奖我们做得好呢。其实我们能够完成任务不挨批评就算走运了。
听说为了应付检查,公路沿线的生产队都把绿肥堆积在公路两旁,那大大的堆垛里,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还是我们比较实在吧,起码是真正的绿肥嘛。
(二十八)
我们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为了腾出仓库准备储存夏收的粮食,队长张罗着给我们知青盖房子了。我们听见了好高兴的。
房址选在晒场前面向南的山坡地上,有几棵老乌榄树遮盖着,很阴凉的地方。
经过了两个月的建筑,房子造好了,一排七间的泥砖房子,大约每间十来个平方吧。我和妹妹的两间连在一起,中间开了一个小门,也算是有厅有房了。我们在外面那间布置了厨房和洗澡间,这样我们终于可以有一个自己真正的家啦。
我们的卧室应该说是最简单的设置了。两张木板床是四块的床板,我们把三块床板并在一起做床合铺睡,另外的一块床板用砖头架起来放东西,上边放着一个纸箱,装着我们的碗筷和水壶,闹钟就放在床边。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劳动工具放在靠墙角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其余的地方就空荡荡的。
从此我们可以有自己自由自在的空间,可以用野花点缀家居,邀请知青同学来做客,为朋友煮出各种花样的饭菜啦。
后来我们还养了鸡、鸭和白鸽,收获不少的鸡蛋改善了生活。
美中不足的是房子的地上是没有铺地砖的(那时人们很贫穷,全村都是这样的啊),直接就是压实了的黄泥。走得多了泥土就松了,地面坑坑洼洼的,我们就拿一些湿黄泥来填补。由于桁角没有杉树而是松木做的,潮湿的地方偶尔会有白蚁光临,它们会蛀蚀我们的家当。妈妈在广州给我们买了白蚁药来防治它们。
(二十九)
夏收很快就到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要把稻谷割回来,还要收获花生、荔枝、黄麻等作物,跟着是紧张的夏种,季节性的工作刻不容缓,可以说是分秒必争了。
荔枝是增城的特产,新塘永和地区是闻名的荔枝之乡。在六月末七月初的季节里,红彤彤的荔枝挂满了枝头,把树枝也压弯了。驰名中外的优良品种桂味、糯米糍,引人垂涎。摘荔枝和割水稻是同时进行的工作。生产队安排年龄大的妇女和会爬树的男人去摘荔枝,我们年轻人就只能去割水稻的,所以我们只能是“望树兴叹”白流口水了。当然我们也会有得吃的,在晚上生产队会把挑出来的爆壳的、细小的荔枝分给社员吃,而质量最好的荔枝是送到供销社卖给国家出口了。
如果社员需要买新鲜荔枝,就要经过队长批准。那三毛二分钱一斤的糯米糍荔枝,在当时是很贵的价钱了,许多人是不舍得多买的,我每年都买一些送给父母尝尝。
夏天割水稻不同冬天,田里的水依然是灌满的,我们只把水稻长有谷子的上半截割回去,在晒谷场上用电动打禾机来脱粒。我们是白天割禾,晚上开夜工脱粒。我们的任务是每昼割三担禾棵,每担是十二把,一共是劳动三昼的。在那大暑节气毒辣的太阳下,田里的水是滚烫的,我们弯腰躬背忙碌地割着,滚滚的汗珠不停地冒出来,也没有时间去擦。那讨厌的蚂蝗还经常偷袭我们。
傍晚时分,晒谷场上就堆满了很大堆垛等待脱粒的稻子,我们放下镰刀马上就开始脱粒了。大家分排成面对面的两行,拿着禾锹或者长竹,把从电动打禾机中喷出来的稻草扬起来,使谷子落下来。一直到把当天所有割回来的稻子都打完了才可以回家做饭的,一般是超过晚上九点钟了。我有时太累了,就一边扬着稻草一边打瞌睡,朦朦松松的向对面的人倒过去,被扬了一头一脸的稻草了。
我们没有家人煮晚饭,又累又饿的如果等收工以后才做饭,真的宁愿睡觉也不吃了。我和妹妹合计好,轮流“偷鸡”回去煮饭。一到差不多的时候,我给妹妹掉个眼色,她就装着去厕所,回家把米落了锅,烧起柴火,然后回来干活。等一段时间估计差不多要添柴了,又轮到我去“上厕所”了,哈哈,那样我们就可以很快有饭吃啦。男生们却没有那么便利了,他们有时真的收了夜工不吃饭就睡觉啦(或者是中午煮多点饭,晚上就将冷饭和着开水吃下去算了)。
无论晚上什么时间收工,第二天是照样晨早开工的。夏季是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遇到有台风预告的日子,就不分昼夜地抢收抢割了。我们也累得差不多趴下了。
(三十)
收获黄麻的工作就轻松一些。我们在田里把黄麻拔下来,搬到附近的树底下,一根一根地把青青的麻皮剥下来。只要用点劲麻皮是很好剥的,剥出来的麻皮分捆成一小扎,大部分直接摊在地堂上晾晒,晒干了的生麻卖给供销社,小部分就放在水塘里泡着,那白净的麻骨就给我们做燃料了。
黄麻在水塘里泡三、四天后,队长就安排社员去刮黄麻了。刮黄麻是人站在过膝的水里,手拿两块小竹片,把黄麻分开一小缕地夹着,把泡腐烂了的杂质刮走,只留下那纯净的麻纤维,晒干以后就是雪白的熟麻了。熟麻拧成的绳子特别的坚韧耐磨,农民都喜欢使用它。
只是在刮黄麻的时候人也泡在那充满腐臭杂质味道的水里,很不卫生的。有一次扬扬妹妹来例假了,仍然被安排泡在水里干活,结果受凉了,身体很不舒服。回去广州的大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因为劳累和受寒引起了月经倒流,吃了许多的药才治好了。
(三十一)
那时农村的医疗条件是非常落后的,大队的医疗卫生站里只有两个赤脚医生,他们包揽了所有的医疗、预防工作,还经常下乡为社员看病,很受欢迎。赤脚医生是从农民中间挑选出来经过培训而成的,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院教育,卫生站的设备也很简陋,所以只能医治小病小痛的。我们知青如果有什么大的病痛一般是回广州医治了。
扬扬妹妹年纪小,才十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营养,却要从事繁重的劳动,她身体出现的毛病就多。她在农村曾经患过黄疸性肝炎、呼吸道病毒感染等严重疾病,幸亏都发现得早,及时送回广州的大医院治疗,所以也恢复得快,没有留下什么的后患。
我也曾经患过不少的小毛病。有一次我左手的指丫长了一个小泡,有点痒,慢慢的手指和手掌就肿起来,一直延伸到手臂,肿得亮晶晶的,伴随着刺骨的疼痛,使我夜不能寝
。我只好去蔡村找调到大队榄厂担任保管员的瑞伯。我捧着手一看见他,眼泪就“叭叭”地掉下来,我说:“瑞伯我的手好疼啊!”他马上很仔细地看了看,跟我说:“别怕,别哭啊,是患了‘老蟹叉’了,我回去给你找药。”瑞伯是祖传的牛医,懂得许多的土配方。傍晚收工以后他就到山上采来草药,和着红糖在砧木上锤,锤烂了就把它敷在我的手上。那药凉阴阴的,减轻了痛苦。过了两天,那脓血就穿破了手掌的两面皮肤涌出来,随后肿胀慢慢地消了。等收到爸爸的来信叫我回广州医治的时候,我的患肢已经开始蜕皮,差不多好了。
男生文华被分工去驶牛,在烈日下他光着膀子劳动,背部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我提醒他:“你披一块布遮遮吧。”他“呵呵”地笑着说:“不怕不怕!”但是后来他可能因为暴晒过度患了肺积水在广州留医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的,因为农村的卫生条件差,劳动时经常接触粪尿,受细菌感染的机会多,还有许多不明原因的奇难杂症,不少的人在山上、野外作业还会患上石黯疮、松毛虫毒疮等等的。
我读书的时候做过卫生员,看见这里缺医少药的,就在家里设置了一个药箱,从广州带回一些常用药,如保济丸、万花油、消炎散、棉花胶布等,村里的人们有什么小伤痛都来这里包扎,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
(三十三)
农忙过后,立秋节气的气候开始凉快起来了。生产队也进入了农闲的季节。我们在秋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主要的劳动是收获白榄和乌榄,还有是铲草皮泥。
在增城山区,白榄和乌榄的收成也是农业的一大项。那漫山遍野高大茂密的榄树一行行的,绿叶婆娑,秋天果实累累。农民们男的拿着一根长竹子,爬到树上使劲地打,女的就在树下捡着。那榄子密密麻麻的,一下子就在地面铺上厚厚的一层,我们欢快地用手捧着,充满丰收的喜悦。
白榄和乌榄收获以后是送到供销社去卖的,收购价是五分钱一斤。社员们也买许多的回家做榄角。他们把乌榄放在热水里泡软,把肉脱出来掖上盐晒干,就成为榄角了。他们还创造了淡榄角、干榄角、湿榄角等不同的花样,各有风味。我们也学着做一些带回广州给家人尝尝。
做榄角很费时间的,而且是在工余时间做,一般是在晚上了,所以村民是呼朋唤友去帮忙。铭伯住在仓库旁边,他就叫我们去帮忙。他做许多的,每天一大锅连做几天,如果晒干应该有好几缸吧。他总是叫我们多放盐,我不解问他:“那么咸怎么吃啊?”他说:“政府不是说备战备荒吗?多放点盐以后打仗的时候可以储存着吃啊。”我情不自禁笑起来:“如果打仗了你连饭也说不定没得吃呢,还吃咸榄角啊?”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铲草皮泥是把山坡上的山草铲下来晒干,然后堆在一起点着火沤烧成松松的草木灰,再掺入磷肥等肥料留待冬种做基肥。
在晴朗的秋天我们在山上铲草皮泥,阳光晒北风吹,烟尘很大的,皮肤很干燥绷得紧紧的,特别的粗糙了。
(三十四)
大队对知青是有专人管理的。我们大队管理知青工作的是姓吴的民兵营长,他曾经是罗瑞兴大练兵运动的尖子,一个比我们年龄大不了多少的退伍军人。他对我们说话总是很严肃的样子,我们开会学习都是他召集的。后来知青们觉得休息时间太少了,就一致要求建立定期学习制度,以期拥有既能够休息叙旧,又可以计算劳动工分的一天。大队同意了我们的提议,定于每月的二十号让我们知青学习一天。到了那天我们都自觉地聚集在大队部,享受难得一天的放松,中午还可以吃一顿有肉的饭。
大队顺应我们知青的要求,批准我们每个人可以去大山砍一棵松树做家具。同学们就借了斧头、锯子,带着绳索和扁担上山了。男生们力气大,在山上专挑那又粗又直的大树来砍,那树木很重的,在那陡峭的山路上扛着,很吃力。下到山脚他们就用绳索捆着木头用扁担来抬,群策群力地把木材搬回去。
我和妹妹也允许砍两棵的,如南生产队的男生体谅我们姐妹身体单薄力气小,就帮我们把木头砍回来了,放在我们宿舍的门前。那两根三米多长的粗粗的大木材,他们花费了多少的力气和汗水啊,我真感动。
后来知青们就有了桌子椅子等简单的家具了。
(三十五)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教育下我从小勤奋学习,成绩也算优秀吧。我从小的理想是努力读书考上大学。身不由己地来到农村后,开始的新鲜感减退了,每天辛苦的劳动没有尽头,我终于从迷茫中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再也不能回到学校读书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还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走入学校的大门,继续我的学业。无数次在睡梦里我梦见自己坐在课堂里,和熟悉的同学一起聆听老师讲课,那宽大墨绿的玻璃黑板、热情洋溢的老师、整洁的书本和作业本……,我置身其中其乐无穷。当我从梦中回到现实,巨大的失落感笼罩着我的心。
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连报纸也没有得看的。除了给家里写信,我就没有机会拿笔了。外婆曾经问我:“你现在还会写字吗?”她不知道我在梦里也还在写字啊!
如南生产队的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书柜,里边装满许多的旧书籍,多数是文革前的作品,是大家收集起来的,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那时却成为我们知青的宝贝了。我经常去那里借书看,好象饥不择食了。
扬扬妹妹才读了一年中学,她年纪小天真活泼,参加了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整天蹦蹦跳跳的,好象不知道忧愁。我心里怜惜她,我想:如果有机会让我们两个中间的一个离开,我一定要让她回到城市里去读书!
(三十六)
扬扬妹妹是全大队年龄最小的知青,可是她很努力很优秀。
她跟随公社宣传队不辞劳苦走遍四乡表演,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那一年增城县宣传队专门来招考她,她的身材样貌和舞姿都通过了,可惜唱歌的考核因为她患过呼吸道感染造成了声音有点沙哑,所以落选了。但是她还是那么的开心,每天乐呵呵的开工。
她曾经抽调到公社参加麻风病预防检查,到水利工地里参加劳动。
在生产队里,她担任了记分员,即使是在半夜开工的山头、田地里,也打着手电筒认真地登记出勤人数。
后来队长安排她做收肥员,就是每天去社员家的猪栏里收集猪屎。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农民家里的肥料也必须归公的。妹妹每天钻进各家各户那低矮破烂的猪圈里,用畚箕把猪粪装起来挑到大粪坑去。她的身上总是很脏很臭。但是她还是没有怨言,很辛勤地劳作着。
直到1974年11月,扬扬妹妹幸运地被挑选到广州读中专了。经历了六年的农村生活,她终于回到了广州。
(三十七)
每隔几个月,爸爸就来探望我们,给我们带许多好吃的东西。
那时爸爸工作忙,单位管理很严格,出外也需要批准的。爸爸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所以他必须在晚上赶回去的。他清早从家里出发,踩着单车经过广州—黄埔—南岗—新塘—九如,全程来回有一百多公里,光在路上就得花费七、八个小时。
爸爸的到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悦。我们带领他穿过田野登上大山。在山上远眺,爸爸很兴奋的,他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故乡。他给我们讲他小时候在家乡的趣事和前辈创业的艰苦辛酸。爸爸语味深长地教育我们姐妹要安心劳动,服从领导,不要有什么胡思乱想和出格的行为。他话语的涵义隐晦地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会变化的。虽然我们阅历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们很坚定地答应他,我们不会令他失望的。每次爸爸临走的时候总是拉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听话啊!”
我明白父亲的苦心。经过了几年的农村生活,我们的同学从年轻单纯的学生慢慢地转变得成熟复杂了。那茫然的前途使知青们产生了许多的不同想法,也出现了消极颓废的行为。有的人倒流回城了,还有个别的人偷渡去香港了。爸爸不希望我们受消极思想的侵蚀,做出危害前途的事情,他只希望我们平平安安地等待命运的转机。
(三十八)
我们生产队的男知青阿强,高大的个子,白净斯文,文静如书生。他对人总是笑咪咪的,说话很和气。也是男生中首先主动与我们姐妹说话打招呼的人。在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中他是最先学会农业技术的,他莳田比有的农民还快还好。
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等他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胡须拉杂又黑又瘦的,原来他是去偷渡香港不成功被抓回来了。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后来他又去了,这次更不幸,他被抓回来公社以后,被当成坏分子挂着牌拉去墟镇游街批斗了。他回到生产队之后,我们帮助他整理宿舍里的家当,发现他的床铺都给白蚁蛀了。我们把那霉烂的被子席子拿到树下点火烧着,那白蚁还毕哩叭拉地飞出来。我悄悄地问他:“那么惨的,你还敢去吗?”他神色黯然地说:“我现在已经是坏分子了,不去以后在这里怎么活下去呢?”我心悲戚。
他的第三次偷渡终于成功了。虽然我不赞成他这样的冒险行为,但也为他庆幸。
从此我没有再遇到他。听说他去到香港以后去美国读书了,生活得不错的。在此也捎上我对他的问候吧。
(三十九)
知青文华医治好肺积水之后,身体差了许多,队长就安排他去山边的鸡场陪一个老农养鸡。他告诉我工作倒也潇洒的,只是每天孤零零地呆在山上服侍那些鸡禽,钻在臭臭的鸡窝里,闷死了。他感到最刺激的是去追那偷鸡的黄鼠狼,最大的乐事是当没有人的时候偷偷煮两个鸡蛋吃。看着他那满足的样子,我也羡慕起来了。
在当地社员的眼中,来落户的知青毕竟是外地人,是不能融合的另类人物,因此互相也缺乏信任感。所以也发生过很荒唐的事情。我们生产队有一次被人偷了谷子,因为男知青阿帮经常有同学来找他玩的,就被队里怀疑上了。他被抓到大队隔离审查,搞了几个月,才不明不白地放回来了。我们知青都相信那不是他做的。
如南生产队的女知青阿杏,因为好心,帮回城的几个同学领了年终分红,大约二百多块钱吧,想不到晚上被人撬开知青宿舍偷走了。大队怀疑阿杏是监守自盗,把她关押在大队部几个月,每天写检讨,她是有冤无路诉的。等事情不了了之,她也差不多精神崩溃了。因为她曾经是我妈妈的学生,扬扬妹妹就偷偷地去大队部探望过她。我们也不相信她是那样的人。
到了后期知青们各有各的想法人心涣散了,知青学习日也烟消云散了,大家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我也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了。
(四十)
日月轮换四季循环,我们知青在农村和农民一样年复一年按照节气做着各种的农活,青春年华在辛劳中逝去。
新塘公社有一个“知青办公室”,是专门管理知青去留工作的。我在那负责人的办公桌上,看见玻璃板下压着许多同学的照片。我不明白是为什么,问问同学,他们说:“这样是让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印象深刻一些,有什么好的去向别忘记我们了呀。”
在1974年福建有一个叫李某霖的老师写信给毛主席,诉说他做知青的儿子生活困迫。毛主席给他寄了钱“以解无米之炊”。这件事情引起中央重视,公社就调查我们知青的收入,后来我和妹妹每人收到了二十块钱的补助金。
在1975年夏天,国家的知青政策有所改变了,大规模的招工在农村展开。大批的知青离开了农村,被安排进广州的企业工作了。
文华顶替父亲被分配到铁路局,在湖南路段做了巡路工人。我们生产队其他的男知青分配去了建筑公司钉模板了。全大队的知青分别被安排到运输、路政、房管等单位工作。知青们如潮退一样告别了农村大地,告别了那流下了他们青春血汗的地方。
我在1977年8月被分配到增城县二轻局所属的一个企业工作。从此,我结束了八年多的知青生活,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知青历程把我从一个娇柔弱质的年轻学生锻炼成意志坚毅的人,从一个寡言内向的羞涩姑娘蜕变成能言善辩、有主见的成熟女性。
难忘的知青生涯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分不开的,但愿今后国运兴旺、国泰民安吧。
后记:利用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写下了这篇回忆录,数次难以抑制热泪泉涌。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的老三届知青们,以及所有曾经务农的知青们,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二00八年九月三十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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